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一日，桂林道报荐新宁县（现属湖南）知事温德溥以捕盗得力有功，请求省府给予表彰。
温德溥是蒙山县新圩太岁村人，岁贡出身，广西法政学堂毕业。范云梯得知后，即向陆荣廷建议调温德溥任南宁知县，以整治省会，除去韦某虎一霸。陆荣廷却说：“温知县是你同乡，不怕外面说你任人唯亲吗？”范云梯正色道：“我只知润亭（温德溥字）是人才，不知是乡亲。”
在陆荣廷的支持下，温德溥不日即调任南宁县知县。上任时他先拜访了范云梯，说：“范大人，学生此次来邕赴任，只恐是身家性命难保了。”
范云梯本要勉励一番，没料他却说出这样的话，大感意外地问道：“老乡何出此言，难道不愿任南宁之职。”温德溥说：“南宁韦姓巨绅作恶多端，犯案累累，横行省垣，官民皆欲除之而后快，但韦某虎家中有人做京官，所以历任县官皆不敢动他。学生若学前官，则有负大人及陆都督知遇之恩，更有负百姓期望。若秉公扳倒韦某虎，韦绍皋又岂肯放过学生。到时不仅自身难保，还要殃及家族。不过，既已到来，学生也只有以国家及百姓利益为重，与韦某虎一拼了。”
范云梯见温德溥说得慷慨，联想到自己在琼州１０年，为百姓斗豪强惩腐恶的往事，不觉动容道：“老乡只管大胆为之，若有麻烦，都督面前我当力保之。”
温德溥有了范云梯和陆荣廷的支持，即刻清理南宁百姓所告韦某虎的积案，然后以新官到任为名拜访地方乡绅，显得十分恭敬。韦某虎见温德溥礼节周到，料想也像以前历届县官一样，便也礼节性地到县衙进行回拜。温德溥早有准备，韦某虎一进县衙即将其拘捕，并连夜进行审讯，同时向范云梯和陆荣廷报告。
果然不出所料，韦某虎被拘捕后，其家人马上四处求救，除直接找陆荣廷和范云梯求情外，还火速打电报给在京的韦绍皋，要他救人。韦绍皋马上拍电报给陆荣廷，要他“妥善处理，免出变故”。
陆荣廷自然领会韦绍皋“免出变故”的含意，但他早已痛恨韦某虎的恶行，决心为地方除去一害。接到电报后，他立刻通过范云梯通知温德溥，将韦某虎马上就地处决。
待到温德溥处决韦某虎的确信传来后，陆荣廷这才打起大轿来到南宁县衙，取出韦绍皋的电报，在公堂上高声说要温德溥放人。温德溥马上悟到这是陆都督在和自己演戏，便也高声说道：“回禀都督大人，卑职已依据国法将韦某虎正法，请大人明察。”
陆荣廷在多年的宦海沉浮中，深知官场风险。他料定杀了韦某虎，韦绍皋必要置温德溥于死地，说不定连范云梯和自己也会受到连累。回复韦绍皋后，他即召范云梯商量对策。最后，由原来跟随范云梯办理文案，现为陆荣廷秘书的李瞻淇献了一条妙计，立即免去温德溥南宁知县之职，调任武鸣知县。
韦绍皋接到陆荣廷电报，得知韦某虎已被处决，火冒三丈，马上从京城赶回南宁，要亲手处理此案，杀温德溥为韦家报仇。但他一到南宁，看到温德溥已调任武鸣，并听家人说陆荣廷和范云梯确实亲自去到县衙救人说情，只因温德溥提前审决才没救下。韦绍皋自然不好深怪陆荣廷，打算亲到武鸣去抓温德溥。但是，当时陆荣廷已被袁世凯授予宁武将军之衔。就在韦绍皋赶回南宁前不久，袁世凯又晋升陆荣廷为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还电赠“康强纳佑，赐福闾阎”八个字。
陆荣廷获此殊荣后，即在武鸣县垒雄村建起一座上将台，并自作“上将台碑记”加以炫耀。武鸣是陆荣廷的老家，他安排温德溥去那里任知县，岂不是有意的包庇。若是韦绍皋敢去武鸣抓温德溥，就是抓了陆荣廷家乡的父母官。再说，陆荣廷刚得到袁世凯的晋升，正在得势，惹恼了他，在袁世凯面前奏上一本，说不定这京官的乌纱帽也难保住。为此，韦绍皋遂罢了报仇之念，含恨回京城去了。
温德溥借陆荣廷做后台，和范云梯一起惩治了恶霸。陆荣廷当上广西都督，确也要做个样子给人看。范云梯后来于民国四年离任，陆荣廷特意让温德溥接替他南宁道尹的职位。而范云梯则由陆荣廷与民政长张鸣岐以“治行为六道之冠”的荐语衔保进京，不料中途抱病折回。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
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百年过去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全面了解这位军阀名人。
自治，联省，联邦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他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
陈炯明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员，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咨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其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09年，陈炯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的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复。其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
在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与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
在闽南26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道：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在筹办大学。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
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翘首盼望的救星。
后来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
随后，广东全省总商会、广东经济调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使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
让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践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
民主禁赌
