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下不能说话”。是话语权力的拥有者在“代表”属下说话，但他们不是在“再现”属下阶级的意愿和要求，而是“狭义上的自我表现”。属下阶级不仅没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要求，甚至他们的“历史”也是被代言叙述的。如果将这个文化逻辑放大，那么葛兰西的“西方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领导权”也已不能成立，东西方的文化关系，已是弱势文化和文化帝国主义的关系。
因此，葛兰西的理论被意大利的学者称为是“一个未完成的政治思索”，是非常确切的。在葛兰西的时代，他不可能想象六十年代之后的世界图像，自然也不能想象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虽然是通过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寻找出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但我们在落后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却也发现了相似性的问题。
2.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在中国的确立在葛兰西看来，东方国家的强权专制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可以用暴力迅速夺取政权，也就是说，由于东方国家市民社会的微弱，不存在对抗革命的强大堡垒，无产阶级不必进行细致、漫长的精神和道德渗透，缓慢地夺取文化领导权之后才有可能夺取政权。在东方，无产阶级只要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也就意味着夺取政权的完成。这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与葛兰西的这一设想，既有相似性，也有极大的不同。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以暴力的形式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城市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它的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获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之前，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了优裕的生活，或从家庭叛逃，或从国统区奔赴延安。这里除了个人要求和对传统中国生活方式的不满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道德精神感召不能说没有联系。不然，我们也就不能解释陕北农民李有源为什么会创作出歌颂毛泽东的歌曲《东方红》。
因此，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一方面热情地赞颂中国革命的象征性意义，不亚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其政治摧毁的范围和为社会发展的空前新进程而开辟道路方面，也不亚于那两场革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不同，中国革命并没有一个突然改变历史方向的政治行动。中国革命没有一个像巴黎群众攻打巴士底狱或者像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震撼世界的十日’中夺取政权那样的、戏剧性的革命事件。对中华革命家来说，并没有要攻打的巴士底狱，也没有要占领的冬宫。现代中国历史环境的特殊性提出了极为不同而且困难得多的各种革命任务。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时候，中国革命家们已经展开并且赢得了那些摧毁旧秩序的战斗。10月1日在北京并不是一个革命暴力的时刻，而是变成统治者的革命家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的一天，那一天他们可以追溯和反思使他们夺权的那些斗争和牺牲的漫长岁月，展望他们国家的、充满希望的和平任务。
在摧毁旧政权的几十年革命暴力期间，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已经逐渐成长起来。”这一描述隐含了两方面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以暴力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但那漫长的革命岁月也孕育了“新国家和新社会的胚胎”。这一“胚胎”的形成和最后分娩，其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对文化领导权掌握的过程。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葛兰西的“市民社会”，而是通过中国最广泛的民众实现的。
当然，这一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其间不仅有民众被动员组织起来之后极易形成的暴力倾向，也有民族战争中被伤害后的“保家卫国”的正义要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战争结束之后，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到处都出现了“支前”的民众队伍，在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是民众没有条件地支持了要“解放”他们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仅从民众缺乏理性，易于受“战时文化”煽动这一点来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机器，他们的“煽动”条件要远远优于共产党，民众为什么没有支持国民党？因此，我们就不能不从共产党的精神和道德感召上，去解释民众对它的认同和追随。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是“新文化”，这个文化的提出者和权威阐释者是毛泽东。
在毛泽东还没有走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时候，他也像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办过传媒，试图通过传媒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于五四时期创办的《湘江评论》，虽然是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会刊，但它气吞山河的气象不仅已经显示了毛泽东的政治抱负，而且也简单地构建起了他未来思想的雏形。在创刊宣言中，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最大”，一个是“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联合民众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强权。因此，号召民众造反，让被压迫者获得解放，是毛泽东建立的机关报文化的出发点。要建立新文化，首先要批判旧文化，新文化虽然是个不明之物，但旧文化却是清楚的，“不把这些东西打例，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在这种“破坏”的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凡是与“新文化”猜想格格不入的“旧文化”，都在批判和破坏之列。对于底层的民众来说，“破坏”的欲望只要稍加引导便可迅速点燃，并以百倍的仇恨去实现它。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化”的领导权是通过中国最底层的民众得以实现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新文化”的阐释并不一定为民众所理解，他说：“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断裂式的文化变革，其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但形式却必须是民族主义的。对于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民众来说，要他们在理论上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是困难的。这时，新文化的提出者为了让最广大的民众接受这一想象，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事实上进行了两次同步的“转译”首先是将抽象的理论“转译”为形象的文艺，同时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语言和感伤、浪漫、痛苦、迷惘的情调“转译”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因此，“新文化”又可以解释为“革命的民族文化”，它要具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它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化。在新文化的内涵被确定之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形式的问题：“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同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这一资源后来衍生出了有关“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应该说，这是一条建设“新文化”的卓有成效的途径。在迈向这条道路的过程中，白毛女、小二黑、李有才、王贵与李香香、开荒的兄妹等，这些活泼朗健的中国农民形象，不仅第一次成为文艺作品的主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众动员所起到难以想象的作用。那一时代，共产党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毛泽东也可以抽出时间亲自过问他历来重视的传媒问题。
