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管理一个东北还能勉为其难，管理一个国家就露出了马脚，他在北京城里，每天只是三件事：听戏、喝酒、搓麻将，许多军国大事都是在酒席桌上、麻将桌上办成的。
一天，张作霖在下榻之地又摆上了牌局，他想把财政部抓到手里，已经内定了原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长段永斌为部长，于是将他邀来，想问问情况。出席牌局的还有财政部总务厅长朱有济，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另外，冯玉祥、段祺瑞也站在一旁看热闹。这个朱有济是日本留学生，与留日的杨宇霆有一面之交，他也觊觎部长的肥缺，听说已经内定了段永斌，不禁心中焦急，于是带着重礼找到了杨宇霆。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和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
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
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
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
少养五万兵，也要办教育
1915年2月，张作霖上书大总统袁世凯，专门指出奉天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并提出了整顿的措施，建议对学校加强管理。其时，张作霖仅是奉天城内小小的第27师师长，虽说握有重兵，但无论如何与教育是扯不上边的。
张作霖在条陈中首先指出，奉天办学存在两大弊端：一在糜费过多，得不偿失；二是教授不得其人，仅是坐拥虚名，缺少实际才干。另外，他还提到，办学偏重于高等小学，忽视初等小学，使师范毕业者不愿到初小就教。初小既缺乏良师，而毕业者亦无从升学。
张作霖的条陈引起教育部、国务院乃至大总统的高度重视，肯定该条陈所指皆为症结所在，大总统命国务院将该条陈转交教育部查照。
对于第一条，教育部“已于本年二月十九日通令各省斟酌地方财力，体察人民生活状况，竭力撙节，以杜虚糜”。对于第二条，教育部批道：“现在小学之必待整顿，亦诚刻不容缓。整顿之法，当从力节糜费，严定教员、管理员资格入手。庶使不能胜任之教员、管理员得以大加淘汰，于教育前途乃有澄清之望。”
4月9日，教育部训令各省民政长遵照办理。教育界闻之欢欣鼓舞，却不知此训令源自于一个远在东北、并素有“土匪”之名的赳赳武夫。
1918年12月1日，奉天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开学典礼上，奉天政务厅长史纪常前往宣读了张作霖的祝词。
今天，师范类院校学生免收学费，每月还有补助。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张作霖时期，奉天的师范学校就已免收学费了，而且还发给伙食费，这些费用全由奉天省政府买单。人们常说，“没有免费的午餐”，可是奉天的师范学校不仅有免费三餐，而且标准还不低呢。例如奉天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伙食早餐为大米粥、咸菜；中午大米饭、四菜一汤，两荤两素；晚饭四菜一汤，皆为素菜。星期六午餐改善伙食，有坛肉、木须肉、烧黄花鱼，烩海参等。另有其他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伙食也非常丰盛。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在整军经武的同时，再次狠抓教育。他欣然采纳奉天省长王永江、教育厅长谢荫昌的建议，创办东北大学，并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
成立东北大学本是中国自己的事情，可是日方得悉东北当局要自己办大学之讯，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竟公然向王永江提出“劝告”：“听说你们要办大学，那可不容易呀！又费钱，又没人。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科大学’；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王永江当即将此谈话报告给张作霖。张作霖听后，十分气恼：“他们越是反对咱老张办大学，咱们就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
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正式成立，校舍暂用位于省城大南关的高校和文专两校旧校舍。后于北陵购置500亩地，开始动工兴建新校舍。购地款除外，东北大学的基建费用即达奉洋600万元。1925年，新校舍建成，其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在国内亦是首屈一指。
除兴建校舍外，奉天省长公署还在北陵附近划拨官地200亩，拨款280万元，兴办大学工厂。这种大学设附属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也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东北大学另有植物园地100亩。这样，整个校园面积达900亩，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校园。可见张作霖的建校计划，是相当宏伟壮观的。
东北大学常年经费在各大学之中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学当时的常年经费是90万银元，南开大学40万，清华大学虽有庚子赔款补贴也只有120万。奉天省财政向东北大学的投资巨大，经费每年160万，人均为奉洋800元。
东北大学开课后，在聘请师资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外省学者不了解奉省财政状况，惟恐来东北大学教书，月薪用奉票发给，一旦奉票贬值，必至影响收入，因此不愿应聘。了解此情况，张作霖当即做出决定：“凡大学教授等薪金，一律用银元发给，并不许拖欠。”为吸引一流学者来此任教，东北大学所设定的薪金和待遇相当优厚，甚至高于国内的几所知名大学。以教授为例，北大、清华教授月薪300元，南开240元，东北大学则为360元。后期章士钊等人竟高达800元。东北大学还为教授们盖新村、建别墅，安排宽敞舒适的住宅。教授们回北京探亲，还予以报销往返路费。这与当时国内战争情况下，各校教授欠薪、减薪为常事形成鲜明对比。
有了梧桐树，不怕引不来金凤凰。东北大学的这些优厚待遇，引来了当时许多的知名教授前来任教。据东北大学1928年的统计，在其128名职教员中，留学归来的有77人，其中11个博士、37个硕士、29个学士。而且他们当中大部分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的一些着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其余教授即使没出国“镀过金”，也是毕业于国内一些知名的高等学府，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等。其教授阵容之盛，远非其他大学可比。
