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82岁，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请求停战，愿向清朝臣服。这年，十月初三日，他亲撰《御制十全记》，用满、汉、蒙、藏四种民族文字书写，刻碑建亭，用以宣扬他的武功成就，以垂久远。按高宗的说法，其十大武功计有：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回部”、两次扫荡金川、一次安定台湾及降服缅甸、安南各一次、两度反击廓尔喀。这十大战争，是他执政五十七年之间亲自筹划而取得的军事成就。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深夜，清世宗去世了。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三天的工夫，年仅58岁。天不假年，尚不足六旬之数，就让他离开了人世。世宗的历史和以他为旗帜的雍正时代，伴随着他的离世而突然结束。
接替世宗帝位的，就是赫赫有名的乾隆皇帝。他的名字是爱新觉罗弘历，是世宗第四子。高宗即位时，刚好25岁。这正是人生中充溢着勃勃生机，青春流彩的美丽年华，从事事业的最佳起点。因为他已成年，父亲世宗去世前没有指定顾命大臣，相信他能担负重任，继承他的事业，保证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继续存在下去。
高宗即位之时，清朝已历世祖（18年）、圣祖（61年）、世宗（13年）三帝，共近百年。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远比世祖、圣祖即位时好得多，比其父世宗即位时也要好一些。前卷特别说明，圣祖晚年吏治松弛，钱粮亏空，由废立太子而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党争，困扰着圣祖难有作为，亦没有重大的举措，国家发展的势头陷于停顿。世宗即位后，以极大的勇气和胆略，实行多方面改革，力挽狂澜，匡正时弊，时间虽短，却已收到了巨大的成果。吏治大有改善，政局稳定，四境基本安谧。经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农业连年丰收，税收增加，如前引“国用充足”，“仓庾亦皆充实，积贮可供二十余年之用。”圣祖去世时，仅遗留800万两库存银，而到世宗中期，已猛增至6000万两。一句话，父亲去世时，没有给高宗留下重大麻烦。
高宗如同其父世宗即位初大力颂扬圣祖一样，也是不厌其烦地颂扬他的父亲——世宗，而在宣布他个人的施政方针时，则完全表述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和理想追求。学术界在评述高宗初政时，往往引述《清高宗实录》中的一段话，这里，不妨也引述如下，再提出本书对此段话的分析。
这段话，是高宗在给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机要重臣的谕旨中阐述的，他说：
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凡以求协乎中，非可以矫枉过正也。皇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垂六十年，休养生息民物恬熙。循是以往，恐有过宽之弊。我皇考绍承大统，振饬纪纲，俾吏治澄清，庶事厘正，人知畏法远罪，而不敢萌徼俸之心。此皇考之因时更化，所以导之于至中，而整肃官方，无非惠爱斯民之至意也。……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兹当御极之初，时时以皇考之心为心，即以皇考之政为政，惟思刚柔相济，不兢不絿，以臻致平康正直之治。
夫整饬之与严厉，宽大之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朕之所谓宽者，如兵丁之宜存恤，百姓之宜惠保，而非谓罪恶之可以悉赦，刑罚之可以姑纵，与庶政之可以怠荒而不理也。朕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
各书引证上述文字，有多有少，繁简不一。要之，本意都在主述高宗“宽严相济”的新政方针。
高宗的这一为政的主导方针，是他即位刚满一个月后宣布的。此后，他又针对臣属对他的方针理解有误，以为他主。宽，遂导致政务宽纵，治理不严，便反复解说他的政治主张，如说：“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人臣事君，一存迎合揣摩之见，便是私心，而事之失中者，不可胜数矣。”概括高宗历次谈话和谕旨中的同类内容可知其主导思想亦即“宽严相济”。他把这一政治思想引到哲学理论中，用一个“中”字来解释。何为“中”？过犹不及，恰到好处之谓。既不严，也不宽，而是介于宽严之间的一种境界。历来为政有宽严之分，两者是比较而言的。很难说有绝对的严或绝对的宽，不过就其基本倾向可以分出宽严之限罢了。中国历代王朝总结出一条治国原则：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换言之，治国之道，也在于一张一弛。两者交互使用，不可偏废。以“宽严”说而论，应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或一个时期主宽，或一个时期偏严，或同一件事，部分宜宽，另一部分宜严，如此等等。这些都须从实际出发，因时因事因地而动，关键掌握一个“度”，就会营造全社会和熙的政治氛围，才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秩序亦不致紊乱。这些，大抵是高宗“宽严相济”的基本思想。
