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强牌”是一种上海风味年糕的品牌,在哈尔滨各大超市中都可买到。创造这个品牌的是哈尔滨女知青孙玉勤和她的丈夫宁波知青方立强,这个品牌是这两个返城又下岗的老知青安身立命之本。其实,我以为他们更珍爱的品牌,是他们一胎所生的三个儿女。因为有了这个品牌,才有了“玉强牌”。这个故事还得从头道来。
话说1968年,一向寂寞的地处七台河的北兴农场(32团)突然生机勃发,只因为来了一大批生龙活虎的男女青年。在二连农工排有个女班,班长孙玉勤是个哈尔滨知青,心直口快,能说能干,典型的“铁姑娘”。排里还有个男班,班长方立强是个宁波男知青,相貌英俊,性格绵软,但干起活来扎实认真。孙班长向方班长叫板,男女两班干什么活都要一争高下。夏锄时节,在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里摆开战场,女班在前,锄下草死,一个个挥汗如雨。男班在后,心急锄飞,草未净苗有伤,孙班长笑其“笨蛋”。方班长只笑不急,女班先到地头,又返回接男班,会师后男班让女班先喝水。秋收再战,男班一马当先,又快又净,女班穷追不舍,还是落后。男班先到地头,又接女班,会师地头后,还开了联欢会,男唱女舞,不亦乐乎。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后来连里干脆两班合一,方为排长,孙为副排长。一阳一阴,一柔一刚,两人配合默契,排里工作年年先进。战士们发现,两人研究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晚。后来他们又发现,孙排长看方排长吃不惯当地的粗粮,就从老乡那儿淘弄来大米为他做着吃。而孙排长穿的丝绸衣服竟是杭州贷,肯定是方排长探家时给她买回来的。连里领导看出门道,马上出头撮合,旨在鼓励男女青年安家落户。这也正合方孙之意,他们名正言顺成了对象。
一晃十年已过,他们没有花前月下,只有黑土地里汗水相融。1978年10月,他们登记结婚,住进了连队为他们盖的新房,一室半的住屋,外加一个小厨房,他们心满意足了。从此,身在土屋,安心农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点灯说话,熄灯作伴,也其乐融融。
谁料风云突变,到了1979年秋天,大返城已蔚然成风。看着同车而来的战友一个个卷席而归,小方和小孙也心乱如麻。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的小方对小孙说:“你先走吧!我将来有机会再说,为了咱们的孩子……”说着他竟流下泪来。那时,宁波的政策是结了婚的就不能返城了。小孙和他相拥而泣,只好答应先走。那时她已怀有身孕。把孙玉勤送到七台河火车站,回到昔日十分温暖现在一片冷清的小屋,方立强又是悲上心头。他抹去眼泪,又开着康拜因下地了。那是从东德引进的最先进最贵重的大型收割机,连里交给了最放心的他开。方立强加大马力驶向金浪滚滚的大地,烦恼也抛在身后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返城回家的孙玉勤被安排到父亲所在的建筑公司当工人。只有四五个月的身孕,肚子大得像就要临产,工长把她赶回家待产。母亲领她到道外产院一检查,B超竟显示出了三个胎影。医生说:“可能是三胞胎!”小孙母女又喜又惊,可家境贫寒的孙家怎么能养得起将要落地的三个孩子?尽管还在农场开康拜因的小方把自己的工资都寄了回来,可肚子满满的小孙吃不下任何营养品。1980年7月9日那天,哈尔滨暴雨如注,家住低矮平房的孙家屋里也进了水。孙玉勤挣扎着和母亲一起淘水,突感腹中剧疼。邻居们帮忙,冒雨把她用手推车送到道外区产院。可是没有床位,他们又跑到第四医院,小孙自己走上三楼,还是没有床位。但是已不能再等了,生猛的北大荒的孩子已经露头了。只好在两个待产患者的床间挤了一个位置躺下,随着一声惊天的啼哭,第一孩子夺门而出,护士高呼:“女孩儿!”呻吟中的小孙脸上露出笑容。没几分钟,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也是个女孩儿,可护士没敢呼叫。又一会儿,老三也出生了,“男孩儿!”这次护士叫出声来。小孙挣扎着要看孩子,护士把包好的孩子抱给她看,医生说:“孩子都很健康,老大2.35公斤,老二2.4公斤,老三2.45公斤!”小孙苍白的脸上流着汗,看到自己一水水的三个孩子,眼里又涌出泪水。第二天,小孙全家总动员抱着三个孩子出院了,一队人马十分壮观。太平北四道街的街坊邻居,还有附近街道小厂的女工都来看孩子,孙家小屋外面都排起了长队。
