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美国新闻学教师有机会接触中国的爱国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则把斯诺作为良师益友。他在教学上循循善诱，特别注重新闻原则与方法的教学。他告诫学生无论是写报告文学还是新闻特写，都要求真求实，不受成见或偏见的干扰；在掌握事实以前不可先有定论；调查研究是基本功，不可道听途说，必须实地采访；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勇于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坚持做到：保持冷静的头脑，不畏强权，不抱偏见，一心求真。在课外写作实践中，他还给学生以具体指导。斯诺自己是这样教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任教期间，斯诺既当教师又当学生。他直接接触学生，考察了中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生活与思想，尤其为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情所感染。他们不满社会现状，艰难抗争、挑战的勇气，使斯诺看到中国的希望并为之欣慰。他说：“使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人，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在想什么？说什么？他们是如何生活？”斯诺坚持学习中文，就是为了能够彻底了解中国，能够直接阅读文字，直接与中国人交流思想。
斯诺在游历、采访中遇到的难以理解的问题，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他要从理性方面去寻找合理的解释，和正确的答案。他像一块干海绵投入燕京大学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去吸收知识海洋中的信息。他广泛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书籍，搜寻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尽管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是极其零碎、不准确的，但他要探寻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
在斯诺潜心探索时，在燕京大学内有一部分师生认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能够救中国。有的教授甚至公开夸耀墨索里尼的青年运动，赞扬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法西斯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它能不能救中国，蒋介石政府会将中国引向法西斯主义吗？斯诺又仔细地研读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著作，搜集有关法西斯主义的资料，并与师生们展开讨论，还作了反法西斯的演讲。海伦帮助斯诺散发了许多反法西斯的资料。她说：“我们痛恨纳粹的一切，我和斯诺认为，北京应成立一个反法西斯的组织。”
后来，斯诺说道：“正是法西斯分子的疯狂叫嚣，使我成为一个彻底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之间，我的同情是在共产主义一边的，我的同情共产主义，与其说是爱她的朋友，不如说是憎恶她的敌人。”针对国民党政府封锁新闻、钳制思想、迫害青年进步学生和爱国人士的行为，斯诺写了《中国的新闻检查》一文，指出：“法西斯的新生活运动与复孔，只是为着把中国人民的思想纳入南京统治者规定的轨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有日本人写的书和赞扬法西斯主义的书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禁止阅读甚至烧毁大批进步书籍。法西斯独裁专制对中国人民起不了任何作用，只能激起知识界的反抗。我坚信：人有权获得均等机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从社会的最大意义上讲，个人自由不一定与民主政治形式发生矛盾。正因为斯诺有这种思想倾向，他直接参与和支持了青年学生抗日反蒋的“一二·九”运动。
经过两年的“学术加新闻”的生活，斯诺从宋庆龄和鲁迅那里开始认识中国，从左翼作家及其作品中看到了“健康的骚动”与活跃的中国，同时也找到了另一支充满生气和希望的力量。斯诺成为了这些中国人的同盟者，“我们站在爱国青年一边，我们认为我们同中国青年是一类人”，海伦如是说。斯诺则说：“当一位为你所爱的女子正在遭受侮辱时，你是不可以袖手旁观的。北京就是一位美好的女子。”
日本侵略者占据满洲、入侵热河、觊觎华北，蚕食鲸吞，咄咄逼人。与此相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妥协、退让，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淞沪协定》；还准备适应日本的要求，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央政府而设立所谓“政务委员会”，实行“自治”。国际联盟则熟视无睹，甚至采取绥靖政策，助纣为虐。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靠政府而政府实行不抵抗主义政策；靠国际联盟更无望，那是将命运从一个强盗手里转交另一些强盗，中国将怎样？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再也坐不住了，积蓄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反侵略力量终于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怒潮，发动了一场反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
斯诺与海伦直接介入了这场运动，自始至终置身于中国社会这场时代的洪流之中，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第一个贡献。可以说，他俩在这场运动中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在中国国内外的法西斯势力日益嚣张，斯诺与中国青年爱国者一样，常常自问“我们能做些什么？”
