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深层的集体意识(原型)的沟通。“跨度”表明了一种历史的涵盖面，进向表达了一种蕴涵(深邃的本源)。正是在与人类精神根源的集体意识的沟通中，进向与跨度相交合。文学视界从未局限于人类生活的暂时形态现象；“视界”有相当强的穿透力，能在暂时的现象里看到全体人类共有的那种蕴涵。在史诗里，文学视界展示的生活样态，就作为基本的集体表象唤起了一种深邃的民族(部落)意识。史诗英雄作为个人的所有活动，都融入一种共同的愿望和意志。通过故事与事迹，每个民族(部落)成员，直接体验到民族的灵魂，找到民族存在的根基。在现代派的艺术大师那里，某些线条与色彩之所以有震撼灵魂的力量，只能理解为那是人类原型意识的直接显灵。正如康定斯基所说的，在一种纯粹构图的艺术中，仅仅诉诸感觉是不够的：艺术作品必须在较深远处激起回响，这个较深远处我们今天称之曰无意识；这时发生的“精神震动”，或者是个人的，因为它可以促成某种精神上的满足；或者是超乎个人的，因为它具有了原型的样式，人类可以根据这种样式来解释自己的命运。而在珂珂希卡看来，艺术想象力所触发的幻象是人类的灵魂在说话，艺术家所能做的只是证实他自己脑海里的幻觉。但是这个幻觉本身，是由人类的全部经验所产生的意象培育出来的。
(二)对超验性存在的感悟。人类精神的能动性总是倾向于在超验性中领悟到某种“永恒”、“无限”和“无穷”的意义。可感觉的存在是有限的，因而阻碍了精神的“伸越”。只有“超验性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绝对的空间，因此“异在”是对“此在”的虚无化，使“此在”获得了深度性。“浸透了文化”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正是在这样一个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幻象。为现代文明纠缠着的“现代人”，总是为日常经验层层束缚，拘泥而谨慎地生活，已经钝化了的感觉力与想象力恰好被富有异域情调的拉美“魔幻”所重新激发。享有高级文明的现代人在那样一个奇异的存在空间里，感觉到自我灵魂的超度。在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的作品里，正是对超验性的探求，把文学视界导向一个深度性的空间，某种神秘感、轮回观念、虚无观念等等，形成了一个超验性的存在深度，一种古老原始文化的氛围从遥远的“过去”穿透“现在”的地平线伸越而去。
(三)悲剧意识。文学视界并不只是为了显示出那些人类生活的欢愉现象--这仅仅是它的粗糙形态。文学视界的深度蕴涵，就在于它导向对人类存在状况的关注，在巨大的历史跨度里来审视人类的命运。而悲剧意识才真正是生命走向终结的觉醒意识，它唤起了所有存在热情和意志，领会到存在的艰巨性和不可屈服性。在生存的抗争里，人类的孤独无助表明人类不可能依靠自己拯救自己。某种神秘的、宿命的力量在操纵着、支使着全体人类，而人类只有在一种共同维系的和谐感里才能找到暂时的解救。确实，在悲剧发生的顷刻间，我们突然获得了生命的启示--我们的存在、我们灵魂的态度、我们最隐秘的动机、环绕着我们心灵的所有幻象--这岂不是关于生命的伟大庄严、生命对不可知力量的环抱、生命中不可解救的存在意志的激发。
这样一种“历史跨度”和“深度进向”就造成了文学视界的二维结构。前者由于历史视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辽远背景，表达了精神存在在时间延续上的行程，表明了存在的无限性；后者提供了一个不可测的“异在”的深度空间，它使存在导向无穷性。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的难以穷尽的对人类命运的揭示，正在于它提供了这样的二维进向，生命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是在永恒与无限里运行。当代中国文学，寻找某种强大的历史视野，试图展示民族心理历程相应的“历史跨度”。然而，“宗教视界”(或者某种类宗教视界)的薄弱，使其缺乏那种不可测定的深度性。在现代，宗教视界，准确地说，也就是对现代精神信仰和灵魂支柱的寻找。现代宗教说到底是寻找与现代人类精神存在相适应的内在灵魂，那种真正能够升华整个民族乃至全体人类的痛苦与希望的绝对信仰。因此，当代文学企图探索现代人深层的灵魂和隐秘的心理动机，强化这样一种“视界”是极其必要的。事实上，现代宗教的衰落已使宗教视界失去了强大的势能。现代文学艺术总是在寻找一种新的信仰体系，新的精神指南。从T．S．艾略特在1922年敲响了现代信仰崩溃的警钟起，现代艺术就在为建立新的理想秩序而努力。宗教视界一方面已经演化为一种信仰实体的观念体系；另一方面，在对时空的构造上，在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探索上，在对存在的神秘性领悟上，它依然作为一种背景而表达它的深度进向。
