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程：可是感觉你还是很激情的，乐手们怕你吗？
汤沐海：我相信更多的还是敬畏。因为在工作过程当中，我有时候非常严格，他们说我说话甚至很损啊，就是说有点不给情面。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自己儒家的那种，或者是道家，不管怎么说啦，中庸一点啊。我们的那种雍容，这些东西呢在音乐家工作的时候，我是基本上把它们抛弃的。我并不绕着弯子解决问题，我都是尽快地、直接地找到问题解决问题，这其实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在音乐表现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尽量多的余地去有机会表现自己。
1949年，汤沐海出生于上海的一个艺术世家，父亲是曾经执导过电影《南征北战》的导演汤晓丹。汤沐海18岁去新疆当了名文艺兵。条件的艰苦并没有阻止他追求音乐梦想。一切的坚持或许要归功于他从小树立的远大理想。
汤沐海：我当时我大概是五六岁，因为我当时学钢琴啊，有这个黎英海，然后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冼星海，我当时就是很自豪地说，中国有一个冼星海，有一个黎英海，我说还有一个汤沐海！才五六岁呢！五六岁的时候。
程程：那后来呢，就是在“文革”的时候，其实那当然你的自信被打到最底层，你的父母是属于有问题的，黑五类比如说，然后呢你在社会上完全是处于一种无助的地位，谁也不会来培养你对不对，那时候还有音乐梦吗？
汤沐海：有！那时恰恰是音乐给我动力。给我生命的动力的恰恰是我从事的音乐。我当时已经在军区歌舞团了嘛，我每天弄音乐在里头很幸福，我就忘记所有的这些。
程程：你那时候在那儿是做什么呢？
汤沐海：我是在那个乐队，等于是歌舞队里头啊，那是个歌舞团嘛，新疆军区歌舞团嘛。我记得我跟李双江还住在同一个房间，他唱歌我弹琴，非常的开心的。我们这些排练虽然都是顺应政治口号的一些东西，完成任务，可是呢因为它毕竟还是音乐，而且是少数民族，多民族的音乐，我当时呢，学黑管、学圆号、学曼陀铃冬不拉嘛所谓的，因为我是弹钢琴的，我就是在那时候接触，然后我跑到乐队里去打打击乐。每到高潮的时候，打得兴致勃勃。就是我作为一个16岁的孩子，年轻人啦，很愉快的在歌舞团里。
程程：很享受？
汤沐海：很享受。所有的苦难或者是责备或者是冷遇，还有非常艰苦的生活，你想那时候我们吃饭就两个馍馍。所谓的两个馒头啦，里头夹点红豆腐乳就完啦，这就是一顿饭，这个今天的人可以想象吗？
1970年，从新疆复员回上海以后，汤沐海成为一名锻压机床场的工人，这几乎让他与音乐彻底绝缘，当机床轰鸣的马达声取代了悠扬的琴声，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继续自己的音乐之路呢？
程程：你怎么面对那个时候的困难呢？比如说当锻造厂工人的时候？
汤沐海：我应该说我并不怕苦，当时啊在全中国青年人当中，这还算一个好的职业。你能够在上海的一个工厂里当工人！
程程：当工人这是还算很骄傲的，因为那时工农兵是最高的。
汤沐海：对。我虽然出自一个文化的家庭，不是工农出身，但是在上海的青年人当中还算一份好的工作呢。我当时是个复员军人，可是对一个音乐家来说，那就是致命的了。因为你最爱的美好的音乐，每天你去上班，你听到的锻压机床的锤击声，那比今天的rock and roll（摇滚乐）要响多了。那3年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对于一个很有灵感的音乐家来说那是很难受的！甚至可以说是灾难！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好处，我培养了自己的人性，我的坚忍。这个以后，我真的成了一个成功的指挥家，我在乐队面前，我跟大家工作的时候，我有自己自制的能力。为什么？你在生活当中学会了一些东西。
程程：我在看那个片段的时候，有一点我确实想象不到，就是你的母亲为了给你买手风琴，会自己去捡废纸，然后会去跟人家借钱。
汤沐海：对。
程程：这个如果说你的家庭一直是比较好的状况，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汤沐海：完全不可能。我在我坚韧不拔地最后寻找我自己的道路上，或许也就没有这个韧性。恰恰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历过来的人，他倒有理想，有很崇高的理想，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使你能做成一些你或许做不成的事。苦难对你其实是一种好事，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动力。它使你追回了逝去的时光，使你珍惜现在的时光。
作为一名艺术家，汤沐海不但拥有精湛的技艺，同时也有着率真的个性。在2000年担任国家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之后，他因为和乐团团长关峡在艺术上有分歧，而远走欧洲。
汤沐海：其实在那儿工作的一年当中，我已经感受到，毕竟啊，这个大环境，很多重要的东西是没有根本解决的。当然你说，如果双方共同的努力，增强理解，目标一致，或许还是可以跨越它的，不是说完全绝望的。其他的就是感情因素了。有一些互相不理解的啊，互相那么就造成了当时的行动。我相信大家经过一个阶段冷静的看一看的话，这是个好事也是个坏事，是个坏事也是个好事。
那么今天呢我跟国交握手言和，他们又邀请我做他们的桂冠指挥，在很荣誉的时候，音乐会有时候搞一搞，甚至出国旅行一起搞一搞，那大家高高兴兴在一起，因为都是搞音乐嘛毕竟，现在叫做“回归”。
程程：对过去的一些历史呢，类似这样的是因为一些误解啊，或者是有一些不顺利的。这些东西呢也是可以抛到脑后去的。那当时我觉得很不理解就是，你真的写了那封信吗？你真的流露出了那样的信息：“他不走，我就走”？
汤沐海：如果你问题问得那么直接呢，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这句话其实我是没说过。
程程：我觉得也不可能。
汤沐海：这是媒体用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极端的词句。虽然这样的因素可能会随意的有这种，但是我本人没有说过这样的。
程程：我想也是，你不至于把它直白到这种程度。
汤沐海：对，这是相当孩子气的一种说法对吧。
程程：所以我就想问您，是不是在您身上还有孩子气？还有那种特别个性的？
汤沐海：你是第一个这么问我的，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回答的。
记者手记：
2009年杭州的秋天，注定是一个充满音乐的季节。继杭州爱乐乐团发布于9月4日开启杭爱首个音乐演出季之后，新独立的浙江交响乐团也正式公布了它的首个音乐季。浙交选择按季节划分，将一年分为四个演出季。
因为汤沐海他们，杭州人有了更多的机会聆听最顶尖的高雅音乐。但是，对于汤沐海，除了知道他是指挥大师卡拉扬的得意弟子，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人指挥家，其他的，在采访前，除了能看的报道，我们并不熟悉，却非常感兴趣。比如，他是不是音乐暴君？他到底为何负气远走欧洲？
采访，就在剧团的排练厅里，那天下大雨，我们去的路上就遭遇了堵车。
等着排练厅开门，搬设备布置，又花了些时间。等我们采访完，比预计的时间超过了半小时。我们发现，乐手们都已经在门外等着了。我们留下来看了看排练的整个过程，发现汤沐海其实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有乐手犯了错误，他用开玩笑的方式指了出来，生气、不理人，并不是他的风格。就如同我们问最尖锐的问题，他也用直接的方式回答，对音乐的执著，对他人的宽容，这就是现在的、成熟的汤沐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