1970年1月21日晨六时起床天未大亮，入厕后扫院子。我连一批人参加修堤，七时吃早饭。饭后到沙场挖沙。午饭后未及休息，下午提早于一时上工，继续挖沙，紧张而又扎扎实实地干了一天。晚七时补“天天读”，班里革命同志安排开讲用会。我要求检查批斗自己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班长同意安排时间。八时‘天天听’。痔疮肿胀，坐浴半小时。十时半开始睡眠。
1970年2月4日我没有直接上大堤干活，而是同陈白尘、张天翼等等一起整修取土挖出的一段高坎，从早七时干到晚七时，中午也有那里吃饭，晚上摸黑回家。幸好我带了电筒，起了一点作用。晚饭后已近八时，在食堂购点心一斤。班上补“天天读”。自学，读报，热敷。连日痔疮坐盆热敷，略有缩小。
1970年2月25日张政委作深挖“五一六”第九次动员报告，宣布张××坦白交代了参加“五一六”组织，让他回到群众中参加斗争。张××在会上做了诚恳的交代和控诉。我（听时）激动得哭了。
以上摘自张光年的《向阳日记》，记叙了当年较有代表性的“五七干校”的三天劳动、生活、学习等改造情况。
我们再从陈白尘的《牛棚日记》中摘出三天有关记载：
1970年2月23日阴，不能出工，改两餐。七时至九时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谈“五一六”敌情。十至十三时半继续谈，插不上嘴。王朝银点我的名：“你也要写小字报，不要躺在床上抽烟！”既然是非写不可，就只好炒冷饭，把过去已汇报过的事情再摘几条……
1970年2月26日中午被派去修猪圈，泥深及踝，行动困难。下午军宣队张喜作第九次深挖“五一六”的动员报告，接着张会武交代他参加“五一六”的经过，泣不成声，极为震动……
1970年3月12日晨起雨雪霏霏，但仍然出工。坚持到下午三时，衣衫鞋袜尽湿，才收工返去。未整队，各自奔跑，我落了单。路上油滑难行，过浮桥时几乎落水；上大堤更是一步三滑，跌倒二次。在堤上举目四顾，只有去农中的路上有人，追去，却是十四连的人；急由抽水站再回大堤，幸遇王真，乃同行。我已迷不识路了，王又误引至电影口五大队，绕道而返。此时雷鸣风吼，冰雪交加，身如飞蓬，足如蹭油，失足者再。五时才回到连部。里外四条裤子以及棉袄、背心、罩衫等等都已湿透，短统雨靴灌水已满，大为狼狈！换衣洗脚后，生火烤湿衣至十时半。还有许多同志怕连换的衣裳都没有了，不知如何度此寒夜？
之所以大段摘引，为的是使读者对向阳湖“五七干校”，对当年知识分子遭受的身与心的折磨产生一定的感性认识。当事人的原始记录，比其他任何人的描述都更贴切、生动而到位。
劳动、整风、学习、批斗、反省、检讨，此外，他们还要默默地承受另一种人为的负担与重荷——形式主义的瞎指挥。
一次，韦君宜受命与舒芜挖坑修建临时厕所，一番艰辛劳作，累得大汗淋漓，总算挖好了一个大坑，两人还颇有情调地将坑的边缘修得光光溜溜。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上级突然传达新的命令，厕所要改建，得挖在另外的地方。他们不敢有半点分辩，对那个白挖的大坑一翻“凭吊”之后，唯有老老实实地执行新的任务去也。
再比如，眼看就要下雨了，却下令猛割小麦，结果无法运送，只有烂在田头；筛沙遇雨，仍不收工，而沙子被雨淋湿，就会凝结成团，既难以筛动，也达不到规定的要求；还在深夜经常性地突击劳动，打谷不止，凌晨方归，稍事休息，又得下田大干，人的精力与能量毕竟有限，其实效率极低，真是应了农村的一句歇后语：顶起碓臼唱戏——人吃了亏，戏又不好看……
这一切，被当地的咸宁老乡看在眼里，就有了“身穿破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棍，三步两跌倒”，“小雨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开会）”，“文化部不文化，干起活来挺泼辣”等民谣。
“文革”时期，全国上下只有一个脑袋在思考，一个声音在回响，此外全属异端。而知识分子凡事总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对一些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不像其他阶层那样一味盲从。但凡独特的认识，多有偏离“正轨”之嫌，就有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想当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即一般管理员）之时，对陈独秀、胡适等著名教授敬畏有加，而这些教授对一个普普通通的管理员不可能格外重视，恐怕连正眼也不曾瞧过。可以想见的是，早年的这段生活阅历会在毛泽东心头打下怎样的烙印，敬慕伴随自卑，隐隐中还会涌出一股难以觉察的嫉恨。“文革”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整体性的疾风骤雨般的改造，不能说与这种特殊的心理情结没有半点联系。接近底层，了解普通大众的疾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必要的，但“一刀切”地将那么多文化人硬性下放农村，实行半军事管制，实在是太过粗暴简单。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正是使人间变成天堂的渴望使得人间变成了地狱。”萧乾认为，“五七干校”的目的，就是“要一个不剩地把知识分子从上层建筑中赶出去，以确保那一帮人的江山永不变色。”劳动的含义，在此被规范、定义在一个相当狭隘的框架之内，脑力劳动被踢除出列，唯有体力劳动才算正宗，才叫劳动。脑力劳动是人类进化的必然产物，是比体力劳动更为复杂的劳动，是人类进步的一种标志，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一些标榜马克思主义继承人，以正宗马克思主义自居者，在无情而粗暴地践踏着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与原理。
