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有一支20万~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构；有严密的安全机制；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20世纪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20世纪30年代，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太原500完人
1949年3月底，解放军包围太原，阎锡山离开太原前夕，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赋予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为顽固、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和平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权势，以及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
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解放后，根据卫士的交代，解放军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经医学专家检验梁化之确已自杀。两人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
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是阎锡山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当时特警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集体居住。
4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一些特警处女职员和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大肆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话。阎锡山逃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园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碑文和祭文。
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
由于海峡两岸的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全面了解此事。
山西文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调查后认定，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至今还活在世上或根本没有其人。太原解放后，经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辨认，能够确认自杀的，只有46人。另据一些学者估计，自杀者最多不过一二百人。
早在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阎锡山的手令和他精心培植的数万名铁军基干将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绑上了战争列车。但这些败军之将的结局则不尽相同。除了战死和自杀的一部分外，阎锡山的大部分军政干部同77000余名官兵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渺茫的前途与严酷的军纪促使阎军将领做出抉择，在关键时刻临阵起义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晋中战役后，解放军不断把被俘的阎军官兵放回，这些官兵经过反省甄别之后，全部编入雪耻奋斗团。
阎锡山曾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说：“延安真把事情做绝了，放回被俘军官，使你用不能用，杀不能杀，又不能不管。”不幸被阎锡山言中，阎军最初战场起义的，正是400团团长李生润和他的部下。阎军第8总队司令赵瑞、第71师参谋长孟壁也先后率部起义。
败军之将中，结局最为悲惨的是死在阎军军法之下的官兵。为了杀一儆百，稳定残局，阎锡山先后以盗卖武器的罪名枪决了上校侍从参谋解兆义，以战场上倡议投降的罪名枪决了被俘后又逃归的步重炮团长肖利锋，以放弃聂家山阵地为罪名枪决了中校守碉司令郝志中等人，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因为将阎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被借口私通送交梁化之审讯暗杀。此外，还有多名团营级军官因作战不力而被执法队就地枪决，仅东山淖马争夺战中，就有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枪决。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
陆荣廷出身草莽，苦大仇深。他自幼失去父母，无所依靠，到处流浪，沦为乞丐，做过小偷，然后落草为寇。后来接受招安，备受重用，直到当上广西提督，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之后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广东，当上广东督军。他拥兵10万，控制两广，成为西南实力派之栋梁，时人有“北张南陆”之说。
改县名
武鸣县位于广西首府南宁市北部，县城距首府30多公里。武鸣古称武缘，秦属象郡，隋开皇元年(581年)始置武缘县。到民国二年(1913年)被当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更名为武鸣县。
陆荣廷系武缘县垒雄村人。幼丧父，母改嫁，童年做过乞丐、小偷，青年浪迹江湖，后落草为寇，成为中越边境一支绿林武装的头目。光绪十八年(1892年)受清廷招安任清军管带，后以军功屡获擢升。宣统三年(1911年)任广西提督。民国初年，先后任广西都督授陆军上将衔、两广巡阅使、广州军政府元帅。陆荣廷曾与冯国璋角逐副总统宝座，是广西军人中第一个把影响推向全国的人。
陆荣廷当上都督后，于1912年冬把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以便深居家乡武缘，指挥全省军政。第二年，改武缘为武鸣。
更改家乡县名，据说是陆荣廷号召家乡人“以武功鸣于天下”的产物，“武鸣县”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地方。此言不谬，武缘人“以武功鸣于天下”者，确有先例。
