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是有点“受宠若惊”了。由此，我不仅感到了世道的可怕，而且感到了中国的惰性。中国的文人顺从成疾，便生发出奴性来，这些人由奴隶而成为专制主义的卫道者，他们顽强地反对哪怕是给黑屋子开一扇可以透透空气的窗子。一些习惯了“假、大、空”的人，甚至以“维护民族传统”的名义、以反对“崇洋媚外”为借口，拒绝诗的现代转化。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处境中，我因推进新诗潮的变革而成为“异端”。反对者给了我一个古怪的名“古怪理论家”。这名称现在是不大有人用了，但我由此而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则基本没有变。我在新时期的学术活动，始终受到来自艺术惰性和意识形态惯性的双重压力。我因目睹中国文学的变态和严重倒退，而支持旨在革故图新的艺术主张和实践，为此我屡遭天谴！这也许并非我的不幸，我因置身其中而更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人。这种了解使我更为坚定。
九、置身雷区
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北京大学也恢复了正常的教育秩序，我们迎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自从1960年毕业留校，直至70年代末，我方才开始做我应当做和愿意做的事情。“文革”结束前后，没有职称，我是无数“永远的助教”中的一个。职称恢复后，我方才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随后，又恢复了学位制，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被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内第一个当代文学博士点，我也成为本学科最早获得培养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博士导师。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如今的90年代末，这20年，是中国罕有的和平建设的年代，也是我个人罕有的能够专注于本职工作的年代。正是因此，我对新时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中国当代文学是一门年青的学科，以往从属于现代文学，是现代文学一条“光明的尾巴”。在过去的现代文学课程中，进入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学，只是一个“附带”的部分。因为总是“附带讲讲”，因而也总是匆匆。对于因社会大变动而带来的文学变化的现象描写和规律总结，根本无法做到。到了“文革”结束，这学科的时限又增添了10年，就历史跨度而言，已经接近五四新文学运动至1949年的时限了。为此，“文革”一结束，北大中文系率先建起了独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我参与了筹建工作。
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设立和工作的开展，充满了艰难困苦。我去年曾应《今晚报》全国博士导师征文之约，写了一篇文字，题目就叫《风雨相伴而行》。这题目意在提醒人们，当代学科的建立和开展，从来都是不平静和充满风险的。它是一门年青而鲜活的学问。首先是，无止境地增长的作品和资料，使人目不暇接。尤为特殊的是，在这个领域中，文学以外的干预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领导和推进文学的发展，几乎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常态。持续不断的政治批判和斗争，构成了“文革”结束以前长时间的当代文学的历史。作家创作在特有时代气氛笼罩下表现出特殊状态，批评也如此。不是没有文学，而是文学现象中夹杂着和纠缠着许多非文学的因素和意图。这当然增加了文学研究的难度。
研究者首先面对的是这种文学和政治“混合”的状态。因此，研究文学就必须研究政治的趋势和意图。之后，再剥离它，从那些混沌中探讨文学的生存状态、它的真实面目。在这种研究的开展中，研究者还受到被指定的价值标准和被规定的审美标准的约束。尽管批评家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却免不了要触雷、引祸。但是，有见解和有胆识的批评家，往往也能从这些危境中奇迹般地挺然自立。当然，这里几乎每天也都在发生悲剧事件。其次，则是不断增长的资料，造成了研究的困难。在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这些学科中，它的时间跨度不再增加，资料虽然也会有变动，但总的状态是稳定的。而当代文学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断“生长”的学科，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开放，创作自由度增大，有关的出版物和文学资料可说是“泛滥成灾”。因而，当代文学研究都面对着掌握和筛选这些资料的困难。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开展，其基本法则是“减法”而不是“加法”。就是说，它必须不断从那些混合状态中选择有价值的东西，而剔除和扬弃那些无价值的东西。这些工作的难度，不身历其境者往往难知其艰苦，即人们首先必须“面对”它，而后才能“背离”它，而选择则需要研究者的独具慧眼。