1941年5月16日起，中央决定将延安的《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毛泽东不仅为报纸写了七份“解放日报”报头供报社选用，而且亲自撰写了《发刊词》。亲自给报社社长打电话，并且亲自撰写社论，甚至亲自校对报纸清样。后来有人回忆说，延安《解放日报》出版六年，毛泽东为报纸写的按语最多。这些细节足以说明毛泽东对传媒和文化权之关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在战乱的年代，对于落后的中国民众来说，即便是有能力读报纸的人，也是相当有限的。因此，街头诗、秧歌剧、朗诵诗、黑板报、战地通讯等，这些相当原始的传媒所构建的公共空间，却因它的民族形式有效地提高了它的传播效率。
毛泽东的新文化观念，正像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对普通民众--他们绝大多数是贫困的，没有文化，受剥削和压迫--的价值观和愿望，怀有一种偏爱，显然是由于政治上的缘故。他认为，这些人，正是中国潜在的革命者。”这的确是一种政治上的缘故，但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内在动力，对于民众来说则是“偏爱”中蕴涵的道德力量。
在毛泽东处理现实和展望未来的所有表达中，他都毫不犹豫地站在民众一边。
他对民众运动的热情赞颂，对农民思想品质的想象性构造和倾心认同，都使知识分子相形见绌。而且，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建立起的“个人主义”在与农民的比照中，已经成为不可容忍的内部异己。在葛兰西那里，他对“有机知识分子”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们负有回答“卑贱者”提出的问题的义务。但是，在毛泽东那里，知识分子并不负有这样的义务。准确地说，他们没有资格，或者说在毛泽东看来他们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任务。能回答这些问题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知识分子只负有阐释和宣传的义务。因此在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只有毛泽东才是革命的导师，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理论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作宣告的规约和语境中，毛泽东才成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
我们注意到，当民众的精神和道德在毛泽东的想象中被成倍地放大直至近乎完美之后，对精神和道德的追随，事实上也就被置换为对民众的想象和追随。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所塑造的可效仿的“典型人物”，几乎无一不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出身的军人。他们纯粹、透明、乐观，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这种“新文化”所期待的人物，在毛泽东自己的作品中，就是张恩德、白求恩和愚公。这些人物在毛泽东的热情赞颂和诗性表达中，显示了道德理想无可抗拒的巨大魅力：张恩德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纪念白求恩，就是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愚公挖山不止，坚忍不拔，充满了战胜自然的乐观精神等等，一起构成了道德理想的内涵。在文学艺术领域，“新的人民文艺”也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建构起了新文化的道德理想的形象谱系。这些表达道德理想的形象在民众那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因为他们是和人民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之前，中国共产党在民众那里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是没有疑问的。
3.文化领导权向“文化霸权”的转化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前就已经获得了文化领导权，不仅反映在民众的倾心认同和追随上，甚至自由知识分子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大势所趋。抗战胜利后，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虽然对共产党在短期内掌握政权还缺乏足够的信任，但他仍在《观察》上放言：“假如中国能真正实行民主，共产党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和议席，为数恐不在少。”这种理性的分析，自然是根据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给出的。应该说，在延安时期，除了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和被怀疑的“异己”分子，给予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外，对来自民众的声音还是能够认真听取和对待的。
边区征收公粮，从1939年到1941年，由5万石、9万石到20万石，年年大幅度增长，1942年还没有公布征粮数字，群众的不满情绪就已经公开流露了。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县长李彩云被击死。事后一个农民说：老天爷不长眼，咋不打死毛泽东？问这位农民为什么？他说公粮负担太重了。毛泽东听到后，说农民交公粮，还要交公草，还要运输公盐，负担确实很重，建议研究减轻群众负担，并提出了丰衣足食，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那位骂毛泽东的农民不仅检讨了错误，而且还要代毛泽东交个人的生产任务。这样的民主作风受到人民的欢迎是在情理之中的。共产党在这一时代的领导权也就是人民“同意”的领导权。
进入人民共和国之后，进一步纯洁社会生活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禁娼、禁毒、“三反”、“五反”，惩处反革命，抗议帝国主义罪行，成立高级社，对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建立并巩固了更纯粹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狂欢庆典中，不仅工人、店员、手工业者深怀发自内心的喜悦，上海市的不苟言笑、举止沉稳的资本家也穿着西服扭起了秧歌，他们的家属拿着鲜花跳起了集体舞。“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与记者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您作为一个资本家，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荣毅仁：是的，我是一个资本家，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动了。我的爱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属代表会议，她参加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会议，他还要去北京参加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我的三个在中学念书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会。他们都在上万人的大会上讲话，拥护共产党，感谢毛主席，不仅喜欢社会主义，还盼望早点实现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