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并不只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才获得了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从来不知道的那种深刻性；就是在自己的“内心视象”--文学艺术作品里，同样表达了那种热情、愿望和追求。因为，文学的历史也是文化的历史，文学是文化达成了自我表现心灵的可感觉的形式，并且是活生生的和发展着的。当我们把文学看成是人类精神的终极表现时，也就意识到驱使人们建立文学艺术的那些巨大的社会冲突和精神冲突。因此，在一个较大的文化背景上来审视文学的历史意蕴是很有必要的。
所谓文化，按照泰勒的看法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的整体”。文化具有精神的、信仰的、主观的特性，是同主体相关联的情况下反映人类生命的一切的、人的特殊的东西的世界，亦即一次性的历史创造物。文化的存在大约有三种形态，或者物化的形态，以一定的物质文明形式表现出来；或者具有意识的形态，例如认知体系、信仰观念、道德规范等等；或者纯主观的形态，即以人的习惯、习性、能力等表现出来。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以人的主体方式表现为可感觉的形式则显示为人的精神状态。
人类文化(文明)的进程(主要是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尽管交织着各种矛盾，但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冲突，就是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所谓农村文化，就是建立在农村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化系统，它具有封闭收敛性，保守抗变性，和谐自足性的特点；城市文化有一个相当长的潜伏期，它的完成形态是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文化体系，它具有开放扩展性，创造变动性，自我排他性等特点，它们之间的冲突，由深层结构中的对立而趋于激烈的表面化的抗衡，由此构成了种种社会矛盾与精神冲突。当代中国文化蜕变的历史实质，我们认为是实现由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的根本性转变。这是人类文化(文明)变更的基本模式，西方的历史这样走过来了，东方的历史也不可避免要这样走过来。人类精神具有的那种内在性，在恰当的时候，就会浮出历史地表，演化为剧烈的现实冲突。在当代中国文化中隐藏的剧烈冲突，那种渴求现代精神的醒觉意识，正是人类由来已久的精神发展的显灵。
一、两种文化冲突的历史叙事
毫无疑问，人类历史是先有村落后有市镇，先有农村文化(农业文明)后有城市文化(城市文明)。但要追究城市文化的起源及其形成过程却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城市文化是从农村文化演化而来，还是一开始它们各自就植根于不同的人类精神土壤，--这种理解直接关涉到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精神实质的理解。我们认为，尽管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之间存在某种经济的生产的联系，它们各自也与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就其起源和进化来说，有着远较经济更为深刻复杂的人性的、心理的乃至地理的原因，它们有着不同的精神母体。这尤其在理解城市文化的起源、进化及其特质时是不能忽略的问题。城市文化的产生根源更有可能是游牧民族的那种精神依据。从方式上来说，可能是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入侵，从而对村落进行改造而扩展为市镇。就农业文明的那种个体的、分散的、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很难设想会有那种扩展精神、那种开拓心理和那种强悍的行动。游牧、航海会使人心胸开阔，思想自由奔放，而定居在狭窄的天地里会使人胆怯和卑屈，这是人类精神在其初始状态不可避免要受到地域环境约束的悲剧性命运。城市文明作为一个“意愿的共同体”才具有那种精神上的巨大的聚合力和发散力。而农业文明作为“服从的共同体”是屈从的、收敛的、约束和克制的。威尔斯认为：“人类精神中有某种坐立不安和未驯的本性不断地力求把文明从它原来的倚赖于不参与即服从的性质改变成为一个既参与又意愿的共同体。在我们的血液里……潜伏着游牧精神，无疑它在传授给后代的气质中占很大的部分，我们必须把那种不断地急于向广阔地域扩张的精神也归根于这部分气质，它驱使每个国家--有可能就扩大它的疆域，并把它的利益伸展到天涯海角。”这里提示我们，城市文化的那种扩展开拓精神导源于游牧(或航海)气质。
