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由高尔基的“文学是人学”的著名论断谈起，从文学的任务是写人、教育人，作家对人的看法和作家的美学理想是作家世界观中的重要部分，人的角度是我们评价文学作品好坏的一个基本标准，也是我们判断各种不同创作方法的重要依据，一个作家只要写出了人的真实的个性，也就写出了他与现实的联系，写出了典型等五个方面，论述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主要精神。钱谷融是把“人”提升到文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来看待的，并始终从“人”的角度去阐发文艺的基本特点。他的这些看法自成体系，又与社会学的文学观念明显不同，可以看作是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十七年间的一次大胆亮相。尽管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在后来的“反右倾”运动中被作为“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受到批判，但他从“人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规律所作的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却以自出机杼的创新性价值，给当时和以后的文坛以极大的启迪。
王淑明是另一个长期执著于人性问题探求的文艺理论家。1957年7月，他在《新港》发表了《论人性与人情》的文章，把“向善、向美”归结为“人类本性”，指出不能只讲人性的具体--阶级性，还要讲人性的一般--共同相通的东西。这一观点在遭到批判与否定之后，他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在1960年的《文学评论》第1期，又发表《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一文，干脆从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说起，论述无产阶级的斗争的要义，“就是要消灭集中表现在它自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指出，“如果不承认人性相对的普遍性一面，实际上也低估了无产阶级在为恢复人的本性的本来面目而斗争的实际伟大意义。”王淑明的这些观点，在随即开展的“反修”斗争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又一次遭到猛烈批判，但他由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求依据以使“人性”文艺观点获得合法性的努力，坚持不懈地独立思考和无所畏惧地发表个人见解的精神，都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有关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文学探讨，是十七年理论批评突围努力的重要一章。这些探讨，不仅以理论批评家们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追求真理的心声，在根本上触及了当时创作中的公式化、简单化在思想观念上的病灶，提出了改变文学现状的理论新思路，而且以对人情、人性问题的不间断的研讨，不气馁的求索，为后来的人性、人道主义的拨乱反正，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3.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与“写中间人物”问题结合文艺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开展有现实针对性的文学批评与理论探讨，是理论批评家在十七年间进行理论突围的又一方式。这在解放初期，由冼群等人结合电影创作开展的“写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由张立云等人结合小说创作开展的“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都有一定的体现。但问题切中时弊又探讨较为深入的，主要是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写中间人物”问题的讨论。
五十年代中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完成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社会生活中人民内部矛盾开始大量显现，特别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严重地束缚着人民群众的思想情绪、劳动热情。人们普遍要求正视并解决这些大量存在的现实矛盾，而在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因教条主义的束裹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严重存在着背离现实和回避矛盾的倾向。这些问题又因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文艺界的“反右”，不但未能得到克眼反而又有新发展。
因而在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上，如何直面现实、正视矛盾，就成为一个时期的当务之急。
1958年，一直在农村深入生活的赵树理写出了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作品因较为集中地揭示了农村的现实矛盾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也在文学界引起一定的争议。1958年3月，《文艺报》、《长江文艺》就此篇小说开展了讨论。讨论中，于黑丁、胡青坡等人，由这篇小说的题旨说开来，把问题引申到“如何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于黑丁在《文学要描写矛盾斗争》的文章里，指出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大量普遍存在的东西了”，“文学艺术既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就不能回避生活中的问题，要敢于描写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揭示生活里的黑暗现象和落后状态，要充分发挥文艺的社会批判作用。”并指出，在这一方面存在的主要障碍，是文艺界存在的“无冲突论”的观点以及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的批评。胡青坡在《文学作品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里，更加明确地指出，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作家之所以不敢反映人民内部的矛盾，一方面是由于作家缺乏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的“压力”和作家存在的“戒惧之心”。与于黑丁和胡青坡的观点近似的文章，还有赵寻的《战斗在斗争的前列》。
