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蕴绿活水生春——孙春平近年小说创作研究
韩春燕
孙春平的创作生涯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三十多年来，他已经有了几百万字的厚厚积累，五部长篇小说，五部中短篇小说集，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多部影视剧，以及获得的各种奖项，都在证明着这个工人出身作家的勤奋与努力。如今他已年近花甲，成为了一位“老”作家，但作为“老”作家的他仍葆有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他的小说不仅越写越快，越写越好，而且还在寻求着某种突破与变化。对他近年小说创作的探究，不仅使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生活与创作的关系，而且还能获知一个作家创作生命不衰的秘密。
如果将孙春平的人生进行一下划分的话，那么，他的人生不外乎这样几大段：童年少年时期的求学阶段，初中毕业后的上山下乡阶段，回城当铁路工人和铁路干部阶段，进入文联作协系统编杂志当领导阶段，外加在作协期间到北宁市（现北镇市）和辽阳县挂职锻炼阶段。文学创作与一个人先天禀赋有关，但写作者的人生经历无疑会对他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孙春平的小说创作主要围绕农村、铁路、官场这三种生活场，不能说不与他成年后的三种主要人生经历有关。
他曾经下过乡，了解辽西农村生活，于是才有了《轱辘吱嘎》、《叹息医巫闾》等表现乡村人生境遇的小说；他长期的铁路生涯，又成就了他的《道碴无言》、《小站弥存》、《重点列车》等一批铁路小说；多年的领导干部角色（铁路干部，市文联主席，挂职县委副书记，省作协副主席），使他充分了解了中国的基层官场，这使他创作出了《鹏翼徘徊》、《华容道的一种新走法》、《天生我才》等充满官场智慧的小说。当然，无论什么题材，作者最后所指向的还是人，小说终归是对人性的发现与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揭示。我们在孙春平早期不同题材的小说中，总是能够发现他那硬硬的故事核心，即一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费尽心机的努力，当然这种努力或者是悲剧，或者是喜剧，而那个人，或者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无所谓正负面的，但总归是个精明人，当然人物的智慧有的时候也不免是黑色智慧，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情时有发生。
孙春平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创作一贯以现实层面上斗智斗勇的故事性取胜，多少年来，他不断编织着这样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着各种足智多谋的人物。
无疑，多年的写作生涯里，孙春平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他的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出，孙春平的小说是正面的，厚重的，结实的，甚至是耐咂摸的，但真的仔细咂摸了，我们也会感受到文本那种质朴中的狡黠，密实中的笨拙。