从上引的文字，不难看出，高宗提出“宽严相济”的新方针，是对父祖为政的经验总结。他肯定其祖父圣祖与民“休养生息”，行仁政而主宽；但久而久之，成为因循，就难免有“过宽”之弊；他也赞扬其父生前力图“振饬纪纲”，“吏治澄清，庶事厘正”，此为“因时更化”，目的还是“整肃官方”，“惠爱斯民之至意”。高宗的分析，不失中肯、公允。圣祖与世宗父子，宽严不同，各主一道，固然有所处环境之别，面临的政治形势也迥然有异；还有两人政治风格、作风、性格之差，也体现在具体处事方式、方法等，亦不能同日而语。圣祖为政主宽，他倡导“宽则得众”，以“宽仁”待天下而达到天下大治，特别是晚年常以“多事不如少事”，凡事不可细究相标榜。由宽而纵弛，吏治不严，贪风滋长，如钱粮亏空，不予追究，则助长侵挪、盗用。世宗正是针对这种现状而“严”的。实际上，圣祖并非一味主宽，也常有“严”的时候。世宗若不以“严”治理，贪风岂能制止？所谓治乱用猛，大治用宽。世宗曾反复解释他的为政方针，专门阐述宽严关系，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一切都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为自己的政治及实践所做的辩解，不是没有道理。近年来，一些论著把世宗描绘成一个刻薄寡恩、心狠手毒的人，未免不妥。比如，他对每年判死刑的重犯，总是慎之又慎，他本人不愿马上批示，总是把案子重新发回该管部门一审再审；有时暂时不审，等过段时间，冷静下来，再作判断。他反复告诫，人命至重，死不能复生，故须非常慎重。于此，可看出世宗严谨的仁人之心。他对宗室管教极严，以家法族规处罚了不安分的族人，是完全必要的。他对少数亲兄弟不法，不予容忍，难免有过当之处，但从严治国，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我们看到，世宗最痛恨不诚实、懒惰、贪婪之人，他嫉恶如仇，对他们绝不姑息。这反映了他的为人和行事的风格确实与众不同。圣祖与世宗各主一道，却是“殊途而同归”，在各自的时代，都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正如有识之士所评论：“他们的治国之道，各具千秋。康熙以‘宽’成功，雍正则以‘严’取胜。”持论精当，完全符合他们的情况。即使他们都存在缺欠，甚至曾造成某些方面的严重后果，毕竟瑕不掩瑜，他们仍不失为时代的政治巨人。
高宗的超人之处，是把父祖为政的成功经验和失误的教训，加以总结、提炼，取其折中，概括为“宽严相济”，作为自己新政的指导方针，并很快为统治集团所接受，成为他们辅佐皇帝治国的政治准则。于是，高宗任命宗室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及领侍卫内大臣讷亲、户部尚书海望等为总理事务和协办总理事务大臣，作为统治集团的核心，有条不紊地全面实施他的新政。
高宗首先重新处理允禩集团的案件，集中地体现了他“宽严相济”的新政思想。前卷已详细披露了此案的全部情节。应当承认，世宗处分过重，把为首的允禩、允禟开除出宗籍，甚至强行将他们的名字分别改为贱称“阿其那”、“塞思黑”，肆意污辱，最后将他们监禁致死。除了他俩，还有一批宗室人员尚在监禁中。这是世宗钦定的大案、要案，虽已过去了多年，谁敢翻案！乾隆元年（1736）十月八日，高宗亲自下令，重新审理此案。但他必先维护父亲的尊严，肯定对阿其那、塞思黑的处理没有错，是他们“孽由自作，万无可矜。”他要纠正的是对他们子孙的处置不当。他的理由是，这些子孙都是圣祖的支派，把他们都革除宗籍，变为庶民，有碍体统。他要求大臣们“各抒己见”，提出处理意见。事涉皇族，又猜不透高宗的本意，大臣们不敢贸然发表意见，以至“旋议旋改，胸无定见”。最后还是高宗自己表态，至十一月末，他宣布：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允许配红带子（即觉罗系），收入玉牒。至于拨到哪个旗，及拨给产业的事，由宗人府另议，提出具体意见。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初，前朝老臣差不多都已谢世，人们对往事已淡忘，高宗又下令恢复允禩、允禟的原名，恢复宗籍，收入玉牒。允禩集团的另两个重要成员允褫、允禵也于不久被释放，于次年即乾隆二年四月，均赐封为辅国公，11年后即乾隆十三年（1748），允褪进封为恂郡王。允襁去世时，按贝子品级待遇，予以祭葬。他们都得以善终，也算是莫大幸运。
宗室中还有一批人，他们是：新德、新福、宗教、云乔顺、鄂齐、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广宁、杨德、华玢等十余人，虽不属允禊集团中的人，但日常行为恶劣，不安本分，因而被锁禁，或锁禁高墙，或锁禁在家。高宗将他们释放回家，但“不许出门”。
