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调说：“阴阳互相辉映、互相伤害又互相调治，四季互相更替、互相产生又互相衰减。欲念、憎恶、离弃、靠拢，于是像桥梁一样相互连接相互兴起，雌性、雄性的分开、交合，于是相互为常相互具有。安全与危难相互变易，灾祸与幸福相互生存，寿延与天折相互交接，生还与死亡因此而形成。这些现象的名称与实际都能理出端绪，精细微妙之处都能记载下来。随物变化的次序相互更替总是遵循着一定的轨迹，又像桥梁连接彼此两方那样地运动而又彼此相互制约，到了尽头就会折回，有了终结就有开始；这都是万物所共有的规律。言语所能致意的，智巧所能达到的，只限于人们所熟悉的少数事物罢了。体察大道的人，不追逐事物的消亡，不探究事物的源起，这就是言语评说所限止的境界。”
少知又问：“季真的‘莫为’观点，接子的‘或使’主张，两家的议论，谁最合乎事物的真情，谁又偏离了客观的规律？”
大公调说：“鸡鸣狗叫，这是人人都能了解的现象；可是，即使是具有超人的才智，也不能用言语来称述其自我变化的原因，同样也不能臆断它们将会怎么样。用这样的道理来加以推论和分析，精妙达到了无以伦比，浩大达到了不可围量，事物的产生有所支持，还是事物的产生全出于虚无，两种看法各持一端均不能免于为物所拘滞，因而最终只能是过而不当。‘或使’的主张过于执滞，‘莫为’的观点过于虚空。有名有实，这就构成物的具体形象。无名无实，事物的存在也就显得十分虚无。可以言谈也可以测度，可是越是言谈距离事物的真情也就越疏远。没有产生的不能禁止其产生，已经死亡的不能阻挡其死亡。死与生并不相距很远，其中的规律却是不易察见。
事物的产生有所支使，还是事物的产生全都出于虚无，两者都是因为疑惑而借此生出的偏执之见。
我观察事物的原本，事物的过去没有穷尽；我寻找事物的末绪，事物的将来不可限止。没有穷尽又没有限止，言语的表达不能做到，这就跟事物具有同一的规律；而‘或使’、‘莫为’的主张，用言谈各持一端，又跟事物一样有了外在的终始。道不可以用‘有’来表达，‘有’也不可以用无来描述。大道之所以称为‘道’，只不过是借用了‘道’的名称。‘或使’和‘莫为’的主张，各自偏执于事物的一隅，怎么能称述于大道呢？言语圆满周全，那么整天说话也能符合于道，言语不能圆满周全，那么整天说话也都滞碍于物。道是阐释万物的最高原理，言语和缄默都不足以称述；既不说话也不缄默，评议有极限而大道却是没有极限的。”
活学活用
接受苦难，创造生活
一个人，不管他是刚走上人生的道路，还是已经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不管他在社会中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会有各自不同的问题，都会有各自的烦恼和痛苦。
而且，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痛苦是最大的，穷人认为总统没有痛苦，他坐的车子很大，住的房子也不错，其实，总统也有他的麻烦。很多有钱人觉得穷人很好，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事实上，人们只想到了自己的痛苦，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不知道别人的痛苦。其实就连婴儿、动物也都有很多痛苦，只是我们不注意罢了。
古代思想家庄子可不一样，他心中的悲伤是天下人的痛苦。
让我们看看思想家庄子生活的时代，那时正是公元前4世纪，战国中期，诸侯争霸，战争蜂起，血雨腥风飘荡在中华大地的上空，战争的场面触目惊心，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让人无法想象。除了战争以外，还有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使人民的生活困苦不堪。各国严酷的刑法导致大量平民不是被杀，就是被残伤，加上各国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东征西战，刀戈厮杀，死亡的人到处都是，就像草填满沼泽一样多。正如《庄子》中所描述的，在路上随处都可以看到死人的白骨。
思想家庄子面对老百姓的苦难，感到人的生命在灾难到来时是多么孤独和脆弱。作为一个平民中的一员，庄子只能这样劝说大家，我们都在险恶的地方生存，就像活在神箭手羿的射程之内，在这种情况下，被射中和不被射中，与一个人的行为巧拙没有关系，只是属于那黑色的“命”。所以被射中没有什么好愧痛的，偶尔躲过也没什么好得意的。
在《庄子·则阳》篇中，借柏矩的哭声，说出了他心中对社会黑暗和人民不幸的不满。故事的起因，是老子的一个弟子叫柏矩，想去天下各国看看。老子劝他说：“天下和这儿一样都在水深火热中啊，有什么可看的？”但他还是出发了。