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化干部，无论老弱病残，所有人都得参加体力劳动，盖房、开荒、挑担、施肥、插秧、割谷、扬场、种麦、挖煤、烧窑、种菜、养猪、养羊、放鸭……但凡当地农民的活路，他们都得尝试着老老实实地去做，不得有半点偷懒之嫌。所不同的是，年纪大、身体弱、病患者干轻省一些的事儿；年轻的、体质好的干重活，不亚于当地农民中的正式劳力。体力劳动的技术含量低，知识分子脑袋灵光，很多事情自然是一学就会，一点就通，时间一长，也就适应了，习惯了。种的稻谷、麦子、蔬菜，养的猪、羊、鸭不仅自给，改善了他们的物质生活，还有盈余，可上缴国家。
向阳湖“五七干校”成立于1969年9月，正式终结于1974年12月16日，名义上存在了五年多时间。而自1971年底，就有故宫专业人员等开始陆续调回北京，“九一三事件”后，与林彪密不可分的“五七干校”也就名存实亡了，1973年底，大部分文化干部已从向阳湖离开。因此，向阳湖“五七干校”实际存在了四年多时间。
四年多时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关键的是，下放向阳湖“五七干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人数之多，名人密度之高，不仅在中国文化史，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此后恐怕也难有如此荒谬的大规模流放事件了。因此，用“空前绝后”一词形容向阳湖“五七干校”，半点也不为过。“文化”一词，搁在今天早已被说烂用烂，无论什么物事，总要打上“文化”的招牌，仿佛只要沾上文化的边儿，就能点石成金，价值倍增。这是文化的荣耀，也是文化的悲哀。在中国，一旦什么物事成为趋之若骛的时髦，必定被人利用，变味走形，令人不敢接近与正视。而作为一块被真正的中国文化人的血汗与苦泪浸泡过的土地，改造与影响自然是双向互动的，向阳湖在塑造着他们身与心的同时，他们又给向阳湖留下了一些什么呢？受其影响，今天的向阳湖会是一种怎样的情状呢？这，不能不说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缘起。
2007年11月，中国第八届艺术节在湖北举行，借出差之机，我去了一趟向阳湖。本该早就去了的，却要等到我离开湖北后才抽暇前往。想想也好，拉开一定的距离，也许会变得更加冷静、客观一些。
从武汉到咸宁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温泉，不过两小时车程；从温泉到咸安区，再从咸安到原文化部“五七干校”机关旧址，建有一条宽敞平坦，长约18公里的公路，小车一刻多钟即可到达。专程陪同前往的咸宁市向阳湖文化研究会会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李城外告诉我，公路是新修的，当年，数千名“五七干校”学员不可能同居一地，而是散居在方圆十多里的范围之内。向阳湖地处偏僻，物质、文化生活都相当落后，学员们购物、理发、拍发电报、探亲返家，不得不经常往返于驻地与咸安之间，没有车辆，只有靠两条腿丈量，有时背着大包小裹，一走就是大半天时间。尽管如此，能够如此往返，这于当时的干校学员而言，也算得上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因为毕竟暂时摆脱了强加于身的劳动改造与整风批斗。
咸宁“五七干校”正式解散，向阳湖移交当地政府，不久成立了咸宁县国营向阳湖农场。几千人先后离去，向阳湖“人去楼空”，农场难以为继，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再种植庄稼，很快被生命力极其旺盛的野草所覆盖，成了一片适合放牧的草场。于是，向阳湖奶牛良种场应运而生。昔日湖汊变滩涂，垦荒为良田，今日田地生杂草，草地变牧场，短短的时间内，向阳湖可谓大起大落，饱经沧桑。
“五七干校”机关旧址位于“四五二”高地，因其海拔高度45.2米，故名。湖区是一览无余的平原，这儿算得上一处制高点，可远眺向阳湖，1981年更名为观湖墩。座落其上的“五七干校”机关旧址现已列为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门外立有一块2米多高的长方体“向阳湖文化名人旧址”纪念碑。走近两扇红漆斑驳黯淡的窗式铁门，“五七”、“干校”四字分别焊结在左右门扇的直立钢筋上，字号之大之凸之显赫，令人触目惊心，过去的一幕犹在眼前。可进入铁门，里面却是一片寂静，唯有几幢当年的红砖红瓦平房，在默默地诉说着当年的历史与喧嚣。30多年的岁月悄然流逝，当年不少学员已然作古，即使年轻人，也进入了老迈之年。院内空空荡荡，除我们一行外，见不到一个人影。我在平房的廊檐下走着，总想发现一点什么，抓住一点什么。每扇门前，我都要停留片刻，以搜寻当年遗留的点滴印痕，在空寂寥落的当下与轰轰烈烈的“五七干校”之间，串起一条贯通的纽带。