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岩村的空气是清贫的，纤瘦的，知足的，富含维生素的，不像城市里的空气那么膨胀和脑满肠肥。这里的一天开始得比城里要早，鸟鸣把空气搅拌得湿漉漉的，我是被那声音吵醒的，连在灰里渐渐透白的窗子都有了灿烂之感。每一只小鸟都是一个小小音箱，里面盛着满满一兜子亮闪闪的音符。小院在清晨有一片甜美的上空，上面画满五线谱。
我在水盆里洗脸，我蹲下去，看见水盆里的水静静的，是一面贤淑的镜子。我的脸在里面，我和我的脸在对视，这样永远对视下去，我就会变成水仙。我梳头的时候，用的是一把笨重的大木梳，这木梳在我最早的记忆里就有了。上面雕刻的花纹，我猜测大概是麒麟，还有大约是牡丹，看上去不甚清晰了，它的年龄肯定比我大得多，也许是我姥姥的姥姥的姥姥的，不会仅仅是清末民初的产物，弄不好是清朝或明朝的，我倒愿意它是更早时代的物品。我用它来梳长长的头发，觉得自己是个古代女子，也许我就是那个崔莺莺，情窦初开，正等着张生来。
我在菊岩村。所有的爱情都在远方，或者已离我而去。一个人要是走过长长的路途之后又回到最初的那个地方，就会产生短暂的幻觉，认为所有走过的路途都是虚假的，只有这个出发的地方才是真的。现在我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什么都没有，自六岁那年离开菊岩村之后的日子都可以删除掉，既没有到过北回归线附近的那座南方城市，也没有跟一个叫古元金的男人结过婚，更没有遇见过某人。我是一张白纸，一张只不过被时光之手揉得有些皱了的白纸。我头脑简单，我快乐，我是一个有点儿粗糙有点儿腼腆的菊岩村的女孩。我等字闺中，永远待字闺中。
我一连好几天都到海边去。从村子通向海边的是一条半环行的沙土路。路旁长着一种不高不矮的小松树，上面结着松果，有小拳头那么大。透过掩映的松树枝杈，可以看到不远处的山坡，正是背阴的一面，那里有姥姥的坟。姥姥的坟向着大海，她日日夜夜都可以看见大海，听见涛声。她已经在这里躺了二十七年了，她死的那年四十九岁，我三岁。我继续往前走，转过一个弯，我停住站在了那里，这个角度是离那坟最近的地方。我看到了那个坟，我看到了。那个坟很瘦小。据说姥姥这个人就长得极瘦小，但非常秀气，还会做一手绝好的针线活。她生性文静，甚至有些懦弱，常常被妯娌们欺负，受了气只会暗自垂泪。我的姥姥，她是我妈妈的妈妈。我从这里走过，我觉得她一定看见了我，我甚至听到她用一种很轻很轻的像气体一样的声音在喊我的小名。她能认出我来，她的目光能穿透厚厚的岁月，把我还原成三岁时的模样。这里埋着的是一个与我有关的女人，她的一滴血留在天地之间，如今已在我的体内变得浩浩荡荡。我从北到南，从南到北，当我在榕树下爱着的时候，当我在课堂上娓娓道来的时候，当我在纸上写下分行的文字的时候，当我在婚姻的磨子里把自己一点点磨成粉末的时候，我的身体里流淌着她的血，我和她有着相同的DNA。姥姥是小脚的旧式女人，她本分，隐忍，她寂寞而早逝。这样一个女人有一个想把现有生活毁灭的孙女，一个想把女人做得彻头彻尾的孙女。
这里的海滩很荒凉，不像城市里的海滨浴场那么花哨。只是偶尔可以看到几个赶海的孩子，还有远处的渔船。我在海滩上拣到一个海星星，紫色的海星星，它很小，在我脚下静静趴着，等我把它拣起来。它呼吸停止，通体冰凉，连可以回忆的幸福往事都没有，连一丝难过也没有。这个海星星，除了我，没人会望它一眼。它是被大海抛弃了的，我把它拣起来。
那个海星星很像多年前的她。只是没有人把她拣起来，她只好自己把自己拣了起来。
那个叫苏画梁的男人曾对她说“我们的爱情，让北回归线作证。”可是北回归线本来就是虚构的，是假想出来的，所以这爱情最终也证明了是虚构和假想的了。当她躺在妇产科的手术台上的时候，那天正是夏至，太阳直射在那条美丽而子虚乌有的线上。她觉得她正枕着那条线，或者那条线正从她的身体里穿过。
她曾经那么天真和纯洁。八十年代中后期，她刚刚升入大学的时候，读的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听的是费翔的《四海一心》，穿的是那种带泡泡袖的连衣裙。她什么都懂，什么都不懂--至少是不懂得自己的身体。有一次她生病没有上课，三个男生争着借听课笔记给她抄，争来争去其中两个竟动手打起来，那个最终打赢了的去她那里送笔记时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她抄完后连声谢谢都没说，因为她认为他应该谢谢她才对，谢谢她赏赐给她这个机会。她那时候真是天真得可耻。那借笔记的男生趁热打铁，又请她看电影，在从电影院回来的路上吻了她，于是她天天寝食不安起来，担心自己会因此怀孕，又是查书又是私下里找人询问，忙乱了一大阵子。她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还以为处女膜长在肛门或肚脐眼里。她那时候就是这样，纯洁到了无知的地步。