此外，当代文学还是一门不被看重的学科，或者说，在一些人的眼里从来就很鄙薄。一种成见，时间久了，就成了定见，即，这里“没有学问”，说透了，就是这里没有他们认为的那种“学问”。这些人既不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又不了解学科的品质和处境，他们的这些成见究竟从何而来？在今日中国，认为越古越有学问者仍然颇不乏人，于是，就发生了在大学或研究单位排挤或挤压当代文学的现象：在学术评估上，在评定职称上，也在评奖和各种措施、条例的设置上。因为不知而造成误解，因为偏见而造成歧视，这种悲剧也几乎每日都在发生。这，也就是我说的“风雨相伴而行”的意思。这种风雨，既有行政和意识形态的干预，也有学术偏见和门户之见的因素。
中国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文革”的文化废墟上建立起来，并且一直伴随着社会风浪的撞击和习惯势力的强加而发展。处身于这个从来不平静的领域，习惯成了自然，我仿佛是穿越雷场的兵士，一方面小心翼翼，一方面也随时准备迎接突然而至的“爆炸”。人一旦把得失置之度外，对于外界的袭击，也就变得有点满不在乎了。
十、周末的聚会
自从第一位博士生人校，几年之内，我身边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而且，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国外的访问学者来到北大。当初我单枪匹马，身单力薄。为了提高学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了解和把握，为了有效地促进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为了应付越来越复杂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以我主持的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为基地，建立了“批评家周末”。这是一种类似文艺沙龙的周末学术聚会。我设计并提出若干专题，确定专人做主讲人，大家分别阅读作品，在自由、平等、宽松的气氛中讨论和交换意见。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学生们走了一批又一批，“批评家周末一直不间断地延伸到现在。”
10多年来，我们进行了许多有意思的题目的讨论。批评家周末吸引了更多人的兴趣，也有热心的朋友闻风而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个文艺沙龙处身商潮汹涌的当今中国，却始终保持了独立的学术品位和立场。北大是喧嚣社会的一座孤岛，批评家周末是这座巍峨学术殿堂的岛中之岛。
在一次剧烈的震撼中我告别了80年代，当日的悲凉情怀，使我很容易联想起上一个世纪末中国的灾难和悲哀。又是一个世纪末来到了。而上一个世纪末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仿佛还在昨天。我的学术生涯仿佛也到了一个转折点。我一直把对文学的考察放置于中国社会的具体环境中。我总认为一代学者若只是把他的目光仅仅停留在他所专攻的学业上，而忘记那些学业生存的环境，他的思考将会变得呆滞和狭窄。我非常注重文学和社会的关联，我认为文学难以脱离社会诸因素的制约。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固然要从文学自身去找，但文学以外的原因，有时却会产生极大的影响。这是古往今来不争的事实，中国当代文学更是如此。可以断言，若是离开了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和考察，当代文学及其研究将一事无成。
十一、回望百年
我从中国文学的当代处境中，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深远的主题：这就是如今中国文学生成的一切，仿佛都在冥冥之中维系着中国社会百年来的经历和经验。例如中国文学的使命意识，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又例如中国文学的优患主题，仿佛就是一种遗传。我由此把思考从这个世纪末遥遥地接通了上一个世纪末。这样，自鸦片战争后的一切，一下子都涌上了心头：中日甲午海战的硝烟，戊戌百日维新的血迹……
从1989年开始，批评家周末的论题中又多了一个专题：百年中国文学的回顾，世纪之交的文学展望。我从探究中国文学的存在和规律的症结，而把思考的触角伸展到了两个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文学的考察。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以完整的一百年为框架的文学考察。我受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新鲜的研究角度的启发，以及《剑桥中国晚清史》宏大的研究视野的启发，中国百年文学的构想开始在我心中形成。
我们从那时就开始了以后代为经、以该年代中的诸种与文学有关的现象为纬的交错的“拼盘”式研究。各个题目主讲人在这种统一的框架下，开始了有条不紊的工作。几年下来，居然积累了相当可观的题目。总数13卷的《中国百年文学总系》，就这样在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酝酿并诞生了！
