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谈会发言公开发表时，张光年拟了一个出奇醒目的标题：《反对八股腔，文风要解放！本刊举行文风座谈会，大家起来声讨八股腔》。我心想，光年同志啊，毛主席刚刚批评你写的按语“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你现在这个题目，不是又写长了吗？当然，不仅文风问题。一当作家明白文风服务学风，政风管着学风，根子在党风，并且发现实践检验着党风、政风和学风，文风本身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时，文学已进入“文革”后的新时期，在多元互补共进、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作走势下，文风不妨更人性化一些，也编上几句：平和自如，理趣盎然；情意真挚，痛痒相关；自圆其说，要言不繁；入耳入脑，先求清通后波澜。若能以片言警策醒豁耳目，那才真叫不枉今生与文学为伴了。不进行文风改革，文学只有死亡。51年后的今天，2009年第八期的《半月谈》发表记者的长稿，称：时下，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在一些地方官场上，“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颇多，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群众称其为新‘八股’”。
又一轮新八股来了！可是，记者笔下留情，特别注明了这样一句：只是“在一些地方官场上”。
原载2009年9月17日
激情燃烧的岁月
金坚范
我从中国作协退休之后，有几次见到陈映真先生，一见面他总是对我说“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所怀念的“岁月”，是指他与我为了批判“文学台独”而一起度过的时光。
我在台海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台独”批判》论文集的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陈映真先生是一位着名小说家，又有扎实的理论功底，看问题又有国际视野，所以他能以小说家的敏感，见微知着，率先捕捉到了刚刚露头的‘文学台独’，并且义无反顾地予以揭露批判。正是与他的交谈中，使我醍醐灌顶般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一论断，是许多朋友的共识，而“国际视野”这一点是前不久谢世的着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补充的。
与陈映真先生的交谈，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有关“文学台独”问题严峻性和复杂性的交谈，那是2000年10月下旬在曾庆瑞、赵遐秋夫妇的西三旗寓所进行的。陈映真应邀来京参加一个文化问题研讨会。那天下午一下飞机，他便打电话给赵遐秋，说要立即见我。秋冬之交的北京，已是寒意袭人了，在办公室谈显然太冷。我为此犯愁，赵遐秋便提出她家可把空调开上，驱赶寒气。我们四人便在她家一面吃着火锅一面交谈。陈映真忧心如焚地阐述“文化台独”问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其情其景，仿似昨日。正是在这次交谈之中，我们商定，由曾庆瑞、赵霞秋他俩撰文，由我兼任总编辑的《文艺报》安排版面。这就是《文艺报》发表他俩以童伊笔名撰写的批判“文学台独”的系列长文的由来。事隔不久，国台办在一次会上表扬中国作协领导下的《文艺报》在批判“文化台独”上先走了一步。这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
童伊批判“文学台独”的四篇长文在《文艺报》发表不久，恰逢中国作协在铁道大厦召开全委会会议。记得报到那天，我一进餐厅，便俨如一个小小的中心。文学界许多朋友过来对我说，《文艺报》发表批“文学台独”的文章太好了，以前我们只知道政治上的分离主义，不知道文学上也有。这是出乎意外的收获。还有旅美的台湾学者，看到这些文章后，剪下来寄给台湾朋友。我安排发表这些文章，初衷是批“文学台独”，没想到产生了副产品，使我意识到，对大陆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也有个阐释、教育问题。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我和赵遐秋、曾庆瑞交谈时，共同萌生了一个想法：将他俩撰写的4篇长文，整理补充修改，出本小册子，以扩大影响，且便于保存。两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便撰写了《“文学台独”面面观》一书。草稿完成之后，以中国作协的名义，约请了大陆、台湾以及美国的学者、教授40余人，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就此提出批评、修改意见。以后到了台湾，我们在一个月光溶溶的温馨夜晚，在宜兰一个风景幽美的度假村，与陈映真一块儿讨论了此书稿。
在中国文学史上，这是第一次对“文学台独”从学理上、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梳理、批判，并明确指出，“文学台独”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听说大陆有个别大学将此书的内容作为教材使用。此书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台独派的台湾新文学论批判》。正如陈映真先生所说，在台湾出版此书，“更彰显了它在我民族文学史以及在政治和思想史上的重大而深刻的意义”。
