劣等香烟的呛人气味,充满了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不大的办公室。迷蒙的烟雾中,挤着十多个人,有人坐着,有人站着,有人蹲着,也许就为等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在北大荒曾经有过的身分:连长、指导员、医生、教师、会计、司机、电工、拖拉机手、农工……
“去四个打扫卫生,去五个跟车拉残土,去六个卸货……”呼拉拉上了一大帮人,抢着活的人急匆匆地上工了,这点活也许只够他们干半天的;没抢上的,还要等明天、后天。在人群中,我们看清了那个蹲在街角的瘦小精干的身影。他叫孙刚元,带着北大荒十一年战斗的疲惫和伤痕,1979年冬天回到了家乡,也挤进了待业青年的队伍。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下了自己成了这个他日夜思念的城市里多余的人。他感到委屈、悲凉,甚至屈辱,可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
当年15岁的他也是在锣鼓喧天中登上北去的列车的。他在名山农场(12团)的采石场,当上了打石工。他用颤抖的手挥起十多斤重的大锤,三十多斤重的撬杠在他的手上磨起一串串的血泡,可他健壮起来,成了一条汉子。后来他成了打钎能手,能把在烈焰中烧红的钢筋,打成穿透磐石的锐利钢钎,他也锤炼得比钢还坚强。再后来,他又成了排炮的高手,那是最危险的活,他能把随时爆炸的哑炮的引信一个个挖除,每次排炮时,他都在自己身下铺一块木板,他笑着说,为了保自己的全尸。在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中,他感悟了生命的意义,变得更加勇敢和机智。他又被调到团部当了电工,他点灯熬油啃下了几本《电工学》,又不断在实践中摸索,结果成了手到病除的“电工大拿”,当他屁股后背着电工“三大件”晃在团部的大街时,不知吸引了多少女知青的目光。那时,孙刚元绝不是“多余的人”。
但孙刚元的兴趣在音乐上。也许是受到在文化馆当干部的父亲的影响,从小在文化馆长大的他,对什么乐器都喜欢、都玩过。在下乡之前,他的二胡已拉得不错,可下乡到了采石场,手指变粗了,又是满手老茧,二胡已拉不上了调。到了团部当电工,他又把二胡拣了起来,一拉起来就是如痴如醉,有时休息日,他竟一拉十几个小时,忘了吃饭,忘了睡觉。更让他高兴的是,他拢起了团部一帮爱好音乐的知青。他有一部破电唱机,还有几张老唱片,聚到了电工房一起听唱片,就像严寒的冬夜围着火炉般地温暖和快乐。当时,从北京探家回来的战友带回一张“梁祝”的唱片,那是俞丽拿拉的小提琴曲,他们听得心醉神迷。
他们在广播里一听到新歌,就去信向编辑部要歌片,后来写信太多,连邮费都付不起了。有人出主意,只要把信封的右上角剪掉就不用贴邮票。这样他们的信写得就更多了。孙刚元还通过北京知青梁建一,认识了他作曲家的父亲梁克祥(解放军乐团团长、《北京颂词》的曲作者),曾给他寄过自己谱的曲子,还得到过他的指点。梁建一返城后,还给他寄来一纸箱音乐资料,其中有中国一批大作曲家的通信和手稿,可惜后来在辗转中都遗失了。音乐像女神安慰着一些远离家乡的年轻人冰冷的心,但也给带来麻烦,孙刚元因组织这个“裴多菲俱乐部”而影响了入党和政治进步。但他从不后悔,并永远珍惜那美好的时光。