四、审美视界的超越性意义
当人类对自我意识的各种观念已经发展到成熟的地步，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支配着、决定着人类的精神导向，那么，作为创造力的最直接表征的文学艺术，不过是最为灵敏地表达了内在精神的各种动向罢了。古希腊戏剧是古希腊人的一种娱乐方式。狂欢节上演的戏剧使希腊人意识到自己是“有文化的”民族，而与野蛮人区别开来。这样一种“意识”不过是表面的，与希腊人直接的生活经验渗透在一起，构成了他们的现实环境。而更为内在的是，悲剧精神表达了狄奥尼苏斯的酒神精神与奥尔佛教义的统一，前者的那种热烈欢乐与后者的那种阴郁沉重，在希腊精神里，是难以调和的两个精神向度，但在艺术里找到了统合形式。在这一个意义上，文学艺术总是恰当地充当民族内在精神的补偿。
宗教艺术或许是最具有“文化特征”的艺术类型。整个中世纪，艺术视界与宗教视界重合在一起。罗马教堂，从结构到质料，都是宗教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沉重厚实的十字形教堂脱胎于罗马古老的长形大堂，从这些外形，这些有着粗大的圆柱间、敞开的不折不扣的半圆拱腹、斩钉截铁般的正墙里，闪烁着某种不加修饰的力的光辉。--正如厄利·弗尔指出的：“它体现出某种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的某一社会集团所代表的严峻、粗犷、毫不含糊的优雅。这是僵化的天主教及其不可动摇的教义的确切形象。无生命可以幸免，唯有灵魂才有权生存，但是必须永远不迈出这教义控制着的石筑的死圆圈。罗马把圣保罗的思想浇筑在它的教堂里了。”而巴洛克建筑的椭圆形结构，向上升腾的倾向性张力，显示了一种崇高的风格，正是崇高，表达了巴洛克精神的核心所在。巴洛克的教堂正好为巴洛克精神的充分施展提供了一方“宝地”，在那里，巴洛克可以“与无极融而为一”，沉于一种雄浑无比、变幻莫测的情感之中。一切可知可觉的东西，都遭到弃绝，唯有对“雄伟”心驰神往。某些主要艺术形式的演变在宗教艺术里，通常只能理解为某种宗教观念和教义的分化或调和。例如，圆屋顶的长方形大厅不过是拜占庭时代的宗教会议企图调和东方与西方的尝试的最后象征性的表现而已。
因此，文学作为“视界融合”的整合形式，它也就是文化的统合形貌，或者说，它是文化的表征形式。在整个大文化系统中，文学(艺术)作为表征形式(表层结构)最为完整而灵敏地展示了文化的所有蕴涵。我们很难设想文学(艺术)在人类生活中可能只属于一个小范围。或许它是特定地域和特定人类的自我表现形式，但是一种艺术的全部历史必然是人类精神汇集的总和。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人类历史是多种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自己的土壤中勃然兴起，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壤紧密联系；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视象特别鲜明地印在它的表征形式，即文学艺术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欲望，自己的生活、意志和感情，自己的死亡。“人类”并未衰老，人类的文化一直在寻找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因而，那文化的深层隐含总是在文学视界里一再显灵，这并不是某些艺术家的偏好，更主要的是远古的存在川流达成了自我表现的新的现实。
因此，“视界融合”，也就是从文化形态学的方法来透视文学现象的一种方法。建立一种文化形态关系是极其必要的。艺术史一直被描绘为某种主题、形式、技巧的演变的历史，另一种倾向就是从来不超越政治的界限来谈论它。中国古典艺术一直被当作“点线”和“意境”来看待，可是很少从祖先一元论、宇宙教、史前期的崇天表象，以致超历史阶段的反现实的不和谐的精神结构来理解。直到现在，现代艺术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探索都被看作是表现技法走到穷途末路的花样翻新。那些所谓的“现代大师”，很容易被人理解为玩弄技巧形式的老手。有谁从现代世界历史的形态来关注过现代艺术呢？除了赫伯特·里德，还有谁把现代艺术看作是未来任何可能的文明的基础呢？文学视界没有边界，没有终结，涵盖过去，穿越现在，绵延向未来--直到人类的灵魂找到归宿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