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焚毁的。要想了解圆明园遭难的历史，还得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说起。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通过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在中国攫取了巨大的利益。比如：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赔偿英国鸦片烟款及军费2100万元，向英国开放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通商口岸的关税由中英双方协定，英国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帮凶美国和法国，随后也以武力胁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方式，在中国取得了和英国相似的侵略权益。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资产阶级欣喜若狂，认为东方最庞大的工业品市场已经被打开了，从而掀起了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热潮。例如，1843年英国向中国输出商品总值为175.6万英镑，1845年达到239.4万英镑。但是，好景不长，1846年以后逐年下降，最终停滞在150万英镑左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市场需求不了解，他们运来的大批钢琴、刀叉和西洋玩具，在中国根本无人问津；二是中国当时仍然是小农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国家。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对洋布洋货需求不大；三是鸦片走私贸易消耗了中国很大部分财力，185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53000箱，售价约在3000万元以上，鸦片走私阻碍了合法的工业品贸易。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从鸦片走私贸易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它不想靠取缔非法的鸦片走私来扩大合法的工业品贸易，相反试图通过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扩大对华商品输出，同时使鸦片贸易合法化。
为了共同的侵略利益，英、美、法三国采取了联合行动。1854年10月，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乘坐兵船北上大沽口，要求面见皇帝，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因兵船正在修理中，他本人没能北上，只派使馆秘书与英美公使同行，但携带了由他签署的要求修改条约的公文。三国公使提出的主要要求是：开放中国全境，特别是长江沿岸和沿海地区；实行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经过内地关口不能再行征税；各国公使进驻北京。一句话，就是要求整个中国向西方侵略者全面开放。咸丰皇帝看到这些要求后，认为“所要各条，均属荒谬已极”予以严辞拒绝。1856年7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伯驾由香港北上抵达上海，再次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具体内容与两年前提出的要求大体相同，英法代表自上次修改条约交涉失败后，对这种非强制性的外交讹诈手段已不抱大的希望，因而只是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一些照会，表示对美国外交讹诈的支持，但没有与美国公使联袂北上。结果，伯驾的外交讹诈一无所获，只得灰溜溜地返回香港。
英法两国看到空言恫吓难以达到预期目的，决心使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屈服。正好在这时，发生了“马神甫事件”和“亚罗号事件”。所谓“马神甫事件”，只不过是法国侵略者顺手捡起的一个侵略口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法国派遣了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并进行间谍活动。本来，按照条约的规定，外国传教士只能在五个通商口岸传教，不准深入内地活动。但是，这些传教士凭借着领事裁判权的庇护，无视条约规定，擅自潜入内地，进行各种违法活动。其中有个名叫马赖的法国神甫，从广州出发，一直窜到广西西林县。他在那里贿赂当地县官，收买流氓林八、马子民等为教徒，为非作歹，激起民愤。1856年2月，西林县新任知县张鸣凤应民众要求，将马赖与林八、马子民逮捕，并处以死刑。消息传到巴黎，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硬说马赖是“无辜的受害者”，派人向清政府提出“惩办凶手”等要求，清政府官员推说不知此事，没敢据理反驳，拿破仑三世便以“保护圣教”为名，积极策动对华战争。所谓“亚罗号事件”，更是英国侵略者无端捏造的一个侵略口实。