世宗时宠臣年羹尧被定为92条罪而被赐死，家产籍没。受到株连的人很多，除了亲属，大多是年的部属文武将吏，轻者降级、革职，重者被监禁流放，直至被处死。如年的幕客汪景祺，因著《西征随笔》，以文字而触忌讳，世宗下令将他处死，其家属被流放到宁古塔（黑龙江宁安）披甲为奴。年案内，涉及的人多，处理面广且重，成为世宗初年全国大案之一。此事已过去了近十年，至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世宗刚去世不久，高宗就发表了重新审理此案的指令。他的做法是，对年羹尧本人之处理，仍维持世宗的决定，主要是针对年案中受到株连的“革职人员”，分析他们获罪的原因，“实因当日年羹尧营私作弊”，他们遂萌生“侥幸之心”，其罪尚有可宽恕之处。他指示，革职人员原在的八旗都统、各有关省巡抚、总督等，要“秉公确查”革职人员中，文职自知县以上，武职自守备以上，若年力精壮、才能可用者，保送到吏部或兵部，“再加验看”，从中挑选出合格人员报来，由高宗酌量“降等录用”。实际上，他已经赦免了年案中受株连的部分人员。汪景祺案也于乾隆元年三月初予以重新处理。高宗事先已查阅汪景祺的案卷，认为汪氏“狂乱悖逆，罪不容诛”，但其所作“逆书”《西征随笔》，是出游陕西省时所作，他的诸兄弟及本族人限于南北远隔，都不知情，与其所作“逆书”本无联系。而今，事已过去十余年，应将汪氏兄弟及其诸侄发遣到宁古塔的，一律“开恩赦回”，其族人被“牵连革禁者”，全部宽大释放。此外，世宗生前处理查嗣庭一案时，也株连不少人，其中，他的子侄等也都被送到发配的地方予以拘禁。高宗在重新处理汪氏案的同时，也对查氏案做了部分改正：将被发配的子侄予以赦免，准予他们返回家乡。
乾隆初年，高宗大量清理父亲世宗的遗留问题，特别是重新处理冤错案，清除其负面影响。以上所举，不过是其中有影响的几个重大案件。高宗所做，实际是纠正其父的某些失误，或称“翻案”，也未尝不可，但他不准任何人这样说，惟恐被臣民误认为他背叛父亲，有辱孝名。有个叫王士俊的巡抚不知深浅，竟然在密奏中称：“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至有人公开扬言：“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此奏大犯忌讳，高宗自然非常恼怒，召集王公大臣，当面斥责王奏荒唐，矛头指向皇帝，说他在“翻案”。他特别声明：他与皇祖（圣祖）、皇考（世宗）之心，“原无丝毫间别”。高宗认为王士俊妄行陈奏，其罪不可宽恕，命判死刑，待秋后处决。这是乾隆元年七月发生的事，王士俊以妄言而被处死，是因他破坏了高宗初政的实践。高宗对这件事的处理，大抵是“宽严相济”，而表现得格外严厉。
不过，高宗还是坚持做下去，敢于翻前朝的旧案，敢于重新处理，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他敢于为睿亲王多尔衮翻案。多尔衮以统率大军底平中原的特大功劳而被赐予“皇父摄政王”的称号。但他死后仅数月就被告发，革爵、墓被毁，等等。高宗阅读《清实录》，知多尔衮功高，下令恢复睿亲王的封爵，准予其五世孙淳颖袭封。同时被恢复名誉的还有饶余郡王阿巴泰父子，累功封至安亲王。因其后嗣依附廉亲王允禩，世宗怒，削其封爵。
高宗命其后人封为辅国公，“以承其祀”。多尔衮事已过去百余年，阿巴泰后人被处也已过去了半个世纪，高宗仍为之雪冤，是完全正确的。连圣祖这样的政治家，执政六十余年，都不曾想到为多尔衮雪冤，而高宗却敢作敢当，更多的是翻了他父亲的冤错案，坚持实事求是，实属难能可贵。检视圣祖来，经世宗至高宗亲政，三代人政治上互补，后人为前人补正政治之阙失，有力地推动清朝政治不断向前发展。
在“宽严相济”方针的指导下，高宗还在各个领域纠正其父生前为政之失误。垦荒，关系国计民生，为历代所提倡。清入关以来，一直提倡、奖励垦荒，成效很大。但世宗时，垦荒以少报多，既博取皇帝信任与奖励，亦趁机加赋私取。这一弊端，在顺康两朝已时有发生，至世宗时则有所发展。据揭发，河南虚报垦荒数，还有四川多就熟地增加钱粮；再如广西所报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许多官员要求停止开垦虚报，惟详查现在已报垦田之数，如查出虚报不实者，“题请开除”。高宗接受诸臣建议，即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下令禁止虚报开垦，警告今后若发现虚报，必从重处分。河东总督王士俊以开垦虚报被撤职，后妄言“翻案”事而被处斩监候，俟秋后处决。世宗时，倡导“捐纳”，弊端尤大。所谓“捐纳”，名为百姓“自愿”出资，用于公共工程的建设，实际是按各农产田亩另外加派。此弊多系各省督抚所为，借机向朝廷邀功请赏，而百姓则受加赋之苦。如山东是大运河流经的重要地段，每年以疏浚运河的名义，向百姓另加征民夫工食银5.34万两；四川每年维修堤堰，每亩加征银或一厘，或二厘不等。类似情况，在运河流经的各地段，以及周围地区修堤坝，在在皆有。显然，此种捐纳实属田赋之外的额外加征。高宗洞悉捐纳之弊，即向捐纳严重的山东、河南、四川、直隶四省发出通告：从乾隆元年起，各项捐纳一律停止，各工程费用由公帑支付，报工部实销，不得增加百姓负担。此后，发现一处即严禁一处，捐纳之风遂告平息。百姓负担减轻，自然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