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知青朋友中，可能胡泓是最有才华的，要说他是一个天才，一点不过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还是用他的小名米沙吧，这样更亲切。米沙的才华最早显示在少年时代，他是哈尔滨少年宫的童星，他的钢琴弹得很好，小提琴也拉得很棒，在外宾的演出时，是少不了米沙的节目的。可别小瞧了这个少年宫，后来成了曲艺界大腕的黄宏、师胜杰和大作曲家的刘锡津，都曾是这里的小学员。他们也是米沙的师兄或师弟。
稍大之后，米沙又学画，从素描开始，又画油画，风景和人物都不一般。他的雕刻也很精彩，后来日本政界、商界、宗教界的许多名人的大理石雕像都是他的作品。后来他又练唱歌，成了漂亮的男高音，外国歌剧中的咏叹调，中国的抒情歌曲，只要你点的出名的，他张口便唱，具有专业水准。那些年，他又心血来潮地写小说，处女作《黑雪地》被一个全国有影响的刊物登在头题，当文学界开始关注这位出手不凡的新人时，他又学木匠，搞装修去了。十六岁时，他就被评为五级木工。他在哈尔滨最早的作品是玉泉狩猎场的“八角楼”，不仅被国家领导人称赞，还成了许多影视作品中的场景。他在日本许多大城市设计建造的“中华牌楼”已经成了当地的旅游景观……
有人说，米沙的天才体现了“杂交”的优势，他是中俄混血儿，他的身上凝聚了中俄两个文化的结晶，所以才能表现非凡的才能。也许这也是一个原因吧。但他的人生悲剧，也是由此开始的。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米沙的家庭。他的外祖父是俄国穷苦的铁路工人，1896年他和妻子被沙俄驱赶到中国修中东铁路，他们和来自中国山东、河北、辽宁和黑龙江本地的中国劳工一样，开山劈路，遇水架桥，吃住在荒山野岭中。这对俄国夫妇在中国生了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铁路修成了，俄国资本家通过铁路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但修这条铁路的工人却越来越贫困。外祖父得了肺病，连自己的孩子都养不起了，他和外祖母把妈妈、小姨和小舅都送给了中国和朝鲜的农民。这位俄罗斯老工人在中国病死，埋在了靠近铁路边的一座无名小山上。后来妈妈、小姨和小舅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妈妈是第四野战军医院的护士，在抢救在解放长春中受伤的团参谋长爸爸时，和他相识并相爱，后来他们生了米沙和两个姐姐、一个弟弟。
米沙的祖父胡大海是珠河（今尚志）着名的抗日英雄，1937年2月，因叛徒出卖被日本侵略者杀害。十一岁的爸爸跟着奶奶边要饭边寻找抗联的队伍，参军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在战斗中爱过重伤。解放后，这位解放军团职干部被组织派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水电专业，毕业后又到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进行了为期三年的学习考察，回国后，他在哈尔滨电机研究所当工程师，成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电机专家。
突然而至的文革风暴让这个幸福的家庭陷于了灭顶之灾。米沙记得1968年2月15日，爸爸起得很早，让妈妈装好饭盒。本来研究所已经乱套了，可他每天还是按时上班。他穿上大衣要走，又转身来到米沙和弟弟的床前，把他们叫醒，亲亲他们的脸，告诉他们：“外面太乱，别出去，在家看书！”就在这一天，爸爸被抓进监狱，几乎同时被抓的还有陈雷、李延禄等一批当年抗联的老干部，他们的罪名是“苏修特务”。
不难想象，在那个“反修防修”的年代，给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带来怎样的灾难。昨日相亲的邻居，今天也反目成仇，好像只有打碎他家的窗子才能化解对修正主义的愤恨。好象高鼻子卷头发的人都成了特务。米沙和姐姐、弟弟吓得不敢出屋，恨不得把自己的鼻子压扁，把卷曲的头发剪短。妈妈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她披着大披肩，整夜坐在窗前，她说爸爸今晚能回来。生活的窘迫，使米沙放下了手中的提琴和画笔，他拿起了斧子和刨子以谋生计。起初，他给人家补鞋、磨刀、打洋铁盒，后来又干起木匠活，他在电子仪器厂当临时工时，竟考取了五级木工，为了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他竟天天不洗脸，听说刮脸能长胡子，他一天刮两次。
正在这时，上山下乡运动给了我们的米沙带来了新出路，1968年11月9日，他和17中的同学登上了北去的列车。米沙记得，那天下了很大的雪，是他一生见到的最大的雪。火车一再晚点，半夜才出发。当列车开动时，他站着车门口，迎着扑面而来的雪花，他的心里竟涌出一首朝鲜歌曲：“送郎出征漫步原野，情比月夜浓，挽手祝福你，转战南北，盼郎建奇功！”他还唱着那支苏联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那迷雾的远方，我们走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上，送我的爱人上战场……”此时，他还想到了他喜爱的一部苏联小说《勇敢》，写的是苏联有理想的青年人在西伯利亚荒原上建设共青城的故事，他羡慕他们创建的新生活和因此产生的美丽爱情。
