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部戏都对生活细节表现出了紧张和焦虑，表现出了对城市的“物”与“欲”和人的享乐倾向的认定、恐惧和排斥。《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陈喜扔掉袜子的细节，反映了人物在城市“香风”面前品质退化的可能和腐化变质的危险；《年轻的一代》通过林育生对大城市的留恋表现了年轻人贪图享乐、背离艰苦创业传统的倾向；《千万不要忘记》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份“账单”，如香烟、皮夹克、毛料服、三鲜锅贴、罐头和酒等，表现了丁少纯对“物”的追求和享乐思想。在焦虑和紧张的心理驱使下，作者明确地表示了对“物”本身及其追求欲望的否定。而每出戏又都有~个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道德楷模在情感层面“动之以情”，精神导师则在理性层面“晓之以理”，他们共同构成了时代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目标。《霓》剧中的春妮、路华、鲁大成；《年》剧中萧继业和未出场的先烈母亲；《千》剧中的季友良、丁海宽、丁爷爷，就是上述三剧中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导师。在这些肯定性的力量面前，被“争夺”的对象最终被感化和得到拯救。其中最典型的是丛深编剧的《千万不要忘记》。
剧本最初发表时是一个象征性的、富于生活化的题目--《祝你健康》，1963年北京汇演之后，改为《千万不要忘记》。剧本表现的主题是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其焦点集中在电机厂青年工人丁少纯身上。丁少纯婚后同妻子姚玉娟和姚母生活在一起。姚母曾做过鲜货店的老板娘，她的生活方式被认定为具有强烈的资产阶级倾向，讲究吃穿，并直接影响了丁少纯。姚母在剧中实际上就是一个资产阶级/城市欲望的符号，她对年轻一代的“健康”成长构成了威胁。丁少纯在姚母的影响下逐渐堕落，对“物”的追求欲望逐渐膨胀，从热衷于吃穿发展为下班时间打野鸭子赚钱。这一堕落导致了严重后果，以致于上班时间魂不守舍险些造成重大事故。
与丁少纯形成对比的是先进青年季友良。作者通过这一形象“回答了青年普遍遇到的一些问题，这就是如何对待工作，如何对待爱情，如何对待友谊”因此这一形象被认为是具有“思想深度”的。与丁少纯相比，季几乎没有个人生活欲望和私人空间，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坚信不疑。当他得知丁少纯在打野鸭子后与姚母有这样一段对话：
季友良：姚大娘，少纯要是少打几只野鸭子，就能换来很多很多的钱！姚母：少打野鸭子怎么能换钱？
季友良：你听我说呀；我们研究的这种并头挂锡的方法要是成功了，能大大提高发电机的质量，减少停电修理的次数，一台七万二千瓦的发电机，少停一天电，就等于多发出十多万块钱的电，两天就是二十万！姚母：能劈给你几万？
季友良：（笑）不用劈。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
季友良的思想也是当年鼓励千百万人衷心拥戴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思想，“都是我的，也都是你的”，没有具体的所指，它与每个具体人的消费使用或支配并不发生具体的联系。但在这里非常明确的是，“共有”的思想是道德的，“私有”的是可耻的。
对待爱情，季也是当年流行的“愚汉”形象。他爱丁少真，也追求她。少真邀请他去看球赛，他极认真地“特意记在本子上”，但他对工作的迷恋忘记了情人的相约。以此来凸现人物内心的高尚，隐含了淡化私人欲望的道德化意图。剧本还肯定了季向丁海宽汇报丁少纯缺点的“原则性”，并被看做是季维护、珍惜友谊之举。
通过对剧中人物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庞大阵线（丁爷爷、丁海宽、季友良等）对城市弱小资产阶级（姚母）的斗争，它预示了斗争必然取得胜利的结果。但这一预设的“路线斗争”的合理性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作者急于回应意识形态的要求，夸大了生活的道德化性质。丛深在谈到剧本主题形成的文章中曾自述说：他原先拟定的“批判习惯势力”的主题，在学习中找到了新的途径，主题得到了深化。这一深化使戏剧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升级，人物关系愈趋紧张复杂。”但这种人为的刻意营造的复杂关系却几乎完全改变了人物评价的取向。丁少纯打野鸭子用的是工余时间，一个人有权支配于个人的非公共时间；季友良是技术革新爱好者，他不分昼夜在车间忙碌，愿意牺牲个人生活，自有他选择的自由。但作者在这里显然是倡导一种人与社会、公共时间与私人时间“建立起意义的连续性”，或者要求个人生活的透明性。他旨在告诉观众，一切私人性的欲望，即便体现在日常生活上，也是可耻甚至是可怕的、不道德的。人对“物”的欲望必然导致道德的堕落进而危害社会。丁少纯思想的逐渐演化，最后险些酿成大事故，喻示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