中国驻守河北的第二十九路军将领宋哲元在日本的威胁恫吓和南京政府的指示下，准备向日本屈服，建立适应日本要求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为日本控制的第二个“满洲国”。所有的有关消息，中文报纸不允许登载，而斯诺和其他西方记者却能设法避开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把消息发到欧美去。爱国青年学生风闻此事后，便向斯诺探听此事是否确实。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张兆麟与王汝梅（黄华）、陈伯翰等进步学生来到斯诺的家里，证实确有其事后，他们共同商讨对策。斯诺夫妇给学生领袖们出谋划策给他们以鼓励：“十七年前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不是拯救了中国吗？如果你们青年依然活跃，再来一次，全国人民将奋起而支持你们。”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很赞成斯诺的想法，而斯诺则答应他们，如果学生起来示威，他将发动其他西方记者到现场去采访，并予以充分报道，把消息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并建议运动发起时间最迟不超过10日。他们商定在12月10日前发起抵制性的示威运动，给中国政府当局和日本侵略者施加压力。斯诺的家自然成了“一二·九”运动的秘密筹划地。起事前一天晚上，斯诺和海伦连夜赶抄学生们所提出要求的译文：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结束内战，团结各党派一致抗日救国，动员和训练群众；给人民民主、结社和出版、言论自由等。同时起草并打印给宋庆龄的求援信和发往外国报纸的新闻稿。
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打倒伪独立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散发宣传品，冲破军警与警察的阻拦。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的侧旁，有一群外国记者跟踪采访。他们是斯诺和海伦事先约来的英、美等国驻华记者，有合众社的麦克·费希尔，美联社的吉米·怀特、《泰晤士报》的C·M·麦克唐纳、《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弗兰克·斯马瑟斯。中国警察意料不到还有西方记者也在队伍里。记者们一边拍照，一边跟着喊口号，海伦对着警察叫喊着，“巡警站到学生一边去”。采访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起围拢上来时，警察原准备对游行示威者开枪，现只好对空放枪，以免引起外事纠纷。
斯诺把所目睹的一切都拍摄下来了，当天就向美国《纽约太阳报》发出专电，成了独家新闻：“中国又一次五四运动”。其连续报道在英美报刊上均以头版刊登，并配以醒目的标题。斯诺那真实、生动、公正的报道，像闪电划破漆黑、寂静的万里长空，冲破中国当局的新闻封锁；把中国爱国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传遍世界，引起了全世界进步学生和青年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以致世界学生联合会（总部在巴黎）发起、组织“世界援助中国学生周”活动。斯诺和其他记者的连续报道，使中国国内的一些中英文报纸、刊物也无视中国当局的新闻禁令，抢发消息。新闻舆论的传播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使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闻讯行动起来了，爱国示威运动席卷全国。一周后，北京第二次、第三次示威运动展开。之后，青年学生们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工厂，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全国社会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
斯诺的家又成了爱国学生们的避难所，示威运动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为躲避当局的追捕，一些学生来到斯诺家。斯诺夫妇给予他们极大方便，并设法使他们离开北京，或是把他们打扮成乞丐，或是帮他们装扮成商人，以通过哨卡。
斯诺来到中国八年来，第一次看到举国上下，群情激愤，亿万同胞，热血沸腾，奋起抗争，发出怒吼。他看到在游行队伍中有“中国的店主、家庭妇女、工匠、和尚、教师和商人，他们在街上向学生喝彩，人力车夫喊着口号：‘打倒伪独立运动！捉拿卖国贼！’甚至有些警察同示威者一齐高喊口号。”当示威学生用血肉之躯冲击西直门时，斯诺见一位清华大学女生——陆璀勇敢地冲向城门，而被宪兵毒打并逮捕，便悄然上前去对她进行现场采访。他问她为什么要游行示威，能否达到目的？他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相信人民大众，只要把人民大众唤醒起来，中国就不会亡……。”斯诺迅即被警察拉开，他们要把陆璀带走，他和其他几位记者以保护人权的名义向警察提出抗议。后来陆璀被释放，到斯诺家养伤一个多星期，斯诺亲自掩护她离开了北京。斯诺后来写道：“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情景振奋人心。”
经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斯诺又增强了对中国前途的信心，使他“从中国青年人的政治胆识中懂得，历史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同时，斯诺自己也认为，“这种经历教育了我，使我懂得在革命的所有起因中，知识青年完全丧失了对一个政权的信心，是促成革命的一个要素”。“学生抗议运动是结束中国不抵抗政策的开端”。斯诺后来评论道：“国民党在这个国难时期没能起一点指导和鼓舞作用，这是极大的失败，使它自己成了悲观、停滞和镇压的象征。在以后具有决定性的年代里，这种情况把数以百计的最能干的、最爱国的青年男女驱赶到成为中国最后希望的共产党的旗帜周围。”
对于学生运动，“学究式的历史学家是漫不经心的”，斯诺却为此倾注热情，给以帮助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南京政府对斯诺的所作所为不满，第一次吊销了斯诺的外国记者特许证，好几个月内，斯诺只能通过别的途径来保持对外报道工作的继续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