后来她就遇见了苏画梁。只要她和苏画梁在一起，就感到风雨欲来，于是她逃走，不止一次地逃走，逃走了她就感到轻松，从身上卸下了重重的欲望的磨石，可是不久她就想再到他那里去--她一手持剑一手持盾，这样一次又一次，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日子，终于有一天她没有逃走，她再也没有力气逃走了。
银瓶炸破水浆崩。
后来，或者说最后，她躺在妇产科的手术台上。
她听着金属器械在响，在响，脑海里回忆的却一直是很小的时候在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吃河蚌的情形。那是那家人第一次吃蚌类，面对像地下党一样紧紧闭着嘴巴的河蚌束手无策（不懂得那是活着的河蚌，只要放到水里煮沸了，就会自然张开口，露出鲜美的肉质来），大家最后找来钳子、螺丝刀子、钉子、锤子，想方设法把它们用最原始的机械手段硬硬地楔入、撬开，把蚌肉从壳里生生地抠着拽出来。那活着的蚌，该有怎样的疼痛呵。那是活着的蚌。那时候她不知道多少年后她也变成了那样一只蚌，生疼生疼的蚌。
一棵卷心菜，完好的卷心菜，现在被一层层地强行剥开来，由表及里，现出了最里面那粒雪白而疼的胚芽。那胚芽多么像词根，而那层层绿绿的叶片就该是词缀了。这个由词根和词缀组成的词语正在被轧路机一样的疼痛碾成粉末。
那也许是一个林黛玉，也许是一个嘉宝，也许是一个李清照，也许只是一个让住房更加紧张的凡夫俗子。
她从手术室里出来。她完好无损，但已经碎过了，那碎的印痕留在眼睛里。
紧接着她看到了那个男人终于解脱了的轻松表情，重新恢复的清白无辜相，以及离去时决绝的背影。他扔在地板上的烟蒂还是温热的，也许还带了火星。她在那刻突然明白他们再也不会相见，他们在尘世里永别了。
保尔·策兰说，奥斯维辛之后再写诗是野蛮的。
她说，人工流产之后再谈情说爱是野蛮的。
她是在做出分手的决定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的。这很像是小说已经结束了突然又在篇末出来个尾声。在此之前她一直都自诩为床头上一只布娃娃的妈妈。那只布娃娃穿着方格裙子，有纽扣一样的眼睛，卫生球一样的鼻子，和括号一样的小嘴，两只朴素的小辫低垂着，在肩上晃晃悠悠。她觉得那布娃娃长得有点像自己，该是自己的女儿。当她知道自己怀了孕时，她觉得是那个布娃娃活了，怎么看那两只纽扣似的眼睛都像是在明眸善睐。她想象自己的肚子很快凸起，里面有一个跟那个布娃娃一模一样的小女孩。
她在想这个小女孩应该是在哪里怀上的呢？是在那个人光线幽暗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小雨迷蒙的山上，是在夜晚公园月光斜照的草地上，还是在散发着口香糖味的女生宿舍里……最后她断定应该是在女生宿舍里，应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末下午，走廊里静静的，在她的下铺，在老五的床上。那床上有一面颜色非常妖娆的床单，那上面的图案是海螺和贝壳。在那之后她请老五喝了好几次酸奶，在自己心里悄悄地对她表示着歉疚。毕业数年之后，同宿舍的同学到老五所在的那个城市聚会了一次，因为她所在的那个城市正好算得上是中国的最中间位置，相对于遍布全国各地的本宿舍同学从空间距离上来说是最公平合理的。那天她在已经结婚有了小孩的老五家里又看到了那面床单，那面从学生时代带过来的床单，颜色妖娆，海螺和贝壳图案。它在老五家的书房里，铺在一张单人床上，它看上去并没有变旧，还是老样子，仿佛连那张床也是从那个南海边的城市里原封不动地搬过来的。那天晚上，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她对大家说不去酒店了，她说她想住在老五家的书房里，就睡在那张小床上。那是一个时空错乱的夜晚，她躺在那面床单上想起了那个叫苏画梁的男人的肉体，浅浅的古铜色，如同弹簧拉开又突然收回那么有力。她一个人躺在那里，想着，做着，产生从未有过的情欲，惊涛骇浪一般。
她找到了肚子里这个小女孩的爸爸，她本来以为分了手就一辈子不会再去找他的，可还是去了。她说了她怀孕的事。当她说到她总觉得那是个女孩的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止不住。她也不明白为什么一说到可能是个女孩，就想哭了。那个人说，去医院流了吧。她说，去医院吧，去医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