再说小方,正忙在麦收现场。他计算着日子,等待着妻子生产的消息。那时通讯落后,他心急如焚。来到地里送水的职工跑着给他送来电报:“母子平安,二女一男。”这时,喜讯已传遍连队。连长给他下达了“速回探望母子”的命令。从康拜因上跳下来的方立强,跑回连队,立刻像进村的鬼子一样挨家挨户地抓鸡。听说小孙生了“三胞胎”,各家都帮他抓鸡,还送他许多鸡蛋。连队派拖拉机把他一直送到七台河火车站,他身上背着捆绑好的十几只鸡,一手提着一筐鸡蛋。上了火车后,鸡飞人叫,好不热闹。他只好把活鸡挂在车厢外,鸡蛋放在脚下。他归心似箭,一宿未合眼。
走近孙家门,只听一片哭声,吓得小方脸都白了。进门一看,三个小孩儿并排躺在小舅子做的大摇篮里,嗷嗷待哺,而奶水供不应求的小孙坐在旁边跟着孩子一起哭。看着姑爷进了门,岳父大人说:“咱们开个家庭会,看这三个孩子怎么养活。”他先表了态:“我看把老大送人吧,要不都得饿死!”父言一出,小孙大哭,小方也跟着哭,看着自己的亲生骨肉就要送人,他们两人坚决不同意。小方说:“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就能把三个孩子养大!一个也不送!”他说,我可以抱一个孩子回农场,我自己把她养大。最后商定,老大由姥姥帮助抚养,老二由方立强抚养,老三由孙玉勤抚养。那天,方立强和孙玉勤商量,给三个孩子都起了名,两个眉清目秀的姑娘叫方婷和方娓,那个儿子叫方磊,父母希望他更强壮。一个月后,小方抱着方娓登上了回七台河的火车,这时他的身上披挂的是女儿的衣物、褯子和奶瓶等物。一路上女儿哭声不断,他是满脸大汗。
各位读者可想而知,小方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多么艰难,特别是在远疆农场抚养一个刚刚满月的女婴!为了不耽误工作,小方把方娓送到了连队托儿所,天不亮他就起床,把孩子的褯子和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没等吃口饭就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自己再去上班。晚上下班,再把孩子抱回来,半夜不知起来多少次为孩子换褯子、喂奶。挨点儿累他不怕,就怕孩子吃不饱。孩子一哭,他就喂奶,最后孩子喝牛奶拉牛奶了,他急得只拍大腿。7个月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方立强抱着方娓回哈尔滨了。
看着在家的老大和老三又白又胖,而方立强侍候的老二骨瘦如柴,孙玉勤抱着老二一阵大哭。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和调养,老二也胖了起来。可她不放心,又抱着老三和抱着老二的小方一起回北兴农场了,老大留给了母亲。
看着小孙和小方抱着孩子都回来了,全连大悦,家家前来看望、帮忙。方立强可以安心上班了,孙玉勤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可小方一人的工资养活不了全家,18个月后,小孙又抱着老三返城,然后到建筑工地上班。这之后,他们一家开始了真正的两地生活,小方和小孙只有每年各享受一次探亲假,一般是夏天小孙抱着老三到农场,过年时小方抱着老二往哈尔滨赶。
方娓两岁那年,听说要回哈尔滨看妈妈,她高兴得又蹦又跳。等爷俩坐着晚点的火车从七台河赶到哈尔滨时,正是除夕半夜,候车厅外一片鞭炮声,家家开始吃团圆饺子了。可公交车已停,那时又没有出租车,他们只好在车站等天亮。小方怕熟睡的孩子冻着,把她包好放在暖器上。怕孩子掉下来,他就在暖器边上站了一宿。那一夜,冷清清的候车大厅里,只有他们父女和几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第二天,当孙玉勤看着满身霜雪的小方父女走进家门,她抱着一身屎尿的孩子又是一阵大哭。她边哭边说:“再也不能这样了,一家人就是死也要死到一起!”
