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便是回答上面的问题，怎么认识模式学，也就是模式学是什么。正如开篇有述，模式学使足球文学不是一个固定的的框架，也就是一方面它不使足球文学固定在其理论体系中，另一方面使足球文学在实践中能够巧妙周旋于外部压力，并借助其带来的冲击打破自己的固有思维，不断更新中完成新的理论突破，而且，根据模式学“海绵”的特质，足球文学的理论周期性更新是自然的，不由人为。也就是说，把握大方向的是我们，但根据时态不同，阶段不同，足球文学的更新机制完全由它自己决定。没有更新就没有活力，没有新的创造就不会有新的价值诞生，足球文学作为边缘学科本为满足这一特质，模式学的应运而生，本就是不断在追求新知识、新理解、新交往中到来的，对于足球文学这个始终追求的终极理论目标，模式学不过是‘乘风破浪而有时’罢了。
按照这一观点，我想可以粗略给模式学一种定义式的认知了。也就是定义由其特点组成，其特点由我们的认识阶段组成。模式学是主体对客体的模仿，客体条件的优秀特质对主体产生的积极影响，为主体主动接受后，成为主体状态的一部分，并重新作用于两者，使主体在不断更新中重获新的生机。模式学的应用范围极广，既可以在理论中使用，也可以在人的日常生活及具体事业中得到应用。
上述观点中，所谓的主体，也就是我们的足球文学；而客体，便是一切可以为足球文学提供优秀借鉴作用的客观存在（理论、意识形态、文化状态）。但模式学又不是模仿学，不是将足球文学做成模板，然后用客体去套，那就变成了硬套，是‘强扭的瓜不甜’，足球文学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们强调模式学必须拥有自然性。在这样的论述过程中，我自己也对模式学有了从朦胧的清晰的重新认识。
那么在历史中，我们能找到什么证据，证明模式学已经被广泛提出和代表吗？应该有非常多，但作为学术问题，我认为它并没有被提出。我试着做一下例举：
（1）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格局中，中国对苏联的学习就是最深刻的模式学了，在学生时期我们都早已耳熟能详。中国要发展自己的社会主义，这个没有前人的社会形态，就必须要找到可能的成功经验。中国对苏联的模仿则不是硬套，而是自然的学习。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学，但不能照搬照抄，要将别人的东西中国化，就是强调不能硬套，不能强加。即使在之后我们看到了结果，但对于学理，这却是模式学在应用过程中应是最著名的例子；
（2）日本对巴西足球的学习，是刚好发生在国际足坛，使如今日本国字号球队笑傲国际绿茵场的重要砝码。虽然日本足球自身机制的良性循环和改革才是其崛起的关键，但日本足球对外的学习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一如日本的民族发展，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不断的学习和忏悔，让日本成为20世纪世界不可小觑的亚洲力量。日本人的学习能力天生于其生存条件，没有自学精神只能死路一条。日本足球对巴西的学习在近年来收获的巨大成功，恰恰是中国足球盲目外向的最好教材，也应是模式学在足球文学发生内的最好教材；
（3）胡适对英宪政路的选择。最终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胡适所要的，更是民主的光明。国家富强与民主是息息相关的，却又不是一回事。胡适一心希望借鉴英国宪政的成功经验，实现中国式民主，但在革命洪流中，这一书生之见，被证明是失败的。胡适介于学者与官员之间的身份也为其留下风云轨迹的同时，遭到了同时代精英知识分子不同阵营的论战。如果说不同人物提出对不同外国模式的借鉴带来了中国20世纪的国家风云，有成功也有失败，那么足球文学通过模式学对中国足球现状的分析，是否也能为中国足球找到最好的发展模式？即使这一状态一出现便已成嫁接之势，而从理论到现实的嫁接，却也顺理成章；
（4）建筑风格的模仿及再造。这一例举乍看似乎是不恰当的，但细究下去，却发现与模式学的理念完全契合。模式学所希望做的，便是打破时空束缚，对现有的但缺失的、不完满的存在，给予理论的完善。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从建筑到绘画实体文艺的模仿既是要恢复古希腊的文化传统，找寻宗教血洗后的民族复兴之路。建筑风格席卷的欧洲中世纪以来文艺复兴的影响持续到现在，由建筑风格多变引起的新艺术的创造为欧洲思想现代化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历史机遇。或许说，建筑风格跨时空的联系，巴洛克、哥特、洛可可等风格的形成和时间段不应是创造古希腊的文化模式，而是要建立宗教革命后欧洲新时期的文化状态。但纵览整部《欧洲艺术史》，你却能为整个的大命题提出悖论：从建筑风格引来的艺术探讨，刮起的民主旋风，不但是对古希腊人文模式的效仿，更是要实现旧的理想的复苏。模式学在这一引用中，其含金量、质量、数量已得到空前提升；