孙春平的小说表现的生活无疑是广阔的，但小说里的人物，无论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农民还是工人亦或是干部，他们的性格都有着共同之处，我们从不同生活背景下不同身份性别的人物身上可以感觉到的相似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老于世故，心思细密，心机深沉。因为有这些精明人的参与，他所编织的故事无疑就非常精巧好看，但这也难免给他的创作带来千人一面，文本模式化的弊端。
其实，每个写作者都清楚自己的所长所短。孙春平行文朴实，尤其善用东北土语，使文本洋溢着浓烈的地方气息和土腥味，他的小说结构缜密，故事性强，情节张弛之间充满智慧，应该说他的每篇小说里都有一场智力竞赛，机谋角逐。但有的时候，所长也即所短，孙春平语言上的“乡”化，“土”化，也使文本样貌显得缺乏美感，那种密实的叙述，则使小说缺失了灵秀，而人物共同的精神谱系，更让每篇小说里的人物似曾相识。
诗性的缺乏应该说是孙春平小说的最大遗憾。
每个作家的创作风格，都与该作家的气质类型，心理机制，美学趣味，修养、阅历等等相关，应该说是很难改变的，或许读者和评论者也不对孙春平创作路数的改变抱有多大的期望。
瓶颈不是每个人都能突破的。
然而，年近花甲的“老”作家孙春平却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惊喜。当我们读到他近期发表的《皇妃庵的香火》等一批小说时，仿佛看见孙春平的创作已破茧而出，羽化成蝶。
以短篇小说《皇妃庵的香火》（原载《芙蓉》2008年6期，转载《小说月报》2009年2期）为例，我们来看一看孙春平的小说有了哪些突破和转变。
首先，《皇妃庵的香火》这个名字就有着足够的神秘与浪漫，这与以往对孙春平小说的阅读经验着实相悖，孙春平的小说一直是缺少这种神秘和浪漫色彩的。而小说开始用三个自然段，交代皇妃庵的地理位置，皇妃庵的被历史剥蚀的残败，皇妃庵的传说，然后才缓缓进入作者要讲的故事，这也和孙春平以往直接进入故事的写法迥异。小说的味道有时就出现在这种舒缓和闲笔之中，尤其是第二自然段：
“皇妃庵位于一个不大的山岰，山岰里自古以来就只有一个村落，现在还是一个村落，叫卧虎营子。村后的山坡上，确实有个庵堂，不大，只三间房，据说早先还有院墙，是暗红色的，但漫长岁月的剥蚀，加上当地百姓的拆扒，那院墙早没了踪影。眼下唯一还能让人想起这里的不同凡响之处，便是屋顶上残存的几片琉璃瓦，金黄金黄的，在风和日丽的日子里，那琉璃瓦灿烂出几束耀眼的光芒。”
这种对沧桑的描画，以及蕴涵在沧桑中那种惆怅的情绪，都是孙春平小说中从未有过的。
孙春平小说很少写景，很少抒情，“一切景语皆情语”，他的小说多少因了情的缺乏，导致了感动的缺乏。所以，可以说孙春平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智力写作。而在《皇妃庵的香火》中，我们却是被这样的文字引入故事的：
“春日里的一个傍晚，车站旁养路工区的工人蔡林忠收工回来，无意中看见皇妃庵里飘出淡淡的烟雾，心里先存下一份小小的疑惑，及至回工区吃下自己的那份窝窝头菠菜汤，出来冲洗碗筷时，不由又向皇妃庵方向了望，将垂的暮色中，那桔红的烟霞似雾霭在皇妃庵上空缓缓荡漾。”
暮色中，皇妃庵上空桔红的烟霞预示着一个爱与美的故事就要发生了。
一个善良的养路工区临时工，在饥谨的年代救了一个寄身皇妃庵的伤病女人，后来因为这个怀有身孕的盲流女人要被当地村干部遣送，他为了救下两条性命娶了这个女人，结果女人连续生下了两个残疾女儿，最后这个叫蔡林忠的男人，在工区撤消前夕，为了两个残疾女儿，毅然选择在两节机车间挤死，用这次工亡换取了她们以后的一点生存空间。
蔡林忠只是一个普通男人，一个从未得到转正的临时工，甚至也是一个盲流，但他善良，仁义，无论对妻子和非亲生的女儿，对工友还是工作，都默默奉献勇于承担，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