近代文学不仅不是我的专长，甚至还是我的盲点。但我还是在学生们的鼓动下，承担了总系第1卷《1898：百年忧患》的写作。我把学术关怀从当代一下子提前了一百年。这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可是，这难题到底还是把我吸引住了。我终于获得一种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和形成，当代文学发展中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悲哀的遥远的原因，以及它的悲剧命运形成的总体印象。这些印象更为坚定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命运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立场。我的这些看法，在一些关于百年文学回顾的论文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述。这样，事情就发展到了1996－1997年度，这段时间是我出访最频繁的时候，也是我写作和编书，教学最紧张的时候，被谈得沸沸扬扬的两套“百年经典”，也是此时的成果。
我在繁忙中经受了考验，也在繁忙中获得了乐趣。尽管有个别人和个别刊物借两套“百年经典”一事攻击我，但他们并不能摧垮我。学术有它不可触犯的尊严，特别是在北大这样一个学术民主、思想自由、治学严谨的地方。我依然站立着。尽管我看到了海面上冰山之下那个巨大的存在，但我坦然。我不会后退，哪怕只是半步！
让人们说这说那去吧，我走我的路！
我的读书经历
一、我没有“童年阅读”
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童年阅读”的阶段。我似乎是一开始就摒除游戏性质的训练而进入“纯正”的文学阅读。我从小就不喜欢读现今被称为通俗文学的那类作品。偶而也涉猎过《七侠五义》、《施公案》之类的小说，但往往“不忍卒读”，便放下了。那些描写引不起我的兴趣。
我的童年是艰难而充满忧患的。家境贫寒，再加上异国入侵引起的战乱个人和家庭的生计维艰，以及笼罩头顶的战争的乌云，剥夺了人生最天真无邪的那个阶段。我的“心境”与那些轻松的愉悦的阅读无关。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种旨在消遣的阅读活动。
我的小学至少换过四个学校才勉强地读完。有的是因私立小学缴不起学费，有的则是因战事逼近而逃难迁徙。初中的三年更是在愁苦中度过的，每一个学年开始，我总为筹措学费发愁。好不容易缴了学费入学了，每日的吃饭又成了问题。砍柴、拾稻穗、替父母典当混日子，都是我的童年时期的真实的经历。
可以说，我的童年阅读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剥夺了。我没有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为这类阅读提供可能性。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也不完备，动荡的岁月使我很早便离开学校。军旅多变动的生活使我很难安闲地读书。因此，一些现在看来是经典性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等，都是军队复员进了大学以后按照文学系正规的要求阅读的。这时候读那些作品，已经是专业研究者的眼光，而非单纯的欣赏了我从来也没有喜欢过《封神演义》、《西游记》或《镜花缘》一类作品，我不喜欢它们和现实生活“隔离”的姿态和角度。
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人生，使我自然地远离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时代自然会有的那种“阅读的享受”，我发自内心地拒绝对于书本的消遣和嬉戏的态度。也许这是有悖于常理的，但却是我的实际情况。这与后来我视文学为庄严神圣，以及把它当作匡时济世的手段的观念的确立不无关系。但童年的我的确喜欢书籍和喜爱读书。当同样年龄的孩子热衷于玩捉迷藏一类游戏的时候，我已经饶有兴味地读起了五四新文学的作品。那时没钱买书，但还是千辛万苦的拥有了一些。有一两个童年好友同样嗜书如命，就在其中一位的家中办起了我们自己的“图书馆”--各人把自己的“藏书”都搬到了他家中，像正式的图书馆那样给书分类、编号--但借书人仅限于我们自己。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以“合资”形式筹办的“内部图书馆”。这些近于游戏性质的活动，对于我们良好习惯和高雅情趣的养成，默默地起着作用。那位提供“馆址”的童年朋友叫王松秋，他如今正卧病在家乡福州，我怀念他，盼望他早日康复。
二、文学影响我的人生
在有的文章里，我说到童年时代曾受到新文学中两位作家极大的影响，这就是巴金和冰心：“巴金教我抗争，冰心教我爱”。这是真实的，不是因为他们二位是如今健在的大师我才这么说。
《寄小读者》我很早就读了。这部作品以它博爱的胸怀、高雅的心灵和优美的文体，为我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为这个世界所倾心，随后我进了初中，我以当时在报上发表文章获得的几乎是全部的稿酬，买下了开明书店版的《冰心全集》。在那里，我读到了《春水》和《繁星》，也读到了《往事》和《南归》，我至今还认为冰心写于1932年的全集自序是一篇非常优美的具有典范性质的散文。至于《南归》可传达的丧母之痛，从那时起直至今日还时时唤起我的哀然。
我读巴金的书要晚一些，是上了中学之后的事。我中学的母校是英国教会办的三一中学。那里迷漫着英国式的学院气氛，英语是第一语言，有繁多的宗教活动。而当时却是抗日战争与第三次国内战争纠结时期，对现状的不满使我思想激进。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巴金的世界。因为对旧世界的吞噬和倾轧有切肤的痛感，我能够理解巴金的反抗精神，并从他那里获得了奔涌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