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带领官兵在黄浦港内逮捕了海盗李明太、梁建富和另外10名涉嫌船员。李明太等人当时正在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上。该船船主方亚明曾将此船在香港登记注册，事发时注册已过期失效，但他聘用英国籍爱尔兰人托马斯·肯尼迪为船长，事发后肯尼迪将此事报告给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巴夏礼借口人员被执、国旗受辱，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清政府释放人犯并向英国赔礼道歉。叶名琛根据事实，在复照中驳斥了这种说法，指出：“亚罗”号不是英国船，而是中国船；一只中国海盗船，为了掩护自己的非法行径，有时也挂起它无权悬挂的英国旗；但在此次事件发生时，“亚罗”号上根本没有悬旗，既然没有悬挂英国旗，又从何产生英旗受辱的事？为此，叶名琛留下两名海盗和另一个名叫吴亚认的证人，将其余9人送还。但巴夏礼蓄意扩大事态，拒不接受。他还威胁说：如果48小时内不送还全部12名水手，并书面道歉及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英国海军将对中国船只采取行动。叶名琛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息事宁人，最后派人送还了捕获的全部12名人犯。可是，巴夏礼又节外生枝，挑剔中国派去的官员职位太低，并且没有正式道歉文书，拒绝接受和平解决。10月23日，英国海军少将迈克尔·西马縻各厘率领3艘军舰由香港向广州进犯，突入内河。29日，攻进广州城内。但因兵力不足，又遭到中国军民反击，英军很快退到城外。消息传到伦敦，英国首相巴麦尊提议对中国正式开战，这个提议在议会里引起了激烈争论。议员得比明确指出：“亚罗号船是中国人建筑、中国人出售、中国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议员林德赫斯特愤怒地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自己承认船籍登记证是无效的，那只划艇没有权利悬挂英国国旗。可是，请注意他说的话：‘船不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不过中国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透露给他们。’以往有过比这更恶劣、更可耻的行径吗？还有过比这位在英国政府担任要职的人，所提出的口实更虚伪的吗？”尽管英国议会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但是巴麦尊通过解散议会，强行在新的议会里通过了他的提案。
1857年4月20日，英国女王任命原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高级专员和全权大使，统一指挥原在香港的海军和由英国本土、毛里求斯、新加坡、印度等地调往香港的陆军对中国作战。5月9日，法国皇帝任命葛罗为特命全权专员，率领法国陆海军前往中国，参加侵华战争。7月和10月，额尔金与葛罗先后抵达香港。但是，由于印度爆发民族起义，额尔金统率的英军调往印度镇压起义，侵华战争被推迟了。12月12日，英法两国专使下令封锁广州河道，并向两广总督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当时，在广东的英法联军只有5679人，其中法军950人，英军4729人。叶名琛认为英法代表“故作恐吓之势”，既没有认真应付，也不积极部署防务。28日，英法联军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30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在城上竖起白旗，英法联军随即占领广州城。1858年1月5日，叶名琛被英法联军捕获，后来死在印度加尔各答。广州沦陷后，被英法联军侵占了4年之久。
为了迫使清政府早日就范，英法联军在占领广州后，立即趋兵北上。美国、俄国也与他们暗地勾结，相机配合。1858年4月13日，英法舰队抵达大沽口外。这些兵舰中，有英国船10余艘，法国船6艘，美国也有3艘船赶到。24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联名投递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代表在天津或北京就修改条约问题与他们举行会谈。在谈判进行过程中，5月20日，英法军舰突然炮轰大沽炮台，大沽守军进行了英勇还击，英法侵略军有100多人被打死打伤。然而终因寡不敌众，大沽炮台弃守，英法舰队直扑天津。5月30日，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到达天津近郊。清政府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与四国代表进行谈判。在英法两国代表的威逼和美俄两国代表的利诱下，清政府的代表全面接受了四国代表的要求，与他们分别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天津条约》。7月，英法联军南下广州。
