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个家里最害怕的还是那个做父亲的人。他在后来调往一所轻工业学院工作之前，一直在一个医药研究所里工作，每天匆忙地去试验室上下班或者加班，他和那些烧杯、天平、试管、显微镜相处得最和睦，它们才是他的亲人。在外面他名声极好，大家都夸他脾气温厚风度儒雅。但谁也不知道他一回到家里来就完全变了模样，总是板着面孔，对家里所有的人都发火，尤其是对待像耗子一样总是缩在一个角落里又卑微又倔强的我。他对我说的话全是吼出来的，仿佛他的喉咙是个上了膛的枪。这个家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做父母的永远是对的，做孩子的永远是错的。父亲偶尔也对我和蔼一下，比如有时候他用很温和的声音从厨房里喊道“小抒--”，我马上吓得打个哆嗦，心里飞快地在搜索，我到底又犯了什么错误呀？我战战兢兢答应着，那边又很温和地说“你过来一下吧。”这下我可吓坏了，突然召见我，肯定不会有好事情，我磨磨蹭蹭地往那边挪步，想推迟一下灾难的降临，好不容易挪过去了，那个做父亲的人手里拿了一只削好的苹果说“你把这个苹果吃了吧。”我表情愧疚地伸过手去，那副自卑的样子似乎在表示自己压根就配不上那只苹果，我接下苹果来就快快地跑掉了，我害怕要是晚走一步，那粗暴的巴掌就会像飞碟一样地过来了。每当我挨过打又被关在我的小屋里继续罚站反省的时候，我都在心里发誓长大了要报仇，并且把屋子里的闹钟拨得快一些，如果要我站一小时，从一点钟站到两点钟，那我就把表从一点拨到一点一刻。我是个从来不告饶的孩子，我宁愿多挨打多罚站也不肯告饶，这个毛病使我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不断地吃苦头，上高三时有一次我得罪了刚刚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女老师，她要我写检讨，我把检讨写成了讨伐檄文，惹得那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女老师哭了起来，直接找到校长，要求惩办我，后来他们把我揪到校长办公室里去罚站了，这一点儿也吓不倒我，他们不知道我从六岁起就罚站，对于罚站早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罚站既不能摧毁我的体力也不能推毁我的自尊，更不能使我对任何人做出让步。这些都应该感谢我的父亲。后来我从书里才知道，在中国并不是唯独我的父亲才如此，还有不少像我父亲一样的人，比如贾政，比如周朴园，他们比我父亲或许还要厉害些。如果把一个家庭看成是一个国家，那么父亲大约就相当于这个国家的公检法、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母亲大约相当于文教卫生组织。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补偿，唯有爱是不可以补偿的，它倘若在该来的时候没有来，那就永远地晚了。
我和父母的关系是在他们开始衰老的时候出现和解的。他们在某一天突然从家长变成了孩子，他们做事没有了主见，连买什么牌子的空调连感冒了吃中药好还是打针好都要打长途来唠唠叨叨地反复征询我的意见。甚至他们吵架的时候也需要我去调解，周末他们为更换什么样式的水龙头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吵了架，一个在家里生闷气，另一个离家出走，跑到办公室里去了。那个在家里生气的从家里打长途到我这里来把对方控诉了一个半小时，最后嘱咐我打电话到出走者的办公室里去劝说和理论；刚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声又响了，那个出走到了办公室里的又从办公室里打长途过来也把对方控拆了一个小时，最后同样嘱咐我打电话给家里生闷气的那个人进行劝说和理论。放下电话，我根据他们各自提供的信息和证据，分析了每个人的心理，决定了该怎么说和，于是先打长途到家里去说上两个小时，再把长途到办公室里去说上两个小时，等到他们和了好，出走的人回了家，我还要打电话回家再证实一下，同时做个总结。这样的事情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我们三个人在三千里长途电话线中说着滔滔不绝的废话，每句废话都价格高昂。终于有一次我烦了，建议他们干脆离婚或者分居。没想到他们对我如此不恭敬的话并没有生气，而是一个感叹人生无意义，一个抱怨年纪不饶人。