在一次黄山之行中，陈映真、赵遐秋、曾庆瑞等两岸朋友和我商量，由两岸学者合作，共同撰写《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2001年5月，作为该书的两位顾问，陈映真与我参与了书稿在台湾召开的三天讨论。其中有一天，恰逢台北示威游行，抗议陈水扁上台一周年。与会的陈映真及其他台湾朋友们，还有他们的夫人，冒着瓢泼大雨，义无反顾地行走在队伍中。我们几个大陆的与会者，无不为之感动，上了一堂生动而具体的爱国主义课。此书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一位台湾学者告诉我们，在台湾，有些教师将此书作为教材使用。“台独”分子专门寻找此书的硬伤，结果一无所获。
学者陈辽先生2007年出版了《文缘：我和文坛百家》一书。他在文坛生活六十一年中，接触过作家、学者、专家、评论家不下千人。他将相知较深的100人，写了100篇文章。鄙人有幸忝列其中。陈辽先生在文中高度赞扬了中国作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批判“文学台独”的工作。他说该“委员会的工作搞得十分活跃，既受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界的热烈欢迎，又扩大了大陆文学在台港澳及海外的影响”。陈辽先生的赞誉我受之有愧。我是十分怀念包括陈辽先生在内的委员会的同仁们，大家团结合作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我是沾了大家的光而已。陈映真先生虽然不是委员会的一员，但没有他犀利的洞察力，没有他的倡议，我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就。
原载2009年9月17日
那幢简易小楼
潘凯雄
二十六年前8月的一个中午，一场阵雨将初秋的北京给洗刷得格外气爽，我从北京站出来直奔斜对面的103路电车，要去那个尽管未曾去过却早已烂熟于心的位置--沙滩北街二号，这里将要成为我从大学走向社会的第一站，那急切、那忐忑可想而知。虽然早就从老师那里知道了我将要供职的文艺报社是与文化部和红旗杂志社在一个院子里办公，可一旦进入沙滩北街二号这个大院，人还是有些发懵，除去一幢五层高楼为文化部和红旗杂志所有外，院子里尽是一排排简易抗震棚。后来我们才知道，那种简陋点的用薄薄的纤维板搭成的小平房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留下的产物，而稍稍考究点的二层简易小楼也不过是将建筑材料换成了厚不到哪里的水泥板，是为那些在粉碎“四人帮”后才重新恢复工作的单位而临时搭建的办公房。
在院子里辗转了几圈总算在一幢二层简易小楼前发现了一块白色小木牌，上面赫然写着红色的“文艺报社”几个大字。人不由得愣在那里，那个当年在文坛举足轻重、足能够呼风唤雨的大名鼎鼎的《文艺报》竟然就蛰身于这样一幢小小的简易楼中？恍惚犹疑间见俩年轻女子说说笑笑地从屋中出来到露天的水池边洗碗，便躬身上前怯怯地问道：“同志，请问这里是文艺报社吗？刘锡诚（时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在吗？”只见其中一位女子瞥了我一眼后就扯开嗓子冲屋里大叫：“老刘，有人找。”我又是一脸愕然，一年轻女子，咋就这样叫她的领导呢？既不称官衔也不叫老师，这是哪门子“规矩”？
愕然归愕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里的确就是文艺报社。也就是在这幢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小楼中，我们一一见到了冯牧同志、罗荪同志、唐因同志、达成同志，还有谢永旺、刘锡诚、陈丹晨、钟艺兵、吴泰昌、孙武臣、李基凯、雷达、彭加瑾、高洪波……这一大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文坛绝对的大腕们。至于那小女子一声“老刘”的大喊恰恰也是那时《文艺报》的民主平等风气的表现，除去冯牧、罗荪、唐因和达成四位正副主编因其年稍长我们在其名字后加同志外，其余无论官衔、不管名气一律直呼其名或谓之“老X”“小X”，哪像现在动辄“某总”、“某主任”的。
那年代的那幢简易楼虽拥挤不堪、冬冷夏热，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盛满了我们的欢乐。
那是一幢学习的小楼。记得在它二楼简陋的会议室里开过无数的会，折叠椅撑开围坐在一张乒乓球台前其乐也融融。那时的我们从不讨厌开会，因为那时的会有内容有实实在在的干货，而不像现在的许多会从头到尾都是些不着调的空话套话。印象最深的是三种会，即阅读汇报会、出差汇报会和编前会；前两个会让我们大开视野、信息通透，后一个会让我们知道了选题怎么产生又怎样实现。让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置身于这样浓浓的学习读书思考的氛围中，不成长都难。
那是一幢民主的小楼。还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常常为一部作品争得不可开交，无论职务高低、不分年龄长幼，各抒己见，绝无强加于人之事。唐因同志年长，性子又急，有时为一部作品和我们年轻人发生争执，气得他脸胀得通红，拍着桌子冲着我们直嚷嚷：“你们怎么这样啊？”而我们这帮没心没肺的年轻人一点也不怕，照争不误，有时哈哈一笑了事，有时急得老爷子第二天还要单独找你辩个明白。就是这样的民主氛围“害”得我到现在也没太学会如何“尊重”领导，更是不习惯以职务称呼对方。