东北大学的教学设备在当时国内也数一流。东北大学的实验仪器和机械，诸如物理和化学仪器、工学机械、动植物标本、图书、工厂设备，几乎无一不备。而且大都购自国外，比较先进，这在国内名校中也不多见。据1926年的统计，学校藏书共33164册，各类仪器标本共13516件，以及价值达86，53万元的机械设备，为学生阅览、实验和实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至20年代末，东北大学已是国内学生最多的大学，教授300人，学生3000人，而当时北京大学也只有学生2000人。
最初，有不少日本人不相信张作霖会把东北大学办好。可是，日本学者新岛淳良在参观东北大学之后，也不得不说：东北大学的实验设备是第一流的，教授薪金也比国立大学高许多。其教育水准“高于日本在满洲开办的高等教育院校”。
作为一名靠武力打天下的大军阀，能从购买枪炮的钱款中拨出大笔经费来办教育，确实让人刮目。看来，张作霖多少还是懂得一些教育与国计民生的关系。
孙传芳：假佛徒，真好战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只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好战成性，是其一大特点；机警投机，是其另一特点。而关键在于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使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此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不打不相识
孙传芳，字馨远，1885年4月7日生于山东泰安。早年贫寒，举家流落到济南。他二姐颇有几分姿色，经人说合，给武卫右军营务处总办王英楷做二房。孙传芳在姐夫的帮助下，入武备学堂步兵科学习。
1904年秋天，孙传芳赴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六期留学。
第一次列队时，一个长得精瘦但很干练的军人站在他们面前，自我介绍：“我叫冈村宁次，是你们的区队长，希望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请多关照！”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冈村宁次在进行晚点名时，发现新生中少了孙传芳、杨文恺、张群、周荫人等人，原来他们外出未归，这还了得！冈村顿时大发雷霆。
原来，孙传芳等人嫌军校的生活太清苦，平时只有豆腐白菜，肚子里一点油水也没有。于是星期天结伴外出，租了一间房，买了几斤清酒和一副猪下水，几个人大吃大喝，没想到醉得一塌糊涂。等发现快到点名的时间，紧赶慢赶往学校跑，但还是晚了。
几个人东倒西歪地来到操场上，区队长冈村宁次已是怒气冲冲，劈里啪啦左右开弓，一个人揍了两个耳光。
“巴格牙路！你们不是军人，纪律的不懂！”
孙传芳个头小，被冈村宁次一巴掌打在头上，把帽子打掉了，脑后的辫子抖搂出来。冈村宁次用手拉着他的辫子：“呛过罗！呛过罗！”日语为猪尾巴的意思。
“支那人，一盘散沙，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战场上还会打败你们！”
孙传芳受到侮辱，浑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头顶上来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过自己的辫子，往脖子上一绕，骂道：“老子今天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接着他发疯似的蹿上去。冈村宁次是柔道好手，见孙传芳扑过来，用手一挡，身体往外一侧，就势来了个大背，把孙传芳摔落在地。
孙传芳咬着牙爬起来，一个饿虎扑食，又冲上去，冈村宁次闪转腾挪，一个反手擒拿，将孙传芳的脖子压在自己的皮鞋上。孙传芳真急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冈村宁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孙传芳死命往上一拱，冈村宁次猝不及防，被顶了一个仰面朝天。
孙传芳被张群拉住，气哼哼地还在高声大骂：“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种再来！”
杨文恺等赶快上前把冈村宁次搀扶起来，冈村推开众人，对着孙传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来：“哟希，哟希！孙君，你的胆量大大的！是一条汉子！”不打不相识，从那以后，孙传芳和冈村宁次成了好朋友。
１９２６年秋末，北伐军兵临九江和南昌，给孙传芳以致命打击。孙传芳为挽救残局，聘日本武官为“军事顾问”，冈村宁次便是其中一个。而孙传芳的这位师爷，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立志“研究中国”，一生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在青壮年时，就18次潜入中国内地搞所谓“旅行调查”，偷偷搜集我国军事要地重要资料，为日军侵华做准备。此次他作为孙传芳的“应聘武官”是有“特殊使命”的。一为日本在中国培植亲日派，二为暗中搜集中国的军事情报，最主要的是他得知他的“学生”孙传芳军中，有一套比例为五万之一的中国机密的军事地图。日寇侵华，之所以能在华中一带横冲直撞，正是这套地图给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提供了方便。
裸模与旗袍
画家刘海粟1914年在自己创办的上海美专破天荒地开设了人体写生课，最初只聘到男孩为模特，1920年7月20日，聘到女模陈晓君，裸体少女第一次出现在画室。然而，世俗的议论却令刘海粟伤心，有人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
更严重的是他听说江苏省教育会要禁止模特写生，1925年8月22日他给江苏省教育会写了公开信，为模特申辩。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读了刘海粟的信后，在《申报》上写了呈请当局严惩刘海粟的文章，刘海粟立即写文章反驳。
不料，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又向他发难了，在报纸上发表了给刘海粟的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刘海粟毫无畏惧，挥笔复信回击。
紧接着，上任不久的上海县县长危道丰在报纸上登出了禁止人体写生的命令，刘海粟见禁令愤怒了，于是给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写信，请他斥责危道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