我喜欢他们的衰老，他们的衰老使他们变得柔软慈祥，同时给我带来了解放。
画面一：一段被急驶而去的汽车远远撇下的蒙满沙土的劣质柏油路。
画面二：在越来越浓的暮色里，在紧紧锁着的两扇木头门旁边，一张表情绝望、泪水横流的小脸。
这两幅画面永远留在了她的记忆里了，一辈子抹不去。她的心底至今还常常浮现起跟幼年时期一模一样的无可奈何的孤寂和落寞，还有无家可归的惶恐。她长大后成了一个极不合群的人，她神经质，敏感，多情、决绝、无缘无故地自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地骄傲。她到比她大很多岁的异性那里去寻找爱情，她写诗给他们--除了写诗，她什么都不会。
写诗是她表达爱情的唯一方式。她像鸡蛋碰石头一样用诗歌跟这个世界上的男人打交道，写诗替代了暗送秋波和明眸善睐，替代了体态婀娜和风情万种，替代了绣荷包赠素帕抛绣球，写诗甚至还可以替代性。写诗最终替代一切。那没有说出就已咽回去的爱在纸上开出阴柔的花来。当她与自己不看重的男人打交道，她会妙语连珠神气活现，而真正跟自己深爱着的男人在一起时，她就目光呆滞表情僵硬，就会变得拘谨、变得不自由、变得不舒展了，浑身的关节都像用胶粘住了似的。她知道她那时候的样子不好看，她半低着头看人，样子的确不好看，可是她又实在做不出别的样子来了。那在心里酝酿了整整半个月的话，不到十分钟就说完了，而且词不达意。在她爱的男人面前，无论她心里如何风光旖旎，外表却总是枯燥的乏味的，而且内心越丰富，则外表越贫乏，外表越贫乏，则内心越丰富--她认为幼年时期因为缺乏爱而产生了后来对于爱的过于贪婪的补偿性追求，连同害怕随时被扔下而产生的孤单、恐慌和患得患失，以及后来父母亲对她的矫枉过正的管教，统统加在一起，年深月久就形成了一种类似于专制制度下的胆怯，这其实是一种变态：寻找爱情在这里成了为自己寻找一个家长，一个父亲，一个领袖，一个船长，一个校长，一个统治者，对方在她的眼里必须要光芒万丈，犹如黑暗中的灯塔，指引前进的航向。这种变态最终沉淀到了性上来，要自由，就不能去爱对方；要爱对方，就不能自由。她这个样子，到了三十岁还久治不愈。
她在她爱的人面前永远紧张得像个处女。其实在她二十岁之前，在她真的还是一个处女的时候，她瘦小拘束的外表之下的躯体里就充满了否定，对世界规范和自我外在形态的否定，她渴望着通奸，渴望着未婚先孕，渴望着有一个私生子，渴望着跟一个已经做了父亲的男人恋爱--是的，渴望。
她并没想过一定去做，但就是停止不了这样的渴望。
她一度以为自己一生下来就是个病人。
论容貌她还算得上好看，是秀气而机敏的那种。她的理想或者说奋斗目标是她这辈子永远都实现不了的，那就是做一个柔顺随和、大方坦然、快乐无忧的女人。
我去代销店的老板娘那里打电话。我往千里之外那座热浪滚滚的城市我自己的屋子里打电话，我明明知道不会有人来接电话的，我明明知道那个叫老古的人已经搬走。可我还是拨通了我自己的电话号码。我听见那边电话接通的铃声，我让那铃声一下一下地响着，在那空寂的屋子里响着，震动着那里充满怀想的空气。那里的空气已经散去了最后一缕硝烟，变得像丝绸一样光滑和平。我仿佛看见了那部乳白色电话机在书桌上微微颤动的样子。我还看见了我的书橱和衣柜，它们在这铃声里尽量保持随和的表情。我还看见了床头上的布娃娃，这时候她恨不得跳到书桌上去把话筒抓起来。我的心在那空响的电话铃声里渐渐有了一种澄明的感觉，我似乎从以前的半个人还原成了现在完整的一个人，我知道我不在的时候，我的房子就空着，等着我归去，只有它在等着我，每时每刻。我喜欢这空空的电话铃声，它能够提醒我，我的空间是足够大的，我是自由的。