那是一幢欢乐的小楼。那几年文艺报新进了不少年轻人，小楼就成了我们年轻人欢乐的场所，工作之余，端着饭盒打扑克，围观者比打牌的还急；围着一把吉他吊嗓门，依哩哇啦一通乱吼；偶尔有谁弄来一瓶小酒，就以瓶盖当杯转着圈轮着小酌；打起乒乓球来硬是恨不能将那薄薄的楼板跺穿了……
日子过得真快，二十多年前的事儿仿佛就在昨天，《文艺报》也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年华诞。今天它的办公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我仍然怀念那幢小楼，虽然简陋，但却博大、温馨，以至于我迄今仍偏执地认为：小楼的那段日子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也是《文艺报》的美好时光。
原载2009年9月17日
《文艺报》，与时代同步
马也
马上就到十月了，新中国即将迎来六十华诞。《文艺报》和新中国同龄，创刊六十周年了。要了解新中国六十年来在思想文化、政治意识形态、文学艺术、流派思潮，甚至是政治运动、时代风云的变迁和发展轨迹，总之文艺界的所有风风雨雨、潮起潮落，最好的刊物，就是《文艺报》。她是时代的镜子，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与时代同步。
她曾经是中国最权威的文艺评论报刊，曾经是中国最辉煌的文艺圣殿，曾经引领并主导过全中国的文艺潮流和走向；现当代中国文艺界，所有大师级的人物的身影，几乎都在这个神圣的殿堂经常出没；她的主编和主笔，也都是中国文坛（甚至政坛）重量级人物充任。当然她也曾经有过很广泛的读者，被全国知识分子瞩目--甚至是共和国最高层的特别关注。
我在中学时期就知道《文艺报》，对她顶礼膜拜。三十年前来北京读书，学戏剧，《文艺报》当然是最好的老师，如饥似渴，每期必读，受益极多极深。当然，此时的《文艺报》已经被改革的时代大潮洗礼过了，但她的权威不减。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文艺界、理论界、思想界最活跃最具朝气的时期之一，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结出的硕果。各种思想、思潮的交锋论辩，各种新观念、新方法的编译介绍，各种实验、创新的作品的生产，以及对“文革”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的清理清算，风风火火，热气腾腾。当然，《文艺报》在所有文艺刊物中，仍然是中流砥柱。
1983年，我少年气盛，还不知天高地厚，便与我国戏剧理论界大家谭霈生先生策动并发起了“戏剧观”大讨论，这场讨论的文章集中发表在《艺术新观》《戏剧》《戏剧艺术》和《戏剧报》上，前后持续了四年之久。其时，谭霈生先生的高足杜家福（现为《文艺报》副总编），大学毕业后辗转任职《文艺报》，此君功底深厚、少年老到、志存高远。他认为，那个时期，中国的戏剧将要迎来一个辉煌的阶段，便策划要在《文艺报》搞一个大型常设戏剧理论评论专栏，要把“戏剧观”的论辩继续下去而且要“栏目化”，同时要办出质量，要办成中国的《汉堡剧评》，要诞生中国的莱辛。真可谓雄心勃勃。他的设想得到了当时的领导谢永旺、陈丹晨、钟艺兵以及彭加瑾等的首肯。于是，谭霈生先生和我，就开始了《文艺报》的专栏写作。每个人的专栏由自己命名，我的专栏叫《无遮栏》，无遮无拦、自由坦言的意思。写了整整半年。平实地说，那批专栏文章还是有些质量的，社会影响也很大。当然，这与《文艺报》自身在思想文化界的权威性有很大关系。因此后来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在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刊物上，不应由个人写作专栏太长时间，也应该给大家以机会。从此，我便与《文艺报》结缘，三十年间，经常为其撰文；当然我更应感谢的是，他们每年赠送我《文艺报》，她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1987年后，继《文艺报》的“无遮栏”后，我又在《中国文化报》和《光明日报》上开办了个人文化评论专栏。《光明日报》的专栏叫“马也说法”。其实我心里明白，后来各报刊的抬爱，都和《文艺报》的最初影响有关。人要知道感恩。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全球化过程都有其必然性；于是，大众文化也随之风起云涌。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无论过去是多么权威的刊物，要想坚守其严肃的、经典的学术品格都非一件易事。但是，我感觉，《文艺报》还在苦苦地坚守着。在戏剧理论领域，近年来仍在引领着时代潮流，诸如对小剧场戏剧创作和演出的讨论，对戏剧“大制作”、“航母”的讨论，对大学生戏剧和校园戏剧的讨论等等。时代巨变，一切似乎都变了，但一切又都没有变；这可能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在六十华诞之际，我真诚祝福《文艺报》永葆她的思想活力、理论青春和学术风采！
原载2009年9月17日
尺素史影
刘锡诚
我调离文艺报社的那一天，事出匆忙，没有顾得上清理办公桌和文件柜里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拉回家里来了。一封封作家书简，无意间成了我的一笔珍贵财富。在写作《在文坛边缘上》的时候，受到现代文学家孔另镜先生《现代作家书简》和林焕平先生《作家学者书信集》的启示，陆续把几个纸箱里装着的作家书简敲进了电脑，名之曰“新时期文学书简”。这些来自各地作家、编辑家、出版家的手书，虽然属于私人书简，却都是或因事而起，或有感而发，记载着文坛的真人真事，流露着当事人的真情实感，并无任何的矫情和虚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