这些文章一发表，便招致了许多批评，被认为是站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立场上，鼓吹文学“批判现实”和“暴露人民”。平心而论，于黑丁、胡青坡等人有关文学创作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意见，是借用当时的政治话语，对于文学创作走向生活深处的一次有力引领。它们在理论观念上，触及到了暴露与歌颂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这场讨论同其他的讨论一样，从学术的问题开始逐步上升到政治问题，最终以彻底否定，不了了之。
“写中间人物”问题，是邵荃麟于1962年8月在于大连召开的农村问题题材断片小说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他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指出，1959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写人民内部矛盾的比较少，而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农村题材最为主要的议题。他认为回避矛盾，粉饰现实，不可能有现实主义，而不以现实主义为基础，也谈不上浪漫主义。关键问题在于现实主义的深化，向现实生活突进，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反映革命的艰苦性与复杂性。而要实现现实主义的深化，又必须克服人物塑造上的简单化和单一化。他还认为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反映了我们的时代精神，强调写他们是应该的。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两头小、中间大，而矛盾往往集中在中间人物的身上。所谓“中间人物”，“是介于好人与坏人之间，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之间，身上有较重的旧的精神负担的人物。”文艺作品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就不能不写他们。文艺的主要教育对象是中间人物，也应该注意写他们。邵荃麟的“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提出之后，得到文艺界不少人士的赞同，当时有关《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形象的讨论，就引入了“中间人物”的概念。
沐阳、康濯等人也先后撰文对“写中间人物”的提法进行引申和发挥。“写中间人物”是邵荃麟有感于文学作品粉饰太平，人物单一，从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提出的补救办法，但因终究游离了当时所推导和流行的“工农兵方向”，小问题招来了大批判。1964年间，《文艺报》先后刊出《“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和《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的文章，指责“写中间人物”的主张有四大罪责：把“中间人物”说成是人民的大多数，“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说“中间人物”可以教育人，“是反对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提倡“写中间人物”，就是“在文艺创作上，同革命英雄人物争地盘，并且按照这种‘中间人物’的精神面貌，来改造我们文艺精神面貌，改造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而提倡“现实主义深化”，反映革命的艰苦性和复杂性，就是主张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所以，同邵荃麟的争论，“不是一般的文艺理论上的争论，而是文艺上的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与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的斗争。”1966年，江青又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把“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主张”，邵荃麟因而罪加一等，在“四人帮”猖獗肆虐的“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致死。邵荃麟的文学理论批评，向以严谨缜密著称，他由五十年代的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到六十年代的主张“写中间人物”，是他面对社会的和文艺的现实进行理论反思的结果。“写中间人物”和“现实主义深化”是邵荃麟生前发出的最后的文学呼喊，也是理论批评突围在十七年间发出的意义深远的最后绝响。
三、创作领域的顽强抗争
面对愈来愈烈的政治重压，理论批评界没有停止理论的思考，文学创作界也没有停止文学的探求。相对于理论批评而言，文学创作的回旋余地要更大一些，因而几乎从1949年到“文革”前夕，大大小小的旨在逾越当时的文学定势和拓辟新的表现途径的创作要求，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文学创作中的这种探求，有时是与理论的探索同步进行的，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创作先行，尔后带动理论的探索。这种彼此启迪、桴鼓相应的双向探索，构成了十七年文学中最为动人的一道风景。
创作领域的文学探求，显现频仍，表现纷繁，可从不同的角度去概括和描述，从文学发展演进和进程上来看，有关主角以外的人物描写，情感复杂性的循序探索和“干预生活”的执著探求，在当时和过后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主角”以外的人物描写建国以后，随着文艺为政治服务路线的确定与强化，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由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逐步演化为文艺创作的基本描写对象。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之后随即开展的“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便是这一演化的一个重要转折。