北大荒的泥泞、风雨、大烟炮,并没有动摇他“扎根边疆”的决心,但一个个战友的离去,也让他不时感到孤独和苍凉。他们或当兵,或上学、或招工,走得很堂皇。可是这些机会,都与他失之交臂。本来有当兵的可能,而他想在兵团多干几年;团部后勤有一个上海科技大学的指标,都认为他最适合,可群众推荐,他差了三票。后来他报考哈师院的艺术系的二胡专业,这是他的强项。经过层层选拔,最后合江地区就剩下他们几个人。这时招生的老师问他:“谁是你的老师?”他摇了摇头,那人说,这几个人有的是我的学生,可合江地区只能收一个人。你还到佳木斯录音吗?不想再陪榜的孙刚元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位先生的坦率,也让他很坦率。到了1979年底,团里的知青已所剩无几了,领导来找他:“刚元,你也走吧!你很聪明,又有满身的本事,回家干点啥不行!”在背着简单的行里登上末班回家的火车时,15岁下乡时没流过泪的孙刚元,26岁的他却热泪长流了。
十一年的酸甜苦辣都在其中
车站没有欢迎他的队伍,孙刚元默默地回到了道里民主大院那间挤了全家六口人的9平米的小屋。听着母亲的长吁短叹,看着父亲焦虑的目光,孙刚元坐立不安,他想起了刚到连队时指导员说过的话:你们现在不爱干活,几年以后,不让你们干活,你们心里难受!他终于走进了兆麟街道办事处那间待业的小屋。他那在北大荒风雪中锤炼过的瘦小身体里充满着无穷的力量。那时,他想起阿基米德的一句话:谁能给我一点支点,我能撬动地球。
这时,有人给孙刚元送来“支点”,他和几个人被安排到基建工地挖地糟,工长命令必须两天完成,他们一上午就完活儿了。因为这比起北大荒修水利每人每天几十方土,简直是小菜一碟,工长怀疑地拿起铁锹瞪大眼睛看了半天。工长又让他们去挑砖,必须供得上瓦工用料,他们跳起“五码”的担子,行如风,稳如钟。这比起北大荒抬木头、扛着180斤的麻袋上三级跳,更是一碟小菜。断钢筋是个技术活,当时没有断切设备,只能把钢筋夹在有刃的工具上,用大锤来砸断。这是孙刚元的拿手好戏,他抡起大锤,“当当”,一锤一个准。在里外三层一片的叫好声中,他俨然成了江湖卖艺的了。
街道办事处不断接到用工单位对这些返城老知青的好评,感叹他们真的“好使”。然而好使的人得不到最能发挥他们作用的位置。当年因为大学里没有平静的课桌、工厂没有他们工作的位置,他们远走他乡,现在他们回来了,却难寻立脚之地。这就是那一代人的命运吗?
孙刚元到了一家街道妇女办的纸盒厂当裁纸工,尽管他和另一位知青创造了个人记件的最高记录,每月得到50元的最高工资。可是因为感觉太憋屈,他又去寻找心灵的自由。他跑到苇河林业局的那片大山里,去给工人和家属照相。他背着一台珠江120的老相机爬山涉水,走进遥远的林场,走进林场职工家的小院,看着那一张张朴实真诚的笑脸,他很开心。他白天照晚上冲洗,二寸片一元钱三张,大受山里人欢迎。一年后,他又请在工商局当司机的同学帮忙,办了一个营业执照,成了松花江畔第一批个体摄影员。其实那是个一点也不浪漫的艰苦劳动,每天刚一亮天,他就跑到了江边,为游客拍照,见人就问,能追则追,每天奔波江南江北,一年下来跑的路,早就超过了两万五千里。他天黑才能回家,先冲洗底片,再吃饭;吃完饭爬到9米小屋的吊铺上去印照片,夏天时闷热得汗如雨下,洗印完再烘干上光,装袋写信封,等第二天邮寄,一干就是大半夜。刚眯上一觉,天又亮了,又背着相机到江边干活了。那时最大的奢望是能多睡一会儿觉。
当个体户照相不是孙刚元的理想工作,但不再让父母供养,已让他有些安然。和所有返城老知青一样,他又碰到娶妻生子的问题。在北大荒时,孙刚元也是个“德艺双馨”的好小伙儿,颇受女知青的青睐。可是少不更事的他错了许多花好月圆的时机。在哈尔滨这个浮华的城市,这个被阳光装饰得十分刚阳的老知青,却很难得到美女的关注,更主要是他手里没有多少钱,又没有像样的住房。而艺术情怀深厚的刚元的心境又很高,高不成而低不就,让他心烦意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