现实生活远没有小说中那么浪漫，在迎春站下车时，突遇“大烟炮”，他们挤在站台上像惊恐的小动物。坐在敞蓬的大卡车上，到了连队，睡在还冒着蒸汽的土炕上。他想当木匠，却被分配去当农工。他还当上了小班长，领着一伙人，去修水利，住在地窨子里。他领着大伙顶着大雪刨冻土，因为不知道照顾有“例假”的女战友，日后还受到埋怨，当时他真的不懂。全连的人到现在还记得，当年“胡米沙”是大家的“开心果”。下了工，他拉起从家带来的小提琴，拉“梁祝”也拉马思聪的《思乡曲》，拉得大家热泪盈眶。他最擅长的是讲故事，他讲自编的《地堡街5号》是个情杀惊悚片，随着情节的变化，他还自配音响，敲破铁片制造电闪雷鸣的效果，每次都吓得大家毛骨悚然，他们还乐此不疲。每到关健时刻，我们的米沙是“收费”的，每次一盒二角三分的葡萄牌香烟，要是没有，一角四的握手也将就，害得热心的小战友经常半夜去砸小卖店的门。
穷欢乐掩盖了米沙的苦难，尽管他是个艺术精灵，但他还是登不上大雅之堂，听说师里要成立宣传队，他写了长信毛遂自荐，这封信又转到了连队领导手时，那位领导说：“你也不搬块豆饼照一照，自己是什么人！”部队文工团来招人，他大显身手，放下小提琴，又拉起手风琴，接着又唱男高音，最后还交上一个剧本和一个舞台设计，可惜，米沙和来招兵的是白忙活，他家的“历史问题”让他们望而生畏。在他们连还有一个怀才不遇的知青诗人郭小林，他和米沙住上下铺，当然也是因为家长的问题――他父亲是大诗人郭小川，那时他还在牛棚里。苦闷的时候，我们的米沙多少次跑到连队附近的白桦林，你野狼一样嚎叫；在欢度新年之夜，他竟顶着风雪在荒原上游荡。
1970年3月16日，一封电报又把米沙掷到了命运的谷低，那电报的内容是：“父病故速归！”他的眼前一阵发黑，他幻想电报的内容是“父病，故速归。”那时知青想回家，经常让家里发这样的电报。他买了35斤鸡蛋，装在木箱里，还买了一袋面，那时哈尔滨人生活很困难，他要用这些东西孝敬父母；他还带了一张自画像，他要让爸爸看看自己的油画水平，有没有长进。
米沙背着东西一进家门就傻了，妈妈倚卧在那架破铁床上，身上盖着旧毯子，零乱的白发披散在她满是泪痕的脸上。他一眼看见桌子正中摆着一个木制的盒子，上面摆着一朵白花。
“啊，爸爸，爸爸！”他哭着扑上去，他像男子汉一样恸哭。“米沙你可回来了！”妈妈也哭着和他抱在一起。老抗联战士、共产党员、电机专家，虽在战场上出没于枪林弹雨中，却在和平时期死在了自己的监狱里。他死后要火化时才通知家里人，13岁的弟弟去的，他在那个单子上代表家属签的名。也许因此受到刺激，弟弟情绪一直不好，二十几岁就死在酗酒上。
为了照顾病重的母亲，他已无法回北大荒了，可母亲让他走，她不想因为自己耽误孩子的前程。他坐火车跑到西安，去部队找一位任要职又走红的亲戚，可人家不愿意理睬他。他又自报家门地到兰州空军文工团，不要任何报酬地当了一阵子临时工，这下子感动了上帝。文工团派出干部三闯关东，到兵团调他，都碰了钉子。第四次，米沙和部队的同志一起去的，管盖章的还是不开面，最后米沙绝望地大哭，终于打动了人家的恻隐之心。
穿上了军装的米沙雄心勃勃地要大干一场。他起早贪黑地写了好几个剧本。人家更看重他一手好木匠活，于是他成了舞台美工，他干得很来劲。后来他从报纸上看到上海的“左派”们发起了对无标语音乐的批判，米沙又拿出了为兄弟两肋插刀的劲头，为他热爱的音乐大师们辩护。同时他还狂妄地说：“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贝多芬和沙士比亚，鄙人要当中国的贝多芬和沙士比亚！”还有更过激的话：“不是说百花齐放吗，怎么只有八朵！”于是，为了端正他的创作思想，上级派他去长期深入生活。也许领导为了保护他，只是时间太长了，他在青海高原的高炮连呆了两年没人理睬。不过，边防部队的生活真的很丰富，馒头蒸不熟，清水每天每人半碗，白天端枪站大岗，晚上打朴克谈女人。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他还是不停地写，什么高原战士的风情，可爱的藏族老阿爸……几十万字的稿子，无人去看，只配摞起来当枕头。
在1976年十月的历史巨变中，米沙和祖国一起改变了命运。这个青海大兵复员回到了家乡，先到区文化馆重操旧业，当了几个月又编又导又演的临时工，后来被有门子的人挤掉了。他又被分配到了区医院当了放射科医生，他和一个护士结婚，又有了自己的女儿，母亲给她起名叫维拉，俄语为“信心、信念”，而米沙更愿意叫她的谐音“月亮”。
往往经历苦难的人最早成为改革的弄潮儿，当那些无业游民和有“前科”的人开始经营个体时，有着舒适工作和安逸生活的米沙出人意料地下海――去当打家俱的小木匠。他用借来的700元钱，买来一台电刨子和一把小电锯，借了人家一个破棚子就干了起来。他打了一套欧式家俱，式样古朴，颜色高雅，特别突出的是他在家俱上刻了在椰树下吹笛的少女和和展翅飞翔的小天使，这套家俱在运往商店的路上就被人定货了。
当米沙每月可以有四位数的收入时，他又出人意料地关掉了火得让人羡慕的家俱店，成立了一个以女儿的名字驻册的“小月亮”装修队，他们的第一个作品就是火车站前的一个别致的公交调度室，它像婷婷玉立的少女吸引许多人的目光。在蒙蒙细雨中，一位法国驻莫斯科的商务参赞在哈尔滨住了五天，竟来看这个小亭子四次，他终于见到了它的设计和建造者，他们这样对话：
“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