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按照国际法准则，主权国家有权处死敌对国家的军事间谍。中村等人构成军事间谍罪的证据确凿；况且东北地方当局有言在先，不准外国人进入屯垦区，中村等人罪有应得。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无视这些事实，乘机掀起反华浪潮。
8月，日本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和无理要求。8月20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陆相南次郎威胁中国，要求中国政府作出保证，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的话，日本将不惜使用武力。
4天后，日本陆军省在处理中村事件的决定中狂妄宣称，如果中国否认杀害中村的事实，就将对东北洮南、索伦地区实施保护性占领。
日本政友会为扩大中村事件的宣传，组织了以森格为首的“特别演说队”，到日本六个大城市发表演讲。
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同东北军参谋长交涉时，咬牙切齿地说：“谁杀的，就由谁偿命。”土肥原公然要到兴安区寻找中村的尸体，并扬言日方要带关东步兵团到兴安区进行武力搜查，由于中国驻军严阵以待，土肥原心虚，只得作罢。
9月12日，林久治郎照会辽宁省主席臧式毅，要求东北当局正式谢罪，严惩责任者，赔偿中村等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4日，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大桥从满洲里出发，绕道伯力，就中村事件向苏俄远东当局请求谅解。
17日，大坂《朝日新闻》以“此后能直接交涉，受军部最高指示归奉之士肥原大佐谈话”为标题，发表了土肥原16日就中村事件发表的谈话。
土肥原说，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加以解决，“我们早已定下种种方案，但是此刻还不能公开。唯有一点，我们须十分明白，那就是中村事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陆军单方面的事情，而应该是全日本的重大事件，决不能采取姑息手段，一定要彻底的干净的解决才行。”
日本帝国主义极力渲染中村事件，大肆进行反华叫嚣，表明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东北大地上布满了干柴，只等时机一成熟，日本军国主义者就会毫不犹豫地点上一把火，把战争的烈焰烧遍整个东北。
1931年7月2日，日方驻长春领事馆武装警察30多人，擅自闯进长春东北65公里的万宝山村，强占民房，向中国百姓开枪射击，并逮捕中国人民。
万宝山事件的直接起因，是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唆使朝鲜人擅自在无权居住的长春县境内毁坏中国农民良田、修建水渠、开垦水田。这种蔑视中国领土主权、直接侵犯中国农民利益的强盗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朝鲜人在日本人的默许下，在万宝山附近挖沟占地，截流引水，对万宝山附近农民危害极大。万宝山村一年损失良田40多垧，损失高达数千元。
万宝山农民决定请求当地政府解决。于是全村每户派出一名代表，组成200多人的请愿团，来到长春，向长春市政筹备处请愿，并请市政筹备处向省政府转达他们的申诉。
吉林省政府接到报告，十分气愤，当即批复：“朝侨未经我地方当局批准，擅自进入该地农村，有背公约，令该县公署派员会同公安警察前往劝阻，并令朝侨出境。”
第二天，长春县公安局长鲁绩带警察前往万宝山执行省政府命令。当天，朝鲜人有100多人撤出，其余80多人也写下保证，表示停止开挖沟渠，两天内全体回到长春。
就在朝鲜人即将全部撤走之时，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派日本警察来到万宝山地区，声称要保护朝鲜人。
这真是可笑的很，万宝山一带，既非“满铁居住地”，也非日本租借地，日本领事公然派警察来保护朝鲜人，这纯属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
田代所派出的日本便衣警察携带手枪，督促朝鲜人不但不要离开，还要继续挖沟，并授意朝鲜人打出日本人的旗号，对中国地方当局说：“我们是受日本人命令来此种稻的，至死不能停工出境。”
三天后，日本警察又携带机枪掩护，将先前撤走的100多名朝鲜人又带回万宝山，继续挖沟筑坝。
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颠倒黑白，捏造100多名朝鲜人被杀害的消息。他们买通朝鲜日报记者金利三向朝鲜各地连发急电，扩大欺骗宣传。
于是，从7月2日起，朝鲜各地掀起了反华排华狂潮。仁川、汉城、元山、镇南浦等地，都发生了排华惨案，在朝华侨遭到疯狂袭击。
被日本人利用的朝鲜记者金利三此时才发现自己已经酿成大错，连忙于7月14日在《吉长日报》上发表声明，表示自己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承认自己的报道严重失实，并揭露出万宝山事件的真相。
日本人当然不会让金利三再活下去，阻碍自己的阴谋计划。金利三不久便死于日本特务之手。
南京政府对于万宝山事件的严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事情发生一个星期后，才决定由外交部驻吉林特派员钟毓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进行交涉。
日本方面根本无意于谈判，他们只是想借这一事件在国内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反华浪潮，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舆论氛围。