《天津条约》订立后，桂良、花沙纳随即前往上海，与英、法、美三国代表进行修改税则的谈判。异想天开的咸丰皇帝，想以免除外国商品的全部关税为条件，换取废除已经订立的《天津条约》，后见废除条约没有可能，又责令谈判代表至少要除去他们认为利害关系最大的4项内容。即：外国公使进驻北京，长江沿岸通商，外国人可以在内地任意游历，赔缴军费后英法才退还广州城。桂良等人认为，免税固然是“外夷”愿意接受的，但全免关税必然导致国库空虚，而且“外夷”在欣然接受免税后仍然会按照条约索取他们所要的一切，因此没有向英法美代表提出咸丰皇帝的荒谬建议，也不敢提出废除前述四项内容。经过多轮谈判，清政府代表与三国代表分别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承认鸦片贸易是合法贸易，准许大量进口。
第一次大沽口炮战的失败，也使清政府认识到，天津海口防务松驰，存在着极大的弱点。1858年7月，英法联军刚刚撤离天津海口，咸丰皇帝就命令带兵王大臣僧格林沁会同新任署理直隶总督瑞麟，前往天津布置防务。他们在距天津30华里的双港安营扎寨，建筑炮台，共设置9营兵力，建筑炮台13座。接着，又修建大沽海口炮台，在原基址上建立炮台7座，增建炮台1座。大沽守军则由原来单一的陆军1600人，扩大为包括水师2000人、步兵800人、马队200人的混合部队。距大沽30华里的北塘，也重修了旧炮台，建立了新炮台，并安设炮位，除原守军300名外，又增拨了500名。同时，对于天津至山海关一线的炮台土垒，责成地方官员重建。
英法侵略者获悉清政府有反悔之意，并在大沽口加强防务以后，决定重新诉诸武力。接照《天津条约》的规定，双方使节应于次年在北京交换经过本国政府批准的条约文本。咸丰皇帝不愿意让外国使节率兵进京，因而命令桂良、花沙纳在上海等候，以便在那里就近换约。1859年6月，英国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抵达上海。随同他们前来是一支庞大的舰队，其中有英舰19艘，法舰2艘，美舰3艘，船上载有海陆军官兵2000余人。他们拒绝在上海会见清政府代表，径直率军北上。6月中旬，抵达大沽口外海面，这时清政府决定接待这些公使，但指定他们不带武装由大沽口稍北的北塘口登陆，并且预先告诫他们说：“现在大沽海口，已节节设备，如轻易入口，恐致误伤。”但是，英法美代表毫不理会中国方面的正当要求。6月25日，英法军舰强行驶入大沽口，开炮轰击炮台，并派陆战队强行登陆。炮台守军英勇还击，以猛烈而准确的炮火压制住了侵略者的凶焰。激战一昼夜，英法联军军舰被打沉4艘，打伤6艘，登陆的1100名侵略军中，英军被毙伤492人，法军被毙伤14人，英美军队还各有1名士兵被活捉，英国海军上将何伯也受了重伤。如果没有在场的3艘美国军舰援助，英法侵略者几乎无法撤出大沽口。中国军队在这次激战中有38人阵亡，其中包括直隶提督史荣椿，但大沽炮台和海防设施没有受到大的破坏。
英法联军在大沽口战败的消息传到其国内后，两国资产阶级疯狂地叫嚣要扩大侵华战争。他们叫嚷着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要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1860年2月，英法两国重新任命额尔金、葛罗为侵华专使，并分别以格兰特和孟托班为侵华军司令。5月下旬，英法战舰和运输舰205艘（英舰173艘、法舰32艘）及军队25000余人（英军18000人、海军7000人），陆续到达上海。7月初，英法联军取海道北上。清政府负责海防的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只集中兵力防守大沽海口，对于北塘海口的防守重视不够，认为北塘是盐滩，英法联军登陆困难，因而没有设防。8月1日，英法舰队开进北塘。随后，抄袭大沽炮台的后路。21日，发动对大沽炮台的进攻。驻守北岸炮台的直隶提督乐善带领士兵拼死抵抗，激战至晚，全部以身殉国。驻守南岸炮台的僧格林沁当晚便将守军全数撤走，第二天撤至天津，而后又撤至杨村，最后竟撤至离通州（今北京通县）仅10华里的张家湾。接手南岸炮台防务的直录总督恒福23日放弃炮台，24日天津沦陷。
天津沦陷的当天，清政府任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议和。31日，桂良抵达天津，会同恒福等人与英法代表谈判。额尔金、葛罗提出了远比《天津条约》更为苛刻的条件，桂良等人不敢完全同意，坚持要英法两国首先退兵。英法两国代表不予理睬。9月9日，英法联军自天津出发北犯，13日抵河西务，接着又向通州前进。清政府慌忙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由通州前往天津议和，但英法联军已出天津，谈判只得改在通州举行。英法两国分别派巴夏礼、威妥玛、巴士达、美理登为代表，到通州进行交涉。由于英法代表坚持苛刻的条件，这次和谈没能取得任何进展。咸丰皇帝荒谬地认为，英国派往通州的谈判代表巴夏礼是联军的“谋主”，把他扣留下来就是一个大的胜利。在谈判破裂的9月18日，载垣通知僧格林沁将巴夏礼等26名英国人、13名法国人在张家湾拘捕，押送到北京。同一天，英法联军猛攻张家湾。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力战不胜，僧格林沁带兵退守通州城西八里桥。9月21日，英法联军进攻八里桥。中国士兵奋不顾身，齐心杀敌，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却没能守住这道最后的防线。
英法联军占领八里桥，为进攻北京城打开了通路，咸丰皇帝在震惊之余，以办理和局不善为名撤销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头衔，改以同父异母弟恭亲王奕祈为钦差大臣，留在北京主持议和。皇帝自己则在9月22日清晨匆匆带领后妃宫女和一批王公大臣离开圆明园，经密云北上，逃往承德的避暑山庄。于是，古都北京成了不设防城市。
10月6日，英法联军到达海淀和圆明园一带。圆明园的劫难由此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