1949年8月22日，《文汇报》在报道上海剧影协会欢迎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上海代表返沪的消息时，报道了陈白尘关于全国第一次文化会精神的报告，其中说道：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且应该以工农兵为主角，所谓也可以写小资产阶级，是指在以工农兵为主角的作品中可以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人物出现。“看到这一报道，也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冼群发表了《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一文，指出文代会提出的“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并不意味着对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的否定。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也可以写以小资产阶级为主角的作品”。此后，陈白尘又发表《误解之外》予以反驳。一时间，“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议由上海扩及到全国，并渐显弦外之音，即只强调‘怎样写”是不够的，“我们的文艺应更多地去发现工农兵和他们的生活”（何其芳语）。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萧也牧的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发表了。
这部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知识分子出身的丈夫李克和工农兵出身的妻子“张同志”，虽然性格、经历差别甚大，但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关系融洽，成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模范夫妻。但自从全国解放进城（北京）之后，新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丈夫李克越来越如鱼得水，而妻子“张同志”则越来越不能适应。在生活与情感的纠葛中，李克逐渐自省，觉得自己“思想感情里边，依然还保留着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脱离现实生活的成分，和工农的思想感情，还有一定的距离”。尔后，夫妻之间达成谅解，和好如初。
这部小说主要从感情反复和思想转变的角度，写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面对新生活的新困惑。尽管作者把故事和人物置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大框架之下，但因为作品以知识分子干部作为第一主人公，并由男主人公的角度流露了较多的所谓“小资产阶级感情”，作品随即遭到了严厉的批评，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同遭厄运，作者由此长期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
从当时由小说到电影的批评来看，对于《我们夫妇之间》的指责意见，主要集中于“小资产阶级倾向”和“人物的不典型、被歪曲”。但也有人更进一步地指出，《我们夫妇之间》表现出一种危险的倾向，而这样的倾向“与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潮相违反，与工农兵文艺方向背逆而驰”。这就又由作品主角的非工农兵化，把问题上升到了背逆文艺方向的政治高度。
应当说，《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在当时让人耳目一新，一方面是它把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作为作品的主要人物来描写，另一方面则是避绕开所谓重大题材与重要事件，从日常生活和家庭琐事的角度，抒写不同人的个人情感。而它的被批判与被否定，实际上构成了对文学创作中工农兵以外的主角形象一次有力封杀，也进而堵塞了文学风格上的个性化和多样化之路，其负面影响之大之深，远远超出了对一部具体小说作品与电影作品的评价。
几乎与《我们夫妇之间》的讨论相衔接，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之下也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电影《武训传》，是电影导演孙瑜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影响，由《武训画传》改编而来，意在宣扬武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行乞兴学”，来达到“迎接文化建设的新高潮”、“铲除封建残余，配合土地政策”、“歌颂忘我的服务精神的目的”。但在毛泽东看来，电影《武训传》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设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里暗含了一个问题，依旧是以什么人为主角，歌颂什么人的问题。对被认为讴歌“奴才”、宣扬“丑恶”的《武训传》的大张伐挞，实际上也在历史题材领域给人们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无论写什么时代的生活，决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描写，什么人都可以去当主角。像《武训传》这样，给“一具封建僵尸穿上革命的衣服大摇大摆地走进人民的行列，并在人民之中散布毒素”，尤其不能容许。
2.情感复杂性的循序探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问题，经过“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以及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工农兵形象遂在文艺创作中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随后展开的“文艺与政治”的论争，创作是否应“赶任务”的论争，又进而在政治背景与思想倾向上给人物塑造提出规范。这些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使人物形象的构成单一，表现单调，成为一时的定势。一个时期总也克服不了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盖由此而来。
正是有感于这种创作要求的非现实性，非文学性，一些作家、艺术家开始在写人的情感上大做文章，试图以情感纠葛写出与复杂现实相对应的人的情感世界之繁杂。此类作品中有影响者，如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宗璞的《红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