8月下旬，日本国内借“中村事件”大肆煽动战争狂潮。在日本国内，报纸广播铺天盖地地叫嚣“满洲问题除使用武力外，别无解决之途”。东京的青年军官们则聚集在靖国神社前祭灵。整个日本国内战争气氛甚嚣尘上。
在中国东北，日本则加紧进行战争部署，尽快完成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9月15日，就在我方谈判代表向日本驻华公使发出第二次照会3天后，日本侵略军便炮轰沈阳北大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好河山垂诞已久，却苦于无“进入”的借口，土肥原抓住“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当救命稻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侵华事件，可怜南京政府还在梦中。他们的麻木不仁，导致了中国人民遭受了8年的亡国之苦。
3.扶植傀儡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授意“关东军三羽”商讨下一步行动。
坂垣征四郎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全面占领满洲，作为我国的领土。帝国的部队一旦有此丰饶、坚实的后盾，占领中国。统治南洋将指日可待。”
“我反对！”石原莞尔急急接上坂垣的话音，“未来的满洲在形式上应当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命于我们。也就是说，满洲真正的主宰应当是我们日本帝国。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永无宁日。”
土肥原静静坐在一边，手中把玩着一只景德镇瓷茶杯，这种瓷茶杯是他一生中最喜欢的，仿佛自己与正在讨论的主题无关。其实他心中已有成案。
石原发言完毕后，土肥原不紧不慢地说：“这次奉天市政府由日本人直接掌管，是一次很不成功的实践。我这个短命的市长没做几天就下台了，我个人的荣辱不足挂齿，但是如果关乎帝国的前途，我们就不得不慎重考虑了。我个人以为，主张由日本直接统治中国，这是不负责任的主张。我主张在满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汉满蒙日鲜五族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对外号称独立。但国防、外交要由帝国把握，整个国家的方向也要由我们操纵。”
土肥原与石原莞尔意见接近，占了上风。坂垣征四郎只好表示妥协。
“那么，由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呢？”石原芜尔自言自语道。
“宣统废帝！”
“宣统废帝？”坂垣征四郎叫道，“这位满清皇帝现在远在天津，并不在并东军的管辖之内；再说，就算把他弄来了，曾经统治过庞大的中国的皇帝怎么肯屈就做东三省的皇帝呢？”
“这就看我们如何做工作了。宣统久居天津，复辟之心不死。只要我们仍旧址起满清大旗，料他不会不动心，何况满洲还是他的祖宗发祥地呢。”
“说时容易做时难啊。”石原轻轻叹口气。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土肥原拍起了胸脯。
三人会议最后确定如下方针：
“在我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含热河）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1934年3月登基时的“满洲国皇帝”溥仪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迫下诏退位的宣统帝，1924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了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华使馆，日本乘机承担起“保护”溥仪之责。1925年，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溥仪逃至天津日租界内的静园居住。
静园原是安国系政客陆宗舆的住所“乾园”，溥仪将它更名为“静园”，并非是求清静，是要在这里“静观变化，静待时机”，继续从事复辟活动。在他身边，聚集着一批前清遗老遗少，这些人思想冥顽不化，一心想着复辟大清王朝。
土肥原发现，溥仪“重登大宝殿”的迷梦同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构想正好吻合。
一旦被土肥原相中，溥仪在天津的居所“静园”就再也不能安静了。
“九一八事变”后，孤寂闲居多年的溥仪突然身价倍增，成为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
关东军给土肥原的训令指出：“无论如何，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地带。”
土肥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了天津。
一心作着复辟梦的溥仪，每日茶饭不思，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土肥原找上门来了。
11月2日，溥仪“夜见土肥原”。
土肥原给溥仪带来了希望，他的“和蔼可亲”，解除了溥仪的紧张；他的“言语中肯”，消去了溥仪的疑虑。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这样写道：