然而，这篇小说中，具有这样大善大爱的绝不仅限于蔡林忠一个人，那个被蔡林忠所救，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女人马菊香更是浑身散发着善与美的光辉。在马菊香寄身皇妃庵最困难的时候，她曾掏鼠洞得到一点黄豆，这点黄豆她不是自己留着果腹，而是煮好送给工区的人让他们吃点治水肿。她开荒种下蔬菜和粮食，有一半被人偷走了，她却拒绝用篱笆围起来，说“天是大伙的，地是大伙儿的，太阳和雨水也是大伙的，咱只是花了点力气，这我就感恩不尽了。”甚至认为，“那哪是丢？谁顺手掰去两棒苞米，摘去一个窝瓜，那是看得上咱们了。”
马菊香勤劳能干容易知足懂得感恩，从不占别人和集体一点便宜，大家都去煤车上抢煤，两个残疾孩子也去了，甚至警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马菊香知道后却坚决让女儿送回去，说这是不仁不义的事，甚至用煤块把自己砸得头破血流。
小说里还有一个人物，他不仅始终充当着这夫妻二人大仁大义的见证者，而且充当着他们生活的帮助者，这个人就是工段长，他也是一个善与美的化身。
孙春平的小说从来没有讲述过如此令人感动的故事，更从没有塑造过这样大善大美的形象，读他从前的小说更象是观棋，小说中的人物给我们留下的多是他们的阴谋，或者阳谋，白色智慧，或者黑色智慧，出乎意料的是，孙春平在这篇小说中放弃了他一贯的对对弈的偏爱。
《皇妃庵的香火》中没有一个精明人，没有一场智力的角逐，小说里的人物甚至在世俗眼光看来，有些傻，有些呆，或者用小说里的词语表达，有些“二”。
正是这种“二”，最后抵达了人性或者小说的最高境界--慈悲。
蔡林忠用生命换来了马菊香母女三人赖以生存的“皇妃庵超市”，从此：
白日里，马菊香仍去山野间劳作，有时亮慧也跟着同去，只留了明慧在家里守超市。那可真是比正式超市还超然一截的小市场，明慧抓着抹布在货架间擦试商品上或有的尘土，她看不见钱，因此也就不管钱，只在门口摆了一张小桌，桌上摆了几只小纸盒，盒里分别放着拾元、一元、五角的零钱。有顾客来了，问，有酱油吗？答，在南边第二趟的柜上呢，自己拿吧。又问，谁收钱呀？答，放在桌边的箱子里吧。桌子边是一个大些的木箱，锁着，只在上面留了一个口，有点像选举会上的选票箱，也像寺庙里的功德箱。如果还有人问，我的是大票，不找零钱吗？明慧便答，自己在桌上拿吧。不管是谁走了，明慧都会学着妈妈的样子，轻轻地念一声，阿弥陀佛。
住在皇妃庵的三个女人像尼姑，马菊香是皇上丢弃的女人转世，话就这样传出去了，再反馈到母女三人的耳朵里。母亲对两个女儿说，随他们说吧，你们不用生气，也犯不上辩争，咱们凭着自己的力气吃饭，老天自会怜悯。
这种经营，已经不象是尘世中的经营了，这种叙述，也已经有了对神性的敬畏。一个丈夫死后突然信佛的母亲，完成了人之善良到佛之慈悲的转变，而她的一盲一哑两个残疾女儿，面对生之困苦，也坦然地接受了命运，抵达了神性。
马菊香没有改嫁，她的两个残疾女儿也没有出嫁，三个女人在岁月中渐渐老去，但她们的日子虽然清苦，却不孤寂，她们活成了俗世里的菩萨。
当那个飘着雪花的冬日清晨，她们收留了皇妃庵超市门前的第一个弃婴，她们的修炼之路就已慢慢接近正果了，“从那以后，十余年间，马菊香的家里陆续又收养了十二个弃婴，多数是夜间放在门前的，多数是女婴，也多数有着先天性的疾残，有盲着双目的，有两耳失聪的，有的患着白血病或心脏病，还有的瘫软如泥，不能坐立。马菊香带着两个女儿，一言不发，送来就统统收下，尽着自己的力量，默默地将息，默默地救治。病残的孩子有的送来一二年，就慢慢地萎谢了那朵幼小的生命之花，马菊香将他们掩埋在蔡林忠的坟旁，祈祷说，老蔡，我知道你喜欢孩子，又给你送过来一个，你好好保护她吧；有的亲生父母跑来了，抹了一阵眼泪，再三拜谢，又将孩子抱回去。有两个小女孩，一个拄着拐杖，一个有些痴呆，已经十多岁了，至今还生活在这三个女人的世界里。”
这是怎样一种善，怎样一种爱，怎样一种美？三个生活艰难的女人，她们毫不吝惜地把自己这种善与爱奉献给予那些可怜的小生命们。
慈悲度己亦度人。