欧洲市镇兴起在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之间(七世纪至九世纪就陆续有市镇建立)，尤其是在十二世纪以来，随着贸易的迅速发展，市镇生活在整个欧洲有一次巨大振兴。伴随着哥特式建筑繁花怒放，拔地而起，新兴市镇雄赳赳跨入历史。仅仅在1100-1300年间，英国就有新兴城市一百四十个左右。确实，城市是一开始就带着历史罪恶而崛起的，那是一种掠夺的文明。斯本格勒曾经说道：“巨大的城市把乡村吸干了，不知足地无止境地要求并吞咽新的人流，直到它在几乎无人居住的乡村荒地中变得精疲力竭和死去为止。”事实上，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恰恰构成两个对照的矛盾形态：农村文化的那种闭关自守，那种狭隘保守、愚昧落后，与城市文化那种开拓进取精神，那种创造热情和意志以及对自由和个性的追求形成对照；而城市文化的另一面，它的历史罪恶，非人性的道德，它的掠夺与排他性，与农村文化的那种自然淳朴的民风，那种和谐的人伦关系，那种无欲无求的自足心理形成对照。这两组矛盾，四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冲突而又融合的关系。又由于文化自身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它不断乃至不屈地在冲突对抗中保持住自己的“原型”，因而，城市文化在理性上、客观上、实践上对农村文化的战胜、征服，却又难以抵御农村文化在情感上、心理上、人伦上对城市文化的吸引。城市在侵犯诱惑农村的同时，总是陷入对那自然平和的人伦生活的温情脉脉的想象之中。因此，城市文化对农村文化的每一次战胜都伴随着对农村文化的眷恋。也许这是永恒的搏斗，双方都付出了代价，又都获得了某种胜利。植根于人类精神结构中的这种文化冲突一旦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就建立了那种文学张力结构。所谓文学张力结构有二重意义：其一，指在历时性结构中蕴涵了文化冲突的文学进化过程的一种模式；其二，指在共时性结构中文学表现出的一种文化拉力状态。
二、欧洲文化的内在心灵
近代以来的欧洲文学的历史进程就显示了文学张力的历时性结构。它首先热烈表达了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继而对城市文化进行批判，转而对农村文化产生眷恋，由此进一步在对城市精神的表达和反思中，更执着地寻求农村文化的心灵。
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时代，也就是新兴的城市文化(城市文明)确立的时代。人们从中世纪空想的桎梏中摆脱出来，挺身站立在现实世界中，并且直率地要实现自己的感情生活。沉湎于内心的那种自我反思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在现实的各个领域实现自己的热情所代替，全面发展的丰富完整的个人充满了整个意大利。那种屈从的罪恶感完全为一种创造现实和创造自身的欲望所否定，人们不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现实的强有力的行动将证明人在行为中对自身的肯定，因此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和向往成为现实的神圣目标。尽管人们的内心始终怀着重建伟大的罗马帝国和古代文化的梦想，但这与确信幸福的黄金时代将来临是一致的。在精神上，在心理上，在感情上，那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渴望！在意大利的艺术家、哲学家那里表达的信念和感情，在莎士比亚的戏剧文学里又得到更为完满充分的体现。莎士比亚即使在处理“复仇”这类古老的题材和主题时，也完全注进了一种现代的精神和感情。在《哈姆雷特》里，复仇欲望的升腾和抑制，交合成现代人心理的敏感性和复杂性。在这里显示出来的是在一个绝对宏伟的世界背景中来肯定人的存在理由。人是宇宙的精灵、万物的灵长，这就是城市文明第一次显现出来的价值观念，这是对农业文明中人的那种屈从、退缩、卑琐心理的坚决否定。中世纪的史诗，如《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等，复仇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命定目的。而在莎士比亚这里，仅仅是一种手段，仅仅作为展示人性里程的观照方式。同样的，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人们的感情生活超越了一切现实事物，恰恰是在两性的感情置换中，人才显示出他的生命力的所有光辉。在农业社会，家族凌驾于一切之上，个人不过是家族中的一个血缘分子，家族之间的仇恨，几乎构成了中古封建社会的人的最主要的感情生活，而在这部作品中，个人战胜了家族，家族最终也在悲剧性的命运前让位于个人，个人的感情和品格终于赢得了“永恒的胜利”。
整个十七世纪的文学，即使不是十六世纪的流风余韵，至少也是依靠前代文学的历史惯性延续下来。在整个社会政治事件上面，这并不是一个消沉的时代。意大利和德国在物质文化方面显着没落了。英法两国工商业大力发展，城市贪婪地吞咽农村。伽桑狄和笛卡尔在理性的意义上表达了城市文化的精神实质，贯穿在整个文化和文学中的理性主义--正如恩格斯说的：“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古典主义的喜剧，在艺术上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市民观念的卑琐。城市文化的那种巨大历史渴望，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悲欢咀嚼。只是弥尔顿在他的《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里，才又赋予文学以一种城市精神的“绝望力量”。不管弥尔顿的作品的主题思想有着多么现实的影射比拟意味，在那里面表达的那种“无穷追求”的意志，无疑是城市文化的坚定有力的表现，它那富有想象力的远见，那极为雄伟的人物形象，那无比壮阔的背景，地狱、混沌、人间、撒旦、罪恶、死亡融成一体，展示了人类精神永不屈服的坚强品格。
