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如何解决鸦片输入给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激烈论争，并逐渐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主张消极弛禁，一派主张积极严禁。两派意见经过多年酝酿和斗争，终因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的一篇《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而拉开了激烈论争的序幕。
1836年6月10日，许乃济上奏道光皇帝，公开提出弛禁主张。他认为，多年来走私分子的狡诈贿赂和执法官吏的循私舞弊，使禁烟的法规律令徒具虚文，既使停止贸易，下令闭关也无济于事。阻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是弛禁，具体做法是：1、准许外商输入鸦片，照药材纳税；2、只准以货易货不许用银购买；3、准许内地百姓种植罂粟，以抵制外来鸦片；4、禁止文武官员、士子、兵丁等吸食鸦片，民间吸食一概勿论。
这种妥协苟安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等的支持，赢得了中外烟贩的喝彩。一位外国烟贩称誉说：“这个奏折，立论既佳，文字也极清楚。”道光皇帝接奏后，将该折提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项、粤海关监督文祥等人议论。结果，邓廷桢等人奉谕回奏，认为弛禁是因时制宜的良策，表示赞同。
弛禁派单从遏制白银外流出发，而未考虑鸦片对民众和社会的危害。这种“饮鸩止渴”的主张遭到了严禁派朝臣的严词斥责。1836年9月11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在各自的奏文中分析了鸦片输入的危害，指出：昔日荷兰侵略爪哇，首先诱使爪哇人吸食鸦片，使其国贫民弱，然后将其灭亡。现在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也是出于同样目的。针对许乃济的弛禁主张，他们指出：如果不禁止鸦片的销售，岂能禁人吸食？官员、士兵皆出自民间，所谓只禁官兵吸食，岂不是掩耳盗铃？提倡内地种植罂粟，岂非“夺农工而耗本计也”？明知鸦片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实为“绝民命而伤元气也”，“殊失朝廷爱民之心”。许球还旗帜鲜明地主张：将英国著名烟犯查顿、颠地等人“查拿拘守”，勒令其保证不再贩运鸦片到中国来。
以上三篇奏折，理直气壮，有力地驳斥了弛禁派的主张。不过他们只注意到打击鸦片贩卖者，而未提到吸食者的根源问题。
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皇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该奏章从国家财政收支的观点出发，痛陈鸦片之害，提出了一个用死刑重治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的严禁方案。他主张，以一年为期，由烟民自动戒绝，过期不戒者，以死罪论处，文武官员违禁，照常人罪加一等，除本人处死外，其子孙不许参加各级科举考试。为不使人漏网，又提出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个一百年来最彻底的禁烟主张，矛头直指大批自己吸食并包庇他人吸食、贩卖鸦片以自肥的官吏。道光皇帝将这个奏折发交吉林、黑龙江、盛京将军及各省督抚论议回奏，引发了关于鸦片问题的第二次大论争。
从29篇回奏看，没有人公开反对严禁，而是从不同角度提出严禁的办法。
赞同禁烟不赞同“吸食者罪以死论”的占大多数。其中，直隶总督琦善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琦善重申封关禁海政策，提出只要不准通商，鸦片就不禁自止了。他反对重治吸食，认为吸食者难以计数，不可胜诛，应听任吸食者自己禁烟，待一年半载后，买不到鸦片就自然戒掉了。陕甘总督瑚松等则认为，治国之道，安内必先攘外，主张帅船巡查海口缉私，以杜夹带之弊。
赞同黄爵滋主张的仅有8个人，人少势小，但他们据理力争，义正辞严。其中，湖广总督林则徐的复奏，对重治吸食的主张大加赞许，并作了重要补充。他进一步说明：重治吸食，挽救漏银，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自身，“迨鸦片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兵和饷是清朝统治者的命根子，林则徐这段话击中了清王朝的要害，使道光皇帝为之震动。
经过论争，处在犹豫不决境地的道光皇帝态度日趋明朗。他决定摒弃弛禁主张，采取严禁之法，并逐渐形成了内外并治，也就是以杜绝来源为先的查办海口走私，与重治国内兴贩开馆者、吸食者结合起来的禁烟主张。
同年10月25日，庄亲王奕赍、辅国公溥喜因赴僧尼庙内吸食鸦片，被革去王爵和公爵。接着，道光皇帝又谕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并将两年前首倡弛禁的许乃济降级休致。于是在1838年前后，逐渐掀起了全国性的禁烟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