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失语”。面对当下的文艺创作、文艺思潮和文艺热点，文艺评论未能及时发出充分说理的科学的声音。比如乱改经典的“戏说风”。有一部描写“西施归越”的作品，说勾践战胜夫差后，西施归越，勾践一见，以为“如此美貌，岂容范蠡享用？”于是迎入宫中强行纳妃，但发现此时的西施已怀上了夫差的“敌种”，于是大怒，将西施发配往荒野。范蠡闻讯，大为吃醋，赶到荒野，怒斥西施“背叛爱情”。请看，在这里，深入民心的卧薪尝胆、奋发进取的艺术典型勾践被改写成色魔和暴君，顾全大局、舍身救越的伟大女性西施沦为了被越国唾弃的“荡妇”，而正气凛然、足智多谋的知识分子典型范蠡也变成了“戴绿帽子”的小肚鸡肠……这种有意为之追随西方表现“人性之恶”时髦的肆意颠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承载着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的艺术典型形象的恶劣做法，却披上“创新”的外衣招摇过市。评论界对此似缺声音。又如，对一度引领着青少年艺术鉴赏的“超女”文化现象和正在愈演愈烈的“小沈阳”文化现象，评论界都缺少旗帜鲜明、入情入理的科学的声音。
二是“媚俗”。陈寅恪先生在《王国维墓志铭》上曾称颂过的知识分子必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早被时下流行的“红包评论”“人情评论”“职称评论”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果说，“失语”是对当年蔡元培先生力主的“抱定宗旨”的放弃；那么，“媚俗”便是对蔡元培先生力倡的“砥砺德行”的背叛。“送红包”、“搞炒作”、见利忘义，与科学的文艺评论南辕北辙。还是蔡元培先生说得深刻：“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感人。”评论家一旦失了人格，堕入功利，沾上铜臭，哪还能写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檄文！
三是“变味”。既失宗旨，又丧德行，那评论，必入邪道，“变味”势所定然。《三国演义》，古典名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乃至哲学意识，融贯其间。有一部作品，居然胡编乱造出东吴郡主孙尚香女扮男装，打入曹营，与曹操手下一踢足球者谈起恋爱来……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能容忍对自己祖宗留下来的经典名着取如此亵渎态度？在英国，乱改莎士比亚的作品当心被告上法庭！然而，有的评论却为这部作品在海内外赢得上亿票房大唱赞歌。以炒作起来的受众数量去衡量艺术作品的质量--这难道还不是变了味的评论？还有一部作品，描写红军长征路上一对少数民族夫妻新婚之夜，未入洞房，枪声四起，丈夫越后窗跳江逃走，妻子开门迎进一位身负重伤的红军战士，又闻窗外树下有婴儿哭声，知系红军留下，遂抱进家中。这样，组成一“家”顶住舆论压力过了十五年，直至全国解放。显然，此剧的题旨理应讴歌这种超越了人间夫妻之情的更高尚、更永恒的革命情谊。殊不知，剧的“戏眼”却偏偏落在十五年后，丈夫归来，他当了解放军的团长。他本欲团圆，却面对这新的一“家”。怎么办呢？剧的高潮是让红军伤员释疑，声明自己当年受伤伤在“命根子”上，“是一个没有性能力的男人”……于是，全剧营造的崇高美，被一个“自然主义的细节”（一个迎合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刺激感的媚俗细节）冲刷得一干二净。这种用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快感取代精神上的美感的败笔，居然也被变了味的评论捧为“点睛之笔”。
文艺评论现实的病症，还可以开出种种。限于篇幅，不一而足。
二
要追问文艺评论现实病症的病根，我以为首先在哲学层面的思维方式出了毛病。哲学管总。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批判过思维方式上的“形而上学猖獗”。那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对文艺评论影响极深。例如，从过去一度在评论中把文艺简单地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极端，又走向把文艺笼统地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方式取代审美方式去把握世界的另一极端；从过去一度在评论中流行过的“题材决定论”的极端，又走向淡化乃至抹杀主旋律的“题材无差别论”的另一极端；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盛行的“高大全”式的伪浪漫主义形象塑造的极端，又走向“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非英雄主义”创作时尚的另一极端；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泛滥的忽视审美化、艺术化的公式化、概念化极端，又走向把唯美主义、形式主义当成最高美学追求的另一极端；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忽视收视率、忽视受众视听感官的愉悦快感的极端，又走向收视率至上，甚至误把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