春节后刚一上班,孙玉勤抱着两个孩子开始到劳动局上访,要求把丈夫方玉强从农场调回。因为小方是外地知青,调到哈尔滨的难度相当大。小孙锲而不舍,不知跑了多少次,不知流了多少泪,方娓终于在长到五岁时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哈尔滨。方立强被安置到了市住宅四公司当上了技术工人,干过电焊、水暖,打过白铁,可惜只干了两年,企业就放长假了,一直到现在。放假后,一分钱的工资都不开,全家挤在岳父家小院接出的十多平米的小房里,度日如年。
养家糊口的重担都压在了孙玉勤的肩上。她调到了工资比基建高一点的搪瓷二厂工作,先当工人,后来又舍家撇业地去跑销售,只为能多挣点儿补贴费,能让孩子们吃饱饭。她一跑就是十年,夜间行车从来没坐过卧铺,每天的伙食就是几个烧饼,再买点大酱和几棵大葱。这时老方(岁月的沦桑使他真的老了)成了家庭“妇男”,精打细算地照顾着三个孩子的生活,有时每天只能做一顿饭,经常挨饿的是他自己。孩子们最盼的是出差的妈妈回来,她总会给他们带回点儿好吃的,哪怕只是几块糖。每回妈妈一进屋,三个孩子就像小狼似地扑上去,几乎能把她扑倒。后来三个孩子一起上学了,日子就更艰难了。孩子所穿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的,有时到街头的摊上剪一个样子,然后回到家照着做三件,好在小时候他们衣服的大小都差不多。在外出的漫漫长夜里,她都在灯下给孩子织毛衣毛裤,选最鲜艳的颜色,然后从小店买来动物图案再绣上。无论多困难,她都让自己孩子的穿戴不比别的孩子差。看到别的孩子上学都带罐装的饮料,她也给他们买,可孩子们背在书包里从来不喝。学校开运动会,孩子带的吃的都是自己家做的。
最艰难的是为孩子们凑学费。方磊上中学第一年的1000元学费,开学十多天才交上,都是从亲戚家借的,三年后才还上,是孙玉勤和老方卖馒头挣的。那时,每天上班前,他们从馒头铺上两筐馒头站在道外区黎华街口叫卖,早晨、中午和傍晚卖三次,五冬六夏,一天不落。在大雪纷飞的日子,两人满身霜雪、口喷热气的老知青,矗立街头,招呼生意,成了这条街上最感人的雕像。
屋漏又遭风雨。孙玉勤1998年也下岗了,已经流干眼泪的她和丈夫又杀出了一条生路。有1999年7月3日的《黑龙江日报》的消息为证,那消息说:“49岁的孙玉勤1968年下乡到北兴农场,返城后,先后在两个单位谋生,在道外区的改造中,她所在的搪瓷厂放长假,爱人的单位效益不好,也放长假,一胞三胎的孩子还在念书。今年初,她决心不依靠特困费维持生计,和丈夫一起到上海、宁波等地考察水磨年糕项目。又以自己的房产作抵押,贷款3万,办起云天食品厂……”消息没有更多的篇幅叙述他们创业的艰难。
我后来知道,年糕尽管是南方人喜爱的食品,可北方人并不接受。当年老方和妻子一人骑一台破自行车挨家饭店跑,介绍如何用年糕熘炒煎炸,又如何涮烧上汤,又让他们免费食用,先试用,不好不要钱。他们风雪无阻,记不清跑了哈尔滨多少大大小小的饭店和超市。随着业务的扩大,他们又开着摩托车到处送货,有几次翻车,人货都被扣到道边。他们爬起来,拍掉身上的灰尘,揩掉手上的血迹,不敢有些许的停留,因为用户还在等着他们。
在道外(原太平)区水源路上,我找到了云天食品厂。已经当了老板的孙玉勤和方立强,还是一身工人的打扮,身上还沾着米粉。这家安置了十多个下岗工人、日产千斤年糕的厂子,再不用摩托车送货了,我看到了停在院里的哈飞牌货车。我还看见一台新买的轿车,孙玉勤说:“那是我给方磊买的,他在东北农大本硕连读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在质检部门工作,已结婚成家。我们先为他置办了房子,为了他工作和生活的方便,又为他买了这台车。”
我又问到了两个女儿,老方拿出照片,给我指点,方婷已经在上海结婚,丈夫是英国留学的香港人,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策划师。方娓也在上海,当瑜伽功的教师,也有男朋友了。我发现,三个孩子继承了父母的优点,都是一表人才,男孩英俊,女孩特别漂亮。
可蹉跎岁月像把无情的剑,削去了两位老知青的青春和美丽。孙玉勤目光黯淡,已无昔日的神采,她说,都是当年为这三个孩子哭的。玉勤说:“生活不相信眼泪,但也不能没有眼泪。但眼泪只能让生活丰富,不能让生活幸福。要幸福只能靠自己这双手,一双手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什么奇迹都能创造。”
我说:“孙厂长成了哲学家了。”
她笑着说:“都是在苦难中琢磨出来的。”
老方不像孙玉勤那样乐观,他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他说:“我们年纪大了,有点儿干不动了,可孩子们谁也不想接班。其实东北大米特别好,不仅可做年糕,还可加工米线、米粉等等,有很大的市场需求。”
我说:“你不必急,我给你们写篇文章一登,想投资和合股的人就来了。”
看来,“玉强牌”的故事还没有完。那么,就且听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