季友良从废品堆中找绝缘云母带，也是对“物”的迷恋，但他是为车间、为公共社会聚敛财富，因此是高尚的；而他拒绝车间工会给他的困难补助，表明的恰恰是对个人“物欲”的拒绝。季的生活完全同公共社会联系在一起，他的生活是可以自豪地向公共社会诉说的，因为他是“道德”的。
与丁少纯的私人生活发生对比的还有一组画面，即布景的设置。在丁少纯的新房里，挂着姚玉娟“比真人脑袋还大”的彩色头像，有新式双人床、穿衣镜、五屉柜等。这是一个温馨的新婚之家。但这一切并不是为人们前来祝福预置的，它的“现代化”生活隐喻着它的主人对物资世界的向往和沉醉。这里“温馨地”散发着的是对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这新婚的居室是作为丑陋的场所公诸于世的。作者通过对“物”的道德批判否定了对“物”的现代化追求。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悖论：国家制定的“五年计划”，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但在《千》剧中，国家的现代化与个人生活是不容许发生关系的。个人生活必须以作为农民的丁爷爷的立场来判断。
同丁少纯的居室不同的是他父亲丁海宽的居室，楼上楼下形同两个世界。作为车间主任，丁海宽的家“陈设和丁少纯的屋子大不相同，显得简单、适用、朴素”。
在道德层面，丁海宽的私人生活空间是被肯定的，这里对“物”的欲望在最大程度上淡化了。观众在这里“窥视”的是一个不具私秘性的“私人”空间，它没有“现代”奇观，没有欲望的对象物，它同我们以往司空见惯的农家小院或贫困的工人家庭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因此，它也“是一个充分取消了私人空间的集体性场所，是权威的所在地的同时，也是意义的源点”。丁少纯在这里“宣布要‘重新生活’，一个不再具有私人属性的室内便取代了他自己的家，使他在象征意义上（或者说重返）属于父亲的公共空间的同时，也使得这个取消了内在性的家庭空间成为范式和准则。”第二，微言大义，从生活细节洞悉思想问题。《千》剧并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冲突或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无论是姚母还是丁少纯，他们的“问题”都是体现在生活细节或趣味上。但这些细节在《千》剧中上升为思想线索。姚母的生活趣味和生活方式，与她作为城市居民的经历和习惯密切相关，但由于她曾作过小业主，她的这一命名使她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城市居民，她具有了鲜明的阶级属性，她是一个“准资产阶级”。在这样的逻辑推延下，她对女婿丁少纯在生活上的诱导或关怀，就具有了不同的性质，她成了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势力或倾赂的代表，她同丁海宽的亲家关系骤然变成了“阶级”关系。这种纯粹的由叙事造就的关系在人为设置的冲突中变得紧张而势不两立。作家在《千万不要忘记》出版单行本时，借人物之口指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啊！这种阶级斗争，没有枪声，没有炮声，常常在说说笑笑之间就进行着。”结尾处丁海宽又意味深长地说：“是啊，这是一种容易被人忘记的阶级斗争，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从而点出了全剧的主题。
长期以来，评论界也是以这一立场来解读的。剧本发表不久，就有署名文章指出：“在阶级斗争激烈存在的今天，资产阶级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和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即使是血统工人的后代或者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免不了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甚至“文化大革命”之后流行的文学史著作也基本没有超出这一立场，仍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青年一代的争夺成为引入注意的问题”，而《千万不要忘记》则“让青年通过舞台看到自己，从而受到启示和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