当成精神上的美感的另一极端；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把“人性”“人道主义”列为创作禁区的极端，又走向追随西方时髦理论、以呈现“人性恶深度”为“审丑”能事的另一极端；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不分青红皂白排斥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极端，又走向违背唯物史观、失度讴歌帝王将相历史作用和把才子佳人当成审美表现的主要对象的另一极端；从过去在评论中一度混淆历史思维与审美思维、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的极端，又走向解构历史、戏说历史、消费历史的另一极端……如此等等，忽左忽右，忽东忽西，其源盖出于哲学层面思维方式上的非此即彼、好走极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是人类的智慧，是坚持科学的文艺评论的思维灵魂。应当努力学会“操马克思主义的枪法”，并自觉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天人合一”、“协和万邦”、“执其两端取法乎中”等辩证和谐的思维营养，以科学发展观所坚持的全面、辩证、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方式，“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独立自由，“按美的规律”进行文艺评论。
其次，是文艺评论标准的功利化。本来，文艺评论领域也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中就明确提出“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评论的“最高的标准”。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只不过，恩格斯讲的是一般原则，他把“美学标准”置于“历史标准”之前。在他看来，文艺评论的对象是审美对象，第一位的工作是考察其能否经受住美学评析，经得住才是艺术品，再对其进行历史评析才有价值；否则，经不住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非艺术品，历史内蕴再深再广，也不是文艺评论的对象。毛泽东是在特定的战争环境下，把“政治标准”置于“艺术标准”之前。别林斯基说得好：“只是历史的而非美学的批评，或者反过来，只是美学的而非历史的批评”，都是“片面的”、“错误的”。只有追求健全灵敏的美感与卓越超群的史识的和谐统一，才是文艺评论实践“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的至境。考察一部文艺作品在内容上的历史价值，即作家艺术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深度和广度，考察一部文艺作品在形式上所达到的审美高度，这两者的和谐统一程度正是文艺评论的题中之义和神圣职责。但时下不少文艺评论的标准似乎已远离了“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而代之以靠炒作得来的受众的数量为标准--小说靠发行量、电视剧靠收视率、电影靠票房、舞台演出也靠票房--这种以受众数量衡量艺术品质量的标准，实在是功利化的结果。这无论在思维上、在逻辑上，还是在实效上，都是令人忧虑的。学者王元化就曾针对这种标准的被置换而深沉忧思道：当文艺作品的价值不是靠真善美即其美学的和历史的品格来体现，而是靠炒作来体现时，“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在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我认为文化思想的价值在于其本身，商业手段虽然可以把它炒得热火朝天，却不能改变真善美的价值”。这些话，字字珠玑，句句箴言，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文化“化”人，艺术“养”心，着意引领，贵在自觉，此乃文艺评论的定律。文化一味“化”钱，艺术止于“养”眼，后患无穷。因为文艺评论理应促进文化把人的素质“化”高、促进艺术把人的心境“养”高，才能靠高素质、高境界的人去确保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之，倘让文艺评论去鼓噪文化急功近利地“化”钱、鼓吹艺术去迎合受众视听感官生理上的刺激感，甚至“花”眼、“闻”耳、“乱”心，那么，低素质、低境界的人，是会把即使搞上去的经济也吃光花光消费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评论也是一种“文化软实力”。文艺求美，美在和谐。人类审美的终极目标，在坚守神圣的精神家园，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艺评论贵在坚持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观和历史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以不负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人民。
原载2009年9月17日
听孙犁长谈前后