当那铃声响到第八下的时候，我便听到那边响起了我自己的声音：“您好，我是李洁抒，在听到‘嘀--’声后，请留言。”这是刚刚修改过的电话录音提示，从前则是这么说的“您好，这里是古元金和李洁抒家，在听到‘嘀--’声后，请留言。”
我一连好几天都往自己的房子里打这种空电话，越打越上瘾。老板娘很关切地问，你还没找到人吗？我说，还没有呢。
在海边的菊岩村，我听到那个遥远的城市里我的电话铃声在抒情地响着。
在菊岩村呆的最后一天，我给自己屋子里又打了一个这样的电话，不过这次我留言了，我说：“我准备明天返回，大约后天凌晨到达。”我知道我回到我的屋子里，按下录音键，就会听到这个电话的录音。这个来自菊岩村的电话录音，我自己的声音。
老古终于搬走了。他临走时还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最近某个中文核心期刊将要发表他的一篇关于当代都市小说的评论长文，你知道这是他必须要告诉你的，就是现在他要离开人世了，哪怕正在断气呢，那他说出来的遗言中肯定也要涉及这个内容--他一直都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能够站立得比你高一点，让你仰视他。他出门时痛心疾首地说，在文学上你总是无视我的存在，为什么不能像别人那样欣赏我赞美我崇拜我？你说，去吧，去那种劣质女人那里寻求廉价崇拜吧，她们都在大街上等着你呢。
你不明白，你怎样才能因为一个人仅仅会写汉字而就去崇拜他呢。
你的智商还没有低到要去崇拜他。当然为了家庭和睦，为了不吵架，为了平平安安白头到老，你倒可以假装出一副崇拜他的样子来，弄出一副肉麻的嘴脸给他看，他愿看就给他看嘛，就当是做好人好事吧。可是雷锋说了“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你假装一天两天可以，假装一辈子就难了，这个活计太艰苦卓绝了。
我崇拜什么，我宁愿崇拜天空，崇拜天空中舒卷自如的白云。
你想起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课间，你的同位，一个长着圆圆的小脸的小女孩，从厕所里回来，一进教室就迷惑不解地乍呼开了：“天哪，我刚才发现一件事，咱们王老师还拉屎呢。”从此以后你再也没法崇拜教音乐的王老师了，她的歌唱得再好琴弹得再好你也没法崇拜她了。刚想崇拜她，就会想起她也拉屎这件事。
整整一个白天你都在冷笑。你炒菜时对着铁锅里磁磁啦啦热起来的花生油冷笑，你对着拖鞋冷笑，你对着飞快旋转的电风扇冷笑，你甚至对着墙上一块黑黑的斑点冷笑。后来你什么也不对着，只对着自己的心冷笑。到了晚上这种冷笑变得疲惫了，你突然又觉得一个人无比孤单。起风了，外面的风把窗帘吹得向着屋子里面高高飘起来，曼舞翩跹，仿佛有什么长发飘拂的幽灵也跟随着进来了，你的心一点一点地发着紧。你给叶如意打电话，想让她下来，可是她那边没有人接。
屋里很乱。你的大门向着夜晚敞开着。你一个人在门厅里用一枚一角钱的硬币占卜。一会儿叶如意自己进来了，她说丢了屋门钥匙。你说，丢了正好，跟我住在一起吧，在门厅里摆张行军床。你让她帮你记录抛硬币的次数和结果。你规定有国徽的那面朝上就是离婚，有菊花的那面朝上就是不离婚。
国徽。菊花。菊花。国徽。国徽。国徽。菊花。国徽。菊花。菊花。
最后叶如意烦了，说这样下去次数太多了就不灵了，还是抽签吧。于是她写了一大叠小纸条让你来抽，要抽三张来决定。
第一遍：离。不离。不离。结论是不离。
你申请再抽一遍：离。离。离。结论是离。
你还想抽一遍：不离。离。不离。结论是不离。
你说我再抽一遍吧好不好，于是成了：不离。离。离。结论是离。
后来叶如意又烦了，说这样下去也不灵验了。
最后你说，算了算了，这些法子都不可信，还是让我自己来拿主意吧。
你用说服的口气对自己和叶如意说，我还是不离了吧。
紧接着你列举了许多不离的理由。
可是过了一会儿你又用同样的口气说，我还是离吧。
你列举了许多离的理由。
又过了一会儿，你很坚决地说，不离了，不离了，好死不如赖活着。
可是过了不到五分钟，你非常干脆地说，我看还是离吧，说离就离，像割恶性肿瘤一样把这婚姻割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