十八世纪是一个同化和复原的时代，--正如威尔斯所说的，是一次政治的歇息，也许它为人类聚集人们的思想和科学的资源作出了广阔的努力。但各种伟大的创造性思想的失败，使得人类的思想暂时地失去创造性的思想的指导。人们不再把世界看成是努力和命运的相互作用，而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追求平凡幸福和行小善的场所，因而城市精神一度衰落了，只是到了最后，这个彬彬有礼的世纪，这个喜剧的世纪终于变得冷酷无情。这个时代产生了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是理所当然的。卢梭对私有制和专制权力深恶痛绝，导致了他对现代文明的敌视，乃至对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彻底否定。因此，卢梭极力证明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前进一步。只有“自然状态”中的人才是绝对自由和平等的。他们没有工农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这是距离现代文明遥远的人的纯粹原始状态。在他看来，第一个圈出了一块土地，想起说“这是我的”，而且发觉大家愚蠢地相信他的话的那人，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创始者。他坚持认为，一次可悲的革命带来了冶金术和农耕，五谷是我们的灾难的象征。欧洲因为有最多的五谷，有最多的铁，是最不幸的大陆。要清除这个祸患，只须抛弃文明。要是他知道在农耕时代，播种这个观念与以人献祭这一观念纠缠在一起的话，他的反对还会更激烈些。卢梭厌弃现代文明的“回归”理论，实际上乃是夸大了对农村文化的眷恋。尽管他连农业文明也否定了，但他自己一直热爱乡村生活，喜欢大自然和田园风光，他赞美阿尔卑斯山胜过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兴趣。
十八世纪后期一反前期的那种委靡不振，而表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和热狂，表现了创造历史的那种巨大的精神渴望--只有滑铁卢才能掩埋得下的那么巨大的历史渴望。确实，在拿破仑身上现实地表演了的历史，在浮士德的身上又观念地重演了一次。歌德的《浮士德》毋宁说就是西方精神(也是城市精神)的艺术写照。浮士德的世界是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一种存在的绝对意志突破了那种沉闷的狭隘的有限空间，人置身于整个世界面前，仿佛“我”是为世界而造，世界也是为我而造一样。当浮士德宣称：“我要纵身跳进时代的奔波，我要纵身跳进事变的车轮”，就开始了他的生命历程。否定与探索，破坏与重建，反抗与创造，就构成了浮士德那永不竭止的性格。斯本格勒把浮士德作为整个西方精神的象征是可以理解的。
十八世纪末期与十九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者普遍蔑视现代工业主义，他们对近代经济组织妨碍了个人自由深为不满。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已经让他们饱尝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和人类天性的残酷无情，直到1815年政治界回复平静的时候，人们又觉得现实生活太死气沉沉。因而浪漫主义者开始缅怀起温情脉脉的田园生活，他们沉湎于农村的那种自然风光，那种淳朴谐和的人伦关系的想象中。当然，早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就或多或少地表达了这种愿望：《皆大欢喜》中的流亡公爵表示了这种态度，但只是抑郁多愁的杰克斯是真心欢喜那回归自然的生活；《暴风雨》是莎士比亚最后的一部作品，表达了与前期理想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逃脱现代生活的想法在晚年确实是支配了莎翁的心理。但只是到了浪漫派，才明确地表达了这种心理倾向。浪漫派试图抛弃现代文明而去寻求为现代文明培养起来的“自由人”，这是困难的，因此，他们极力美化中古封建社会的田园生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好在浪漫派并没有像他们的导师卢梭走得那么远，仅仅是远远地望其项背，他们大都走到中古时期就停止了，有的仅仅走到大自然就陶醉不前了。对自然的赞美在浪漫派诗人那里乃是否弃现实社会的一种手段、一种方式。自然是一个永恒的超社会的乐园，只有在自然中才能确证人们为社会否定了的那部分感性和理性的力量。看看拜伦写的《海盗》吧：
在蓝色深海的欢乐的波涛上，我们的思想也无边无际，我们的心怀也自由得如大海一样。
自然完全否定了社会，在土牢里一样可以获得自由，自然是一系列观念和想象的自由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