“那时关于土肥原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的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他那年48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大概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个人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的行动说是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份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关东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土肥原为了表明日本人在东北的行动不是为了吞并东三省，对溥仪说，“现在日军的行动，只是对付张学良一个人的。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关东军本身对满洲并无任何领土野心，相反关东军是要诚心诚意地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皇帝陛下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作为这个新国家的元首，你一切都可以自己作主。”
土肥原望着渐渐咬钩的猎物，心中暗喜。然而这位皇帝的内心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急待弄清。他问土肥原：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心下一怔，随即捕捉到了溥仪的言下之意。但他想吊吊对手的胃口。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的是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奉天都可以解决。”
“不，”溥仪急了，“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上肥原放心了，猎物已在手中。他微笑了，“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
土肥原告辞后，与他同来的金梁接着向溥仪报告，东北以袁金铠为首的士绅们，表示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溥仪听了土肥原和金销的甜言蜜语，心里美滋滋的，认为大事已定，巴不得插翅飞往东北。
土肥原到天津会见溥仪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各大报纸上刊出来了。这时，溥仪手下的一个重臣刘嚷业又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
看了这个电报，溥仪决定召开一次御前会议，再和谋臣们商议一下，讨论何时出山。
溥仪到了旅顺以后，土肥原就不出面了。因为日本内部还存在着某些分歧，土肥原当初向溥仪痛痛快快地允下的诺言一时还得不到实现。
这时出面与溥仪交涉的就变成了土肥原的好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之所以不愿正面再与溥仪交涉，是因为日本人此时仍打算劝说溥仪做人们更易接受的“总统”，而不是在中国早已失去群众基础，弄得名声不好的“皇帝”。
可想而知，溥仪坚决拒绝当什么“总统”，因为土肥原在劝说溥仪离开天津时，说得一清二楚，是帝制，而不是共和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溥仪被迫同意暂任“执政”一年，一年期满，议定国体，再定去就。
3月9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参加典礼的旧奉系人物有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张燕卿、谢介石、丁鉴修、于冲汉、袁金铠、冯涵清、赵欣伯、韩云阶等；溥仪的旧臣有郑孝胥、罗振玉、宝熙、胡嗣瑗、陈曾寿、佟济煦、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前绍兴知府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凌升、齐默特色木不勒等；日本方面的代表是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坂垣征四郎等。
全体人员向溥仪三鞠躬后，由臧式毅、张景惠献上“执政之印”，郑孝胥代念“执政宣言”：
“人类必重道德，然有种族之见，则抑人扬己，而道德薄矣；人类必重仁爱，然有国际之争，则损人利己，而仁爱薄矣。今立吾国，以道德仁爱为主，除去种族之见，国际之争。王道乐土，当可见诸实事。凡我国人，愿共勉之。”
这个执政宣言的主旨很明确，就是要去掉“种族之见”、“国际之争”，将东北变成日本人的“王道乐土”。
老谋深算的土肥一手操作成了伪满政权，但他认为“满洲国还不具备作为国家而被承认的客观条件”“权力还未达到独立宣言中所指出的全部地区”，所以他建议日本政府不要急于承认伪满政权，因为这个政权只是他的掌中玩物，承认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人可以操纵它，摆平它。
4.策反汪精卫
土肥原料理完伪满洲国的事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内地城市。在上海虹口公园东体育会路7号，有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四处洋溢着浓厚的日本气息。这套花园别墅原是日本人六三亭立的私人别墅。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这里住进了日本兵。后来，土肥原看中了这个小院子，在这里设立了特务机关，并把那座主体建筑小洋楼命名为“重光堂”，以此作为土肥原特务机关的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