吴泰昌
为迎接新中国诞生，《文艺报》于1949年5月试刊，9月正式创刊。在六十年的风雨历程中《文艺报》铸就了辉煌。我于1964年5月北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文艺报工作。主编张光年初见我时就说：“泰昌同志，欢迎你，《文艺报》是个光荣而危险的岗位。”当时我听了心里一怔，“光荣”我高兴，“危险”我害怕。在这个“光荣而危险”的岗位上我一干就干了三十多年。《文艺报》是我成长的家，对它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时时忆念起这个家里的人和事，记忆虽远久，但清晰、逼真。
编辑的基本工作是组稿和发稿。这方面我的经历很多。顺利时和不顺时，都得到过几届领导的关心帮助，得到过众多共事同仁的支持和配合。
1980年春天，一次，我在向《文艺报》副主编唐因汇报工作中，提出专访孙犁的想法。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时是刊物，主编冯牧、孔罗荪两位在中国作协党组和书记处都有职务，只副主编唐因坐镇编辑部、主持日常工作，1981年6月又增添了副主编唐达成。我向唐因说了几点理由：一是孙犁的创作有持久的生命力，广大读者喜爱他的作品；二是孙犁既是创作家又是创作理论家，写过创作理论专着和大量有关文学理论的短文；三是孙犁自1965年大病后，虽经“文革”磨难，现在身心均好，已开始恢复写作。唐因很支持我的这个想法。他说，现在文艺创作上许多问题急需拨乱反正，既需文艺理论家、评论家出面谈，也需有经验、有胆识的作家出面谈。孙犁有丰富的创作经验，又有见识和胆识，如果他能“结合自己创作，针对文坛现状”敞开地谈，肯定会是一篇读者爱看、对中青年作家大有启示的好文章。问题是孙犁不爱接受报刊采访，如何让他“开口”，唐因叫我多想想办法。唐因提醒我事先要做好准备，尽量多地了解、熟悉孙犁的创作情况、别人评论他的情况和他写作、生活近况。唐因的提醒很重要，去天津前，我给孙犁写过两封信，坦诚地将编辑部和我个人的想法和他进行了沟通。孙犁终于同意《文艺报》对他采访，用他的话说，不叫采访，是与《文艺报》的同志做一次对话。他约定了时间，我对这次采访的收获抱有信心。
1980年3月27日下午2时半，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位资深编辑陪我准时去到孙犁的寓所。我与孙犁见过一次面。大约是1974年夏天，当时我从文化部“五七”干校被借到石家庄《河北文艺》杂志社工作。有一天，诗人田间派人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原来是孙犁从天津回河北老家，顺路到石家庄，他俩，还有小说家李满天正在聊天。田间向孙犁介绍我，他是《文艺报》的，也是我安徽小老乡。我坐在一旁，听他们老友叙旧。孙犁风趣地说，有人说我有出世思想，搁笔不写了，简直是笑话，我入世还不够，还要写，多写。孙犁记性好，善于调节气氛，这次他一见我就说，北京虽好，咱河北也不赖吧！
孙犁早做好准备，在门口等候我们。方桌上放了几张谈话提纲，一碟水果糖，一盒天津出产的恒大牌香烟。他递给我一粒糖，对话就这样开始了。半年后，他在为我的散文集《艺文轶话》写的序言中，具体地记述了这次对话的细节：“我是很不擅谈的，特别不习惯于录音。泰昌同志带来一台录音机，放在我们对面坐的方桌上，我对他说：‘不要录音。你记录吧，要不然，你们两位记。’泰昌同志不说话微笑着，把录音机往后拉了拉。等我一开讲，他就慢慢往前推一推。这样反复几次，我也就习惯了，他也终于完成了任务。”没有对话，没用提纲，六十八岁高龄的孙犁老人有条不紊地一口气谈了三个小时。这次采访的直接结果，就是《文艺报》1980年第6、第7期连载的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采访回来后，唐因急着听录音，听完后连声说：“好，好，赶快整理出来发排。”他叼着烟说，孙犁是咱们编辑前辈，二校出来后一定尽快送给他看，我们一字不动，按他的改定稿用。还关照我，近日先转告《文艺报》对他的感谢。唐因在看初校时，对孙犁所谈的其中几句话特别赞赏。孙犁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唐因说，谈人道主义目前还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但人道主义与文学的关系是个回避不了的重大问题。孙犁能明确地谈出自己的见解，是要有大的勇气的。《文学和生活的路》长达一万多字，作者结合自己的创作、阅读，从中到外、从古到今，就文学与生活、文学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文学与政治，文学体裁、主题、题材、创作的艺术准备，风格流派的形成，文学与人道主义等方面，发表了许多深刻、切实、独到的意见。孙犁对《文学和生活的路》一文满意，事后他在不同场合和给文友的信函中数次谈起，这是他阐述创作问题的一篇理论充实、表达充分的文章。
原载2009年9月17日
《文艺报》六十诞辰感言
李兴叶
六十年，整整一个甲子，云谲波诡，几起几落，《文艺报》挺立至今，真是不易，值得庆贺。愿《文艺报》在新的甲子里，能像重生的火凤凰，焕发出灿烂的生命之光。
我们这代文人都曾早早与《文艺报》结缘。上大学时，每期《文艺报》是必定要翻阅的。尽管那时年少不谙世事，但也清楚这份报刊的分量，它播弄着文艺界的风云，也指示着文化人的坦途与歧路。阅读它，敬畏多于喜悦，虽偶有迷惑，但从不敢质疑。更没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它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