（5）普鲁斯特问卷。这里例举的模式相比之下是比较另类的。就欧洲沙龙而言，文化的传播状态到了现代，已经经不起大规模的杀伤，而已到了实现广泛民主的空间中。文化沙龙的开创是这一模式的现代版本，也是古代以学院为立并未成熟的学理状态无法达到的了。马塞尔·普鲁斯特所作出的人类终极理想的问卷从沙龙中流传开去，它也间接影响了后世的聚会形式。从詹姆斯·乔伊斯过来，欧洲的沙龙多半在图书馆、书屋等公共文化场所聚集，中国对其的引进也早已在民国时期展开。如果这一模式流传到今天变成了公共言论空间，那么普鲁斯特所开启的文化模式学，却在时空中已空前多变了。文化聚集已不止是体现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在沙龙中的侃侃而谈，而去到了信息技术的展开状态里。那么，我们看到了模式学不但能在现实中找到如此庞大的例证团，还能在思维空间里开发想象力。模式学的提出，对足球文学的利好，在广泛的人文空间里创造中国新世纪的文化、价值观输出，无疑要将成为中国的《福音》书。
以上所举的5点，却是可以例举的千万种模式学里让我能够对足球文学产生的文化效应充满信心的特别选取。足球文学发生在草根，却作用在高端思想，是只有可能在今天的中国才得以实现的精神载体。
模式学的开启，在最初阶段就已经为我找到一个信念提供了信心和论证。那就是，足球文学是对中国足球‘球情’的发展所提出的，它绝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轻而易举就会出现的，而是理论深度结合实际，对现实的不断思考、对理论学习的不断加深才得到的。就上文所述，胡适之的宪政改革道路在中国真的成了乌托邦，而共产党追求的共产主义却为中国的广泛和平带去了春风。对实际情况所作的理论准备最终在实践中找到了方向，这一方向延续下去，便是空前的成功及对历史的书写。足球文学的提出是对中国“球情”的一次反思，一场思想上的光荣革命，一次体育精神的讨论和追逐，更是当下中国文化深度悲观而洒下的一剂猛药。如果足球文学最终被证明符合中国足球的“球情”，足球文学得到整个神州大地的欢迎，那么以此为契机开启的中国文化新世纪的翻新及输出，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藉此，对模式学最初的认识到这里应该可以了。通过对历史信息的例举，详细的阐述和发散的理论探索，模式学之于足球文学的潜力还有待继续开发。而对模式学本身，其成立与否，对历史可能的贡献，对中国式的以前的理论超越、新价值观的探索，都是否有巨大裨益，我还不敢就下断言。不过，如果足球文学的成功能带来对模式学的大讨论，我相信，我还会另一篇文稿，对模式学进行详细论证。世间从来不怕文章少，只怕不够。
认识与了解可不在一个层次上。以上文段同样是在足球文学的大知识背景下，对模式学的新新提问和基本回答。模式学能做什么，做多少，模式学的意义在哪里，模式学能为其他领域提供多少借鉴与参考价值，模式学能为中国文化提供何种程度的理论借鉴依据，模式学同样能为中国教育新的发展方向带去何种可观的改变，能为中国新的青年人提供怎样的思想改观，都是接下来模式学要深入探讨的了。为何认识与了解不在一个层次？认识只是人对新事物的第一感觉，看到之后的观感；而了解则是对其周边信息的二度加工后，已能加入自己的主见和思维。在这里，我们就要提出，如何了解模式学了。
在前文的认识阶段说到，模式学是“乘风破浪而有时”，也就是没有对足球文学的理论探索积累，灵光在一时间的闪现，模式学会否被提出都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如果这一系统阐述也能让其实也是初次接触（不同只在于由我提出来）模式学的我掌握的话，我相信就不会落下它了。
从认识到了解，就是从知道到应用的过程。模式学放在这里，它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但过于抽象，我们应该如何把它用在实践中，并让更多人知道，“哦，这就是模式学”。抽象空间实在不宜把握，然而新生事物的产生，不正是人从抽象中将其具体化的过程中对其加深认知吗？李敖07年在大陆的演讲就提到过，“我有你们都没有的本领，就是善于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然后加以了解”，这真是一种人的潜在本能，在各种理论的阅读过程中，我也逐渐体会到掌握这种特殊方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如政体，比如国体，这对从高中以来就要求学生背诵的政治题目，到今天，我仍然是很犹豫地回答，答案还有可能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就是它是抽象的，而且不是日常生活中必用的，也就是它们对于我们，是“生僻词”。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连战说“熊猫只有黑白，没有蓝绿”，这就是一种抽象的东西具体化的体现——连战用象征和平的事物来比喻政党纷争，又极为恰当提出了对这一纷争的政治性不满，极具政治艺术。如何将抽象的模式学，乃至足球文学具体化，是我们从认识它到了解它非常重要的过度。接下来，应到了旁征博引为了解模式学铺路搭桥的时候了。理论也从不怕跳跃的引证，只怕站不住脚，经不起辩。
