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倒春寒是相当可怕的，夜间的气温再度跌破冰点。2月24日丑时，正在北京305医院安睡的张中行先牛突然呼吸急促，心率急剧衰竭，经过30多分钟的紧急抢救，终未能把老人从死亡线上挽回。2点40分，一代宿儒驾鹤西去，享年98岁（虚岁）。
消息迅速在我国学界、教育界传开，老中青三代学人，还有他的万千读者，无不凄然动容。
一、在305医院的最后一次见面
张中行先生是去年9月8日住进305医院的。1909年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风风雨雨97载，年纪确实太大了，精神和体力都渐渐式微。特别是心脏，时不时的就要闹上一点事；音日顺从的胃口也不愿听招呼了，什么美味都不想碰。但是，老人的生命之火在极其顽强地燃烧着，只要精神稍好，他就要求坐起来，有时还下床挪坐到沙发上，强迫自己锻炼。
去年9月29日傍晚，我走过静静的走廊，到病房去看望张先生。他刚小睡起来，精神健旺。我看着站在旁边的张老女儿女婿们，不由羨慕地问：您家三代一共出了8个北大人，真是了不起。他们是受您的影响吧？张先生神清语明地回答：他们是受社会的影响，北大的名气太大。我问他对自己的一生满意吗？张先生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遗憾地说：我现在就是在糟蹋粮食了。
话题说到了国家大事，举国刚刚结束的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系列活动。作为亲历抗战的文化老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先生参加过北大学生请愿团，到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当听说他的老师周作人为日寇做事的传闻，一向温和的张先生马上动笔给尚作人写信，言辞激愤地加以劝阻。我想到当下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一崔怪事，遂问道广那时您认识胡兰卿马？张先生答：不认识。他当时在上海，张爱玲也在上海。我一直在北方。我请教说：现在他们的书又走红了，您怎么看？张先生回答了4个字：挺无聊的。我又问：您觉得一个文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张先生想了一想，用足力气说：思想最重要。停了一会儿，又加了一句：有了思想才有别的。后来，又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思想最重要五个大字。
临别时，我祝愿张先生健康长寿，尽量努力加餐饭。张先生却又一次带着自责说：唉，我光是糟蹋粮食了。
我的鼻子酸了。不由想起另一位也在住院的大儒季羡林先生，也曾经多次要求说：别再给我用好药了，我是光消费不生产的入了，没什么使用价值了。季先生曾经称赞张先生是高入、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其实，他们两位都是这样高尚的君子，一生只是想着奉献，为社会和别人做事，从来没把自己当做名人而居功自傲；当他们老了、做不动了，便觉得是给社会添了负担而满心歉疚比起那些贪得无厌地檢权捞名捞钱、总觉得世界亏待了他们的利欲熏心之徒，两位大儒真是两座高山啊！
二、他的离去结束了一个时代
张中行先生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家，其对语言、文学、哲学、宗教、历史、戏剧、文物、书法等的学识之渊博，文化界早有公论，还流传着不少故事。让我一辈子难忘的，是我自己亲眼所见的一件事：
那是1962年的一天，我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办公室里和老人聊天。忽然门帘一挑，有几位外地的先生慕名寻来，拿出一方砚台，请张先生法眼加以鉴定。但见那是一块24开书大小的黑墨板，闪着黑亮黑亮昨光，砚面空空，上面什么字迹和印痕都没有，真可以说是无字天书。我看那东西实在是太新了，心里有点不以为然。只见张先生随手接过来，只瞄几眼，心里就有了底，嘴上却谦虚地说：我老眼昏花，看得不一定准啊。要叫我说，这是清代、乾隆年间、XX府、XX坊、XX砚师做的（怨我才疏学浅，因而没听清楚，好像是说杭州府的什么坊，砚师的名字也说出来了）。可真是神了，把一屋子人惊得目瞪口呆！这才叫做真本事，堪称大家。难怪已故著名学者吴祖光曾说：我那点学问纯粹是蒙事，张中行先生那才是真学问。
可是，张先生却永远认为自己做得太不够，老是说广我这辈子学问太浅，让高明人笑话。当别人摇头时，他便极认真地解释：可不是吗？要是王国维先生评为一级教授，那么二级没人能当之。勉强有几位能评上三级、也轮不上我。
上世纪80年代，化雨的春风将改革开放的信息吹向祖国大地。随着社会政治的逐渐清明，已到古稀之年的张中行先生亦老树发新芽，开始了散文随笔的创作。这一写竟如大河开冻，滚滚滔滔，流出了负暄三话为代表的上百万字文章，一时举国上下，书店书摊，到处摆着张中行著作，国人争读，影响巨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民众重读古典和五四文学经典的热潮。著名作家、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说广张先生的代表作负瞎三话对当代散文深有影响，扩大了散文天地，开阔了读者眼界，提高了人们的鉴赏和写作水平，是功不可没的，值得后人永远珍视。