马菊香母女三人在别人看来是可怜的，她们或寡居或残疾，但她们不贪不嗔，平静恬淡地生活着，并且以自己的生活态度感染别人，以自己的爱心帮助着别人，她们人性中所焕发出的神性持续地照耀着自己周围的人，使周围的人心也渐渐澄明起来。于是，尽管“马菊香的零星四散的园田仍是不圈也不围，但蔡林忠死后，她的果实就再也没有丢失过，就是时有牛羊经过，也会被主人远远地驱赶开。”而“超市里比较沉重或体大的商品自有批发货栈定期开车送来”，“每月盘点，超市竟都是只赚不赔，没有丢失，也没发现有人拿货不付钱，有的只是赢利，且还时有超出。连村街那些时常为玩麻将捅台球打得头破血流的小混混儿都说，那样的人再去欺负，就得小心点老天爷瞪眼啦。”明慧经管那个小小的超市，“时常听到有人来，那脚步声有的熟悉，也有的陌生，来人并没买走什么贵重的东西，却将沉重的声音丢进箱里，明慧便学妈妈的样子，双手合什，轻念而谢，阿弥陀佛！”
马菊香母女虽然象是皇妃庵里的三个尼姑，但小说中的她们终究不是出家人，她们生活在尘世，她们身上的神性是她们人性中善与美的极致化，小说里马菊香请画家画的蔡林忠版的韦驮像，道出了由人到神的不二法门。
神就是人之大善，人之大善即为神。母女三人站在韦驮画前，马菊香就这样说了，她说，“你们爸爸就是我们心中的神将，阿弥陀佛！”
三个历经苦难的女人，也许并不真正懂得佛教的教义，但她们怀着最深的感恩最朴实的信仰活在这个世界上，善良，是她们的本性，也是她们的宗教，更是她们行为本身，她们在度己度人的过程中，已抵达了正果。
到这里，孙春平的小说无论表达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蜕变。从晦暗的智力角逐到明媚的善的称颂，从文本的朴实笨重到叙述的轻盈灵动，语言上唯美的努力，氛围上宗教气息的弥漫，神秘色彩的氤氲，使文本虚实相宜韵味悠长。
孙春平小说中，终于有了对“虚”的营造。
也许在那些原本擅长此类创作的作家看来，这些都没有什么，但不要忘了，作家的创作是有它的定数，或者说宿命的，孙春平是另一类作家，几十年来他的小说是靠另一些东西取胜的，而他所擅长的那些，恐怕也是别的作家无法做到的，当然这些东西会限制一个作家的写作，有些限制是很难突破的，就比如一个笨嘴拙腮的巧匠他可以为心仪的女孩制作精致的饰品，但让他到女孩面前浪漫抒情恐怕就难为了他。
可喜的是，孙春平突破了限制，完成了转身。
如果只是这一篇小说，恐怕还不能说明问题，而将近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彭雪莲的第二职业》（原载《上海文学》2006年8期，转载《作品与争鸣》2006年12期）、《派我一辆吉普车》（原载《人民文学》2007年10期，转载《小说月报》2007年12期）、《换个地方去睡觉》（原载《民族文学》2008年1期，转载《小说月报》2008年3期）、中篇小说《一路划拳》（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1期，转载《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2期）、《一树酸梨惊风雨》（原载《人民文学》2009年1期，原载《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9年2期）、《故乡的苦杏仁》（《中国作家》2009年1期，发表时名为《娘家人》）等放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孙春平小说的变化不是偶然的，个别的，而是一种有迹可寻的有意努力。
《彭雪莲的第二职业》、《派我一辆吉普车》、《换个地方去睡觉》虽然主人公的身份分别是纺织女工、省水利厅下派干部和曾经的国企沥青厂厂长，但他们都是这个社会郁郁不得志却怀有良知的人，他们的故事都是“好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