1906年，为挽救即将倾覆的政府，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次年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广东省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94名当选议员均有各种功名及官职头衔，其中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员占了20多名。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现的立宪团体，由文澜书院的士绅组成。文澜书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课的普通书院，而是一个士绅社交与公共集议的场所，只有考中生员的士绅，才有资格成为书院的成员，参加春秋两大聚会。据文澜书院留下的名册，其成员80％以上具有举人、进士功名，余者也是贡生、生员或有官职官衔者。因此，文澜书院到20世纪初顺理成章地政治化，成为广东立宪与地方自治运动的中坚。
广东咨议局从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后提出议案147件，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结果除“监所改良及统一本省财政两案已次第开办”外，其他诸案“未闻举办”。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参政意识强烈，在禁赌案问题上和广东地方当局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斗。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厉行禁赌，要求禁绝官府准许的合法赌博。
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使广东得了“赌国”的恶名。
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负担，官许赌博每年为广东当局带来了6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赌博毒害社会风气，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地方人士一再强烈要求禁赌。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曾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
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赌，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
1910年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呐喊助威，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运用金钱四处拉拢咨议局议员来否决禁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劝他放弃禁赌主张，被陈炯明严词拒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13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
这天出席会议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李鉴渊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
酝酿多年的禁赌案，最后关头竟然触礁。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群众的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赌商们则拍手相庆。
当晚，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以示庆祝，“可”票议员都拒绝出席。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了，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在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众人强烈声讨“否”票议员，更有人提出要将“否”票议员的姓名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往来通衢大道中，令他们遗臭万年。“否”票议员们不安于位，相继辞职，风波越弄越大，几乎不可收拾。此时总督袁树勋辞职离任，由广东将军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陈炯明开办一家报馆，名为《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与开赌派针锋相对，大唱对台戏。
1911年初，两广总督再次换人，由广西巡抚张鸣岐担任。张鸣岐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以迅雷烈风之势，厉行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票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
3月30日，广州市民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宪令一颁，全省人民欢呼雀跃”。群众敲锣打鼓，沿途舞狮。咨议局于3月22日召开临时会议。张鸣岐亲临主持开幕。新任议员有35人，补足“否”票议员辞职后的缺额。陈炯明被选连任为13人法律审查会的会长。
广东辛亥禁赌运动的成功，如陈炯明所说，是倚赖“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国总领事所说：“这（议员的）权力，并不得自明文宪法上，而是以停议和诉诸舆论公意的手段争取来的。”民主议会政治启蒙时期的真谛，在清末的中国，只是昙花一现。
结识丘逢甲
陈炯明1906-1908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当时是丘逢甲的挚友夏同龢（1898年状元）担任学堂监督。丘逢甲有数十首诗，或赠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赠丘逢甲的诗序中称丘为师：仙根先生，风流文采，夙为我师，东山一别，勋经七稔。顷复邂逅，而诗律益精。夏同龢还为丘逢甲题写“澹定邨”的村碑，故居的“潜斋”二字及楹联：一室读书惟铸我，十年种树当封侯。在广州期间，丘逢甲常往广东法政学堂去拜会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处拜访。在粤东，两人曾一同祭拜潮阳双忠祠，共同发起纪念文天祥生日活动。由于夏同龢与丘逢甲的交谊之深，而陈炯明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因此，陈炯明视丘逢甲为老师，而丘逢甲也视陈炯明为门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