在上一节足球文学应用学中，通过哲学思维使足球文学提升了理论深度，更不是生拉硬拽，而是希望足球文学在高端对话中，完成立身的同时，能够左右逢源，无论遭遇什么理论冲突，都能有效的进行辩证与化解，这才是足球文学得以一出现便锋芒毕露的原由。但哲学思维是抽象的，对萨特和荣格的引进，两位大师级人物其实也是术业有专攻，却被我在这里找到共通点。他们在公共空间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正是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不是白纸黑字，也不是白糖白菜来得直接，让人看得见、摸得着。那么模式学（请注意，我没有习惯的加上前缀足球文学了）究竟应怎样从认识阶段的抽象到逐渐具体呢，在具体的过程中才能被人更好了解呢？这就需要接下来的大量引用：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第一个引用还显得抽象，但仍然需要这一过渡了。同样在07年李敖大陆演讲中提到过毛主席的诗。这句诗从认识层面究竟应该怎么将它具体化呢？若把梅花比作共产主义，比作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在同一时期的革命岁月里拥有太多竞争对手。共产主义却不与它们停留在你死我活的争夺上，只是将即将到来的春天告诉世人。却到了一切成功的时候，它依旧挺拔，看透了人世一切，淡然退出，身在丛中笑了。这个‘笑’是怎样的妙到毫巅呢？李敖比喻就像女性的黑丝袜，将腿套在里面，还是你们都看得见丝袜留在外面，套在里面的腿就在里面‘笑’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历史都写好了，我们的事业也成功了，我们已经超脱凡世，让整个凡世山花浪漫，我们却饱含笑意，望一望走过来的路，并继续往前走了。将这句诗引用到这里是想要让人了解到什么呢？模式学就好比共产主义，革命之中它提出理想、思想与行动方针。等到一切完成之时，模式学依旧挺立，并随着时间继续往前，什么时代创造了怎样的生存状态，它从来参与其中。它却分外独立，将一切创造看在眼里，从不停息自己的脚步。模式学为足球文学带来这空前的前进动力，足球文学不为世间俗事所拖累，而始终走在变革、创新与思想的前沿，伴着足球运动的发展而进步。模式学为足球文学的提供，也将在未来去到更多领域。
然而这么了解依旧不够，反倒让毛诗成了介质。这里提到三本书名，都是09年以后才逐渐在市面上有售的：英国老太太A.S.拜雅特《隐之书》，日本畅销书家村上春树《1Q84》，台湾作家龙应台先生《亲爱的安德烈》，三本书都是一时间的畅销读物，直到现在也应是脱销的。为什么要提它们？它们对于了解模式学有什么作用吗？当然有，这么问是善意的废话。
对于中国13亿人口，对于它们的认知程度应该这样从上到下：研究，了解，听过，闻所未闻。村上的研究及翻译者林少华是《1Q84》的译者，也就是研究者，对书的了解知根知底，他也应同村上春树一起，有机会来中国做签售活动时现场跟随并对书做‘官方’的演讲；对于中国白领，以及学历、层次较高的人士，对三本书应是较为了解，但由于不在行业内，书的阅读对于他们只是消遣，比林少华先生降了一级；那么对于普通学生，即将毕业的学生，正在找工作的人，城市里的工薪阶层，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程度及接受信息的取向都被限制住了，那么他们对书的了解又会比白领阶层第一级；最后则是到了农村，和城市里的无业游民，对书籍和知识的汲取几乎为零的他们，整日所需便是生机和生存需求，对于知识信息的来源他们从不关心，自然闻所未闻。那么，他们就是最第一级的受众群了。而另外两本书的放送模式也就大致相同。无论书商、传媒再做多少的宣传，放送模式已经确定，受众群从上到下分类完毕，改变的只有数量的积累，人群的差异已经稳定，不会再有改变了。这是从毛诗以降，我为能对模式学加深理解的读者所做出的第二个例举。
那么这种稳定是合理的吗？大家都在其中闷闷自乐，感觉很合理。不同层次的人追求不同事物，对同一知识信息的来源有截然不同的接受取向，这是合理的吗？我给出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便从以上例举去到另一个境界，也就是模式学如何变化的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