突然，我的眼前一亮，但见一扇房门旁的一块白色牌子上醒目地写着：“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雪峰旧居。”哦，冯雪峰，就是那个与鲁迅有着深厚情谊，爬雪山过草地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冯雪峰！门上挂一把小小的铜锁，而窗户却是开着的，透过钢筋窗棂，我极力地搜寻着，终是什么也没有发现，但又确乎感到了冯雪峰留下的身影乃至体温。一路看下来，还有著名诗人郭小川，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刘炳森，著名文物鉴赏家、《锦灰堆》作者王世襄，著名出版家、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子野等人的旧居。然后呢，是向阳湖奶牛良种场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看来当年的房屋终归派上了新的用场。还有一间是破产企业管理人办公室，破产企业？所指何也？不过这一念头只在脑海一闪就消失了，我没有深究，也没有必要作此深究。
游览向阳湖“五七干校”机关旧址的最大收获与惊喜，就是见到了李城外等有识之士与相关单位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向阳湖文化展览厅。里面陈列着当年学员们用过的各式农具、留下的各种生活用品，那些今天业已消失的蓑衣、马灯、煤油灯、茶缸等物件，则显得尤为珍贵。一路看下来，当年学员创作的诗歌引起了我的浓厚兴趣，诗的质量倒在其次，关键在于抒发了他们决心刻苦改造自己的火热胸怀，诗中所流露的真挚情感让人感慨万端、深思不已。其中一首署名“五大队十七连朱思及”的《扬场》颇具代表性，不妨抄录如下：
机声震落垛上露，战士笑看太阳出。一片稻场黄入天，万堆谷山出平湖。
透过一张张发黄的纸片，看得出这是一些未经“篡改”，算得上“原汤原汁”的“真迹”。“五七干校”停办，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向阳湖“五七干校”作为一处不堪回首的“文革”遗迹，谁也不愿正面触及，一些珍贵物件就此销声匿迹、湮没无闻。等到人们认识其价值，再来重拾旧缘，就显得十分困难了。2000年6月6日，在李城外的发起与组织下，向阳湖文化研究会应运而生，一群有志之士知难而上，从历史的河流中一点点地打捞、积累，当地政府终于建成了这一纪念馆式的实物展览。内容与形式虽有待充实完善，但他们的毅力与执着实实在在地感动了我。
向阳湖文化研究会迄今已拥有会员一百多名，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搜寻遗物，采访干校学员及周边乡亲，不断研究，撰写文章，有力地丰富了向阳湖文化的内涵。会长李城外自不待言，副会长、工商银行咸宁分行副行长罗勇毫无保留地给我提供资料，副会长兼秘书长、《楚天声屏报·咸宁版》总编辑金戈，理事陈海燕、万红英等人也向我叙说了当年干校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真相。
没有他们的努力，我前来此地，面对的会是一些什么？只能是一片黯然无色的空白与虚无，一切的一切，将从何说起？
第一批文化干部刚到咸宁“五七干校”，一下子难以适应当地环境，所带物品也有限，便到就近的向阳湖镇（原甘棠公社）购买。虽然下放农村了，但他们仍领取国家工资，根据不同级别，每人每月100元至500元不等，个别干部甚至更高。以当时物价而言，100元人民币，抵得上一名当地农民一年的所有收入了。因此，学员们极强的需求欲与购买力，一下子就将镇供销社的所有商品“抢购”一空。这对消费水平有限的当地人来说，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与“新闻”了。商店赶紧进货，并对学员限量供应。于是，这些京城下来的不懂农活的“秀才”们，在老百姓眼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款”。
干校学员一年难得上几趟县城，去得最多的，就是向阳湖镇，购物在甘棠街供销社，看病上195医院。在一股强烈的怀旧情绪笼罩下，他们将甘棠街供销社亲昵地称为“小东安市场”、“干校的王府井”。第一批学员下放之初，干校白手起家，一切从头做起，学员分别住在附近农民家中。他们最初的劳动，便是建干打垒的房子，有一个寄身的落脚之处。随之而来的第二批、第三批学员，便不必寄宿老乡家中了。因此，向阳湖干校存在的几年时间里，除当初的短暂时间外，不仅干校学员与当地农民接触较少，就是学员与学员之间，因散居在窑嘴、祝家垴村等向阳湖方圆十多里的十几个村庄，即使是不同连队，相互间的交流也较少。
副会长罗勇告诉我，1970年初，年届70的冰心下放向阳湖，劳动改造之余，为人题写对联。当地农民见状，视为稀罕纷纷跑来观看，皆赞不绝口地叹道：“没想到一个老太婆，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当然，他们更没想到的是，眼前站着的是一个比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不知高超多少倍的享誉世界文坛的大作家。
这是时代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
当然，只要我们客观一些，进入视野的也不全是悲哀，也有某些积极的、正面的因素，苦痛之中不乏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