听说齐国比较安定富足，柏矩就先去齐国。当他来到齐国城里时，看到一个因盗窃罪被处以死刑而抛尸示众的人，柏矩心里就涌起了哲人的无限悲哀。他走过去，推了推尸体把他摆正，还脱下自己华丽的礼服盖在尸体上，然后，仰着脸对着天号啕大哭，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你呀，你呀！天下将有大难，我们全都得去，你只是比我们先走一步了。人常说‘不要当强盗’，可是你为什么偏偏往刀刃上碰呢？正是人们聚敛财富，才使世间演出了一场又一场战争。连年的战争使穷人疲于奔命，永远没好日子过。想让你不当强盗，怕也早就死了七八回了、反正是活不成。你是时代的产物啊。我给你摆正身形，穿上我的礼服，我为荣辱和财富而哀悼、为生命而伤痛啊！”
时间已过了两千多年，庄子所处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多么幸福！打开水龙头，就有干净的水可用；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凉风；按一下电梯钮，不用花力气就能从地面升到十几层楼高。平安无灾难的日子，多么值得我们感恩！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品味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就是生命的意义，只要生命存在，未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实，不是这个世界没有阳光，而是黯淡的心境早已把所有朝向阳光的窗户悄然关上。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精于应对，避免不利事物有盈有虚，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人可以遵循它。遵循规律的人比不遵循规律的人，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一个人的事业发展到了相当的时期，应该知道怎样去对待发展、妥善处理。即使不选择激流勇退，也须早备一些应对的措施，避免不利于己的事情发生。张良成为千古良辅，被后世谋臣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佐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在于他能因时制宜，适可而止，最后，既完成了预期的事业，又在那充满悲剧的封建专制时代里保全了自己，功成名就。
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屏居修炼道家养身之术。汉六年正月，汉高祖剖符行封。因张良一直随从画策，特从优厚，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过：“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的“难处”，欲从“虚诡”逃脱残酷的社会现实，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的确如此，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准则。在汉初消灭异性王侯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赞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张良堪称“功成身退”的典范。
韩信在处世上不如张良精明灵活，他被捕后感叹说：“果然像人们所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经安定了，我固然应当死啊！”这就是一个人不能改变思维、激流勇退的结局。
汉十一年，萧何建议刘邦杀韩信，这正合刘邦的心意，张良一出走，马上封萧何为相国，加五千户，兵卒500人，一个都尉为警卫。陈平前来拜见萧何说：“你的祸患从现在开始了！最好是让封不要接受，并出尽家财，资助军队，这样刘邦才高兴。”萧何听从了他的计谋，果然刘邦大为高兴。
汉十二年秋天，靳布谋反，刘邦亲自带兵征讨，一举击灭。萧何又拿出很多家产，安抚百姓，并资助军队。在征讨靳布回来后，有人拜见萧何说：“你灭族的灾祸不远了！你尊位相国，功劳又第一大，对你的封赏还能增加吗？而且你当初入关中，深得百姓的信赖，已有十多年了！民心归附你，刘邦必然注意你，怕你倾动关中。如果现在你多买田地，低息放贷款，用以自污，刘邦才会放心。”萧何听了那人的建议，依计而行。刘邦探听到萧何近况后，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这就是萧何避灾自保的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