然而张先生绝不只是一位面壁书斋的学者，他对世界、对社会、对政治，有着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深刻思考。每每说到激愤处，他也会像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土，激动高声，声震屋瓦。比如他总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教育学生学会怀疑，新北大只教导学生相信。而张先生自己，从来自称是罗素怀疑主义和康德理性主义的混血儿，一生不盲从，凡事存怀疑，处事态度虽不激烈，但也不顺从，即使在文革中，在那极端残酷的外力压迫下，也没停止过属于自己的思考，不说违背良心的话。
我永远忘不了1998年初夏时节，阅读张先生随笔《谈天二题》时内心扬起的风暴：该文有如晴天霹雳，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乃中国人的精神和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经典说法，提出了不能同意。他质疑遒，假若天不行健，怎能只求君子自强？君子又如何能做到自强？语气虽然还是一贯的平和口吻，却犹如出鞘的宝剑，寒光一闪而亮彻天下，不知怎的使我联想起喜马拉雅山的雪崩，待风暴止息，再看那银装素裹，已不是旧时相识。好文章就具有这样的力量，能把一种深刻的震撼，从你心底里一直传达到浑身每一根神经末梢，使你情不自禁地叹息出一个好字来，这样的文章读过，你就放不下思也放不下想，举一而反三百、三千、三万，甚至直到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都有所改变，换了一副全新的眼光看寰宇。
北京文联研究部主任张恬女士评价广张中行先生的文人气质有承接传统的一面，但比起传统的学者散文，他却多了思考，且不乏真知灼见。他的离去，似乎结束了一个时代。
三、大中华民族文化的精英
在中国文化界，张中行先生被称为布衣学者。他出身农家，一生始终保持着平民知识分子本色，不贪热闹，不慕名利，不钻官场，不经营自己。他打从心底里自己看得普普通通，自道我乃街头巷尾的常人。
秉承着中华平民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首先把修身看得无比重要，把坚持高尚人格作为对自己的基本要求。记得还是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忽然翩翩进来一位50多岁的男士，朗声问道：请您写的序，完成了吗？张先生也不搭话，一猫腰，从桌子底下取出一厚摞书稿，递了过去，这才吭声：还是还给你吧，这序我写不了。等那人走后，张先生语音平和口气坚决地说：这是一个大入物的书，托此公送给我，以为我一定写。我呀，能写也不写，人物再大，干了那么多坏事，叫我吹捧他？我才不出卖良心呢！
而对于同事、朋友、平头百姓，张先生则善良、友爱、至慈至和、大仁大德。张家女儿们讲起了一件早年的事：一位同事的钱被偷了，多少日都难过得缓不过来。张先生见之，大动恻隐之心，竟拿出被盗钱数的一半交到他手里，安慰说，这钱就算是咱俩被偷了。他还带着感情，把胡同闾阎的普通百姓写进他的散文里，如《银闸入物》、《孙毓敏》、《凌大嫂》等，赞同他们一生信奉的劳动，吃苦，为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哲学，赞美他们坚强、勤奋，忠于自己热爱的事业，有殉道似的献身精神。
正因为如此，张先生有着很多崇拜者，后来竟成为他的挚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原兵种部政委田永清将军说广在十几年的交往中，知识渊博、人品高尚的张老给了我极多的教益。我感到现在有些人是有知识没文化更缺乏道德，而张老身上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另一位孙健民将军说广虽然张老是文人，我是军人，但他的确感召着我，也感召着我们部队的许多干部和战士。我们不但学他的文章，也跟他学怎样做人。
说到做人，《读书》杂志资深编辑吴彬女士说：张先生做人的精到之处，在于他真正体悟到了顺生二字，第一顺其自然的生命规律，淡泊名利，不跟自己较劲；第二顺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不与别人为难。这是他能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美术家协会主席吴欢也由张先生的逝去，说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继问题：张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文化，对这样一位文化老人的去世，应该引起年轻人的足够重视。在当前市民文化、网络文化的热闹中，有些人正因为切断了自己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才在闹腾中迷失了方向，应该回归对传统的尊重。
-个人能活到将近百年而受到如此的景仰，念着他的名字与承接传统的话题相衔相接，这个人，是我们伟大中华文化的精英。
2006.2.24急就于光明日报，翌日改毕于北京协和大院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