广西中部有座海拔1760米、雄峻陡险的大明山。大明山又称镆铘山。镆铘，古剑名。据说镆铘剑影下的武缘属龙虎之地，武夫辈出。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但古人迷信风水，深信不疑。道光六年(1826年)，郡守李彦章就在武缘县城南渡头村的香山河与西江河汇合处东岸修建了文江塔，以镇龙虎之威。迷信举措并未使武缘绝“武”之“缘”。建塔20多年后，咸丰三年(1853年)，率兵3万孤军北伐，历时两载，转战华北数省，兵临天津城郊，吓得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的太平天国名将靖胡侯林凤祥和定胡侯李开芳，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武缘人中的佼佼者。
同乡前辈叱咤风云，威震京津，英名扬天下。响马出身，纵横驰骋，恃武鸣威的乱世枭雄陆荣廷登上“广西王”宝座后，当然也要挖空心思地宣扬自己。更改家乡县名便是一例。
那时，官场习惯用原籍来称呼达官贵人。陆荣廷系武缘人，自然被人尊称为“陆武缘”。这样的称呼显然显不出都督大人的尊贵，于是陆荣廷便改“缘”为“鸣”，使自己成为“陆武鸣”。这大概就是陆荣廷于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喧“鸣”“武功”的举措吧？古人思想不可闻而行动却可见。总之，行世逾千年的“武缘”被改名了。
民国初年，陆荣廷位极封疆，权倾八桂。区区县名，说改就改，谁敢反对？不过“鸣”字之改，却独具匠心，创意不凡，博得邑人同感，额手称善。官家张灯结彩，商店通宵开业，县衙门外魁星楼晚上燃放烟花，小东街观音阁戏台日夜唱戏，舞龙舞狮，燃放的鞭炮纸屑把偌大一条正街从东门到西门都铺红了，民众还举行“观音出游”的活动。
据说陆荣廷年幼时，白天行乞于市，夜晚则栖身小东街观音阁内。后来他投身行伍，浴血沙场，百战余生，便以为是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因而笃敬观音。民众投其所好，但凡县内有大事庆贺，必抬观音出游以凑热闹。游行队伍以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簇拥观音座像前导，着戏服骑大马的众护佛使者居中，外地戏班和本街“老戏”业余剧团的乐队随游行队伍吹吹打打殿后，沿街缓缓而行。是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争睹“观音出游”盛况，那场面比农历二月十九日大同观音庙诞暨花炮节还热闹呢。真可谓一“鸣”惊人。
从1913年到1928年陆荣廷病死上海，“武鸣”得名总共只有15年。“陆老帅”失势下野后，其造币厂印行的钞票(人称“陆公票”)马上贬值、作废。然而，“武鸣”二字却因其寓意深邃，认同者众，并未受枭雄铩羽、“帅星”陨落的影响，依然“鸣”声远播。
一代枭雄已是明日黄花，军阀霸业亦成过眼烟云，唯有铮铮“武鸣”之名长留于天地间，与人民同在。
痛击高卢雄鸡
在中法战争中，陆荣廷等表现不俗。官军撤退后，陆等继续与法国人战斗，成为一方称许的“义盗”。
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清王朝派刘永福为越南经略大臣，率黑旗军大败法军。1885年法军增兵攻陷镇南关，得意忘形，在关前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道：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镇南关附近的百姓义愤填膺，也竖起一块木牌与之相对，上面写道：我们要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陆荣廷满怀爱国激情，投入了清军唐景崧的部队参加反法战争，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不久光复了镇南关，并攻克了越南几十个州县。但清政府在获胜的情况下反而屈膝求和，订立《中法和约》，遣散反法部队。陆荣廷等人集体跪在唐景崧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留在军营，以免再受流离之苦，但唐景崧不敢违抗“圣旨”，仍将他们打发走了，所幸的是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
于是这些散兵游勇公推陆荣廷为首，继续在边境地带打击法国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多达千人，陆荣廷为部下制定了“三不抢”原则：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驻地附近的人。有一次他的几个部下抢劫了附近的越南人，陆荣廷告诫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这里屙屎！”众弟兄哄堂大笑之后，此类事情再没有发生。由于纪律较好，陆荣廷等人被当地群众称为“义盗”。
清政府对这些“义盗”不放心，与法国人一起缉拿他们。中法战争后，苏元春被任命为龙州提督，镇守边疆，陆荣廷竟胆大包天，看上了他的坐骑，就在苏元春就职的当天晚上，陆荣廷潜入提督府盗马，结果被当场捉住。苏元春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义盗”，拍着腰刀说：“你为何不偷别人的马，而偏偏偷我提督的马，你不知这要犯杀头之罪吗？”陆荣廷面无惧色，从容答道：“别人只有一匹马，偷了他就一无所有了，提督老爷的马成群，你何必为了一匹马而大动干戈！”苏元春也真的觉得杀了一个盗马贼有失体面，就把他放了。
陆荣廷等人最大的一次战果是打死法军官兵22人，活捉1人。陆荣廷用铁丝穿透这个俘虏的鼻孔，牵着他到水口附近一位战死的得力部下的墓前，然后将之砍头祭奠，围观的人群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法文如下：
纪念被陆亚宋突然杀害的23位多威大卫部队。1892，8，23。
陆荣廷本人生前常常不无得意地对家人讲起他痛击法军的故事。曾经是陆荣廷旧部、后来取代陆氏统治广西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对陆荣廷在越南打击法国人的活动也有生动描述。
陆氏本是一位重义气、有领导天才的人物，逼上梁山之后，不久就成为盗魁。率领喽啰百数十人，打家劫舍，出没于中越边境。不过，陆氏之作强盗却专以抢法国人和越南人为务，而中、法两国官兵对他竟无可奈何。据说有一次官居“七划”(所谓“七划”是法国军官袖口上所绣金色条纹的数目，中国乡民遂以此称呼法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来追剿陆氏，追到崎岖的山路中，忽见枝干上贴着一字条，原来是陆氏所留，上说：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示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这“七划”方将条子看完，忽然山林内一声枪响，“七划”果然受伤如条子所写，丝毫不差。“七划”大惊失色，遂不敢再向山中搜索，沮丧而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