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门牙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还是抗日战争后期，那时逃难到乡下，大米饭不是经常能吃得到的，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常吃大麦粉煮的稀饭，那叫惨子粥，很稀，很滑，喝下去很快，可几场小便一拉，肚子就饿得叽哩咕噜。饥饿迫使我经常溜到油菜田里去偷油菜心生吃，把外面的皮一剥，虽然有一点生味，但很嫩，挺可口的。最好吃的当然是桑椹，尤其是那红得发黑的，甜中略带一点酸味，每一回采到一大口袋，都要坐在家乡特有的立式风车上享受一番。一回到家，妈妈看到衣服口袋上，脸上满是桑椹的紫斑，就少不得数落我一顿，她唠唠叨叨说了一大阵子，我都忘了，其中只有一句最为难听，我至今未忘，那就是鸭子掏阴沟——好吃不要脸说我好吃，我并不觉得是什么冤假错案，但是我很要脸。那时，大家都馋，哥哥姐姐们都一样。五六七八岁的孩子，还根本没有吃过零食，玩具就更属天方夜谭了。只有大哥是例外，他有一次跟着父亲到镇上去，带回来一包五香花生米。他一进门，我就闻到一股妙不可言的香气，舌下的口水便汹涌起来。我便用一种哀求的目光长时间地盯着他蠕动的嘴巴，不管他多么狠心地装作无动于衷，我还是目不转睛，以无限的专注和虔诚的期待，等待着他的怜悯。但是我有伟大的自尊，我决不开口向他乞讨，他显然非常理解我的心思，但就是要逼我开口。我们就这样四目相对了不知多久，我那不争气的口水终于汹涌到冲破了嘴唇，他胜利了，得意地用三个指头撮给我大约五颗花生米。我一颗一颗放进嘴巴，不敢用板牙大嚼大咬，而是用门牙细细地磨擦，那种奇妙的异香从舌尖便扩散到整个口腔，然后向全身渗透，最后直至脚跟。那种美妙令人身心俱轻倶净、欲仙欲神。但是，五颗花生米很快被我的门牙消灭了，一种齿颊留香之感逼迫我又用同样虔诚的期待的目光盯着哥哥，他似乎很意外，摆出一副很冷漠的样子说：花生米，花生米，就是给你咪咪的，你怎么那么馋，一下子大口大嚼光了！我知道争辩无效，只是装出无限可怜、无限悔恨的样子去感动他。他中了我的苦肉计，于是又撮给我三颗半花生米，我把那半颗和他一起咪了好久，却把那三颗，藏了起来，等到弄准他已经咪完了以后，我就故意在他身前身后让他享受我口角的香气。他自然气坏了，恶狠狠他说：我以后有好东西再不给你吃！我胜利了。
但是我胜利的欢乐没有持续多久，几天以后，他和爸爸从镇上归来，带进屋子里的是一种比五香花生米更为令人销魂荡魄的香甜之气。我又用我那虔诚注视法来感动他了，他说你不用盯着我看，我嘴巴里是最后一块水果糖，你要吃，他把那半块糖吐在手上，就吃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碧绿、透明、晶莹如玉，而且散发清凉鲜美香味的糖果，虽然那上面沾着哥哥的唾沫，是很煞风景的，但我也顾不得一切了，拿起来就往嘴里一放，那鲜美的甜味中有花的芳香，草的清新，我浑身的每一个细胞中都膨胀着花香。从此我就得了一个馋鬼的绰号。不过这个绰号只在兄弟间偶尔叫叫，绰号固定下来还在以后。
那年夏天，我头上生了好几个疖子，起初只鼓起红而硬的疙瘩，后来疙瘩变软了，而且在当中突出了黄色的脓头，乡间的土医生说疖子熟了，要放脓，就是拿一把小尖刀在火上烧红了，把脓头划破。我一听吓得魂飞天外，一见那土老头就溜。可是有一次，哥哥突然从屋子里跑出来大叫，爸爸从镇上带来一卷大王水果糖，赶快去吃。我立即飞奔而去，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在牛绳上绊了一跤，一颗门牙掉了下来不算，而且还被父亲，哥哥按着，让那土老头子用烧红的小刀放疖子上的脓。
这以后，我的缺齿就变成了我的耻辱，每逢有什么生人，亲戚或者小朋友问起我的牙齿时，我哥哥，有时甚至是我妈妈都把我那丢脸的故事叙述一遍，尤其可恨的是我哥哥，他还绘声绘色地加上一些可笑的细节，如口水流得比浓水还多之类。馋鬼的绰号就此固定了下来。
为了避免在生人面前出丑，我逐渐学会了在他们面前不笑，不管多开心的事，都不开怀大笑，实在忍俊不住，就用两个手指按着嘴唇。我这一手很成功，连我母亲都奇怪我怎么一下子变得文雅了。
那时正是我换牙齿的年纪，很快新牙长出来了，我又可以纵声大笑，把嘴巴咧到耳朵根都不怕。然而50年后，一次偶然的事故，我的门牙又碰断了，去找牙医，说是牙根还在，但最好拔掉，镶上铬、镍、银合金的牙齿。我倒抽一口冷气，在我印象中，一笑就露出一排人造银牙的都是一些投机商，黑社会人物之类的角色。便去找另一位牙医，他认为可以不装银牙，而在牙根打上铁钉，接上骨牙，但这种牙不坚固，不能咬硬东西，连苹果都要削成薄片吃。有什么办法呢？人为了漂亮一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来到香港以后，发现香港有一种现代民俗，那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吃乎。我的朋友。学生甚多，轮流请我吃饭，而香港的美味远远胜过美国的中餐馆和内地各式菜系，我一面享受着珍肴百味，一面担心着我那装饰功能大于实用功能的门牙。终于，在吃到第二十六餐时，我发现牙齿感觉有异，用手指去试探了一下，幸而没有动摇之感。就在这以后，又一个邀请来了，而且来自一位写诗的女士，我犹豫了一番以后，实在顶不住美味的诱惑，还是去了，终于在啃一种说不出什么名字的东西时门牙不祥地响了一下，那脆弱的门牙便和一块坚强无比的骨头一齐吐了出来。我那比门牙更脆弱的爱美的心此时是何等悲痛呀！香港的牙医费是昂贵的，而在内地我治牙完全是免费的，我绝不想把我微薄的工薪轻易奉送给牙医，又不想立即乘飞机回去就治，惟一的办法就是适当使用我童年运用过的战略，决不在女士面前大笑，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欢乐时，就遵循《女儿经》上的规范——笑不露齿，直到5个月后回到内地为止。
杀不死的幽默
大约是在70年代末吧，我听到一种反映，说是我讲课挺生动，被列人福建师大中文系三张铁嘴之一。起初，我有点沾沾自喜，但也不十分认真看待，因为当面对我说这样话的人，不是我的哥儿们就是我的得意门生。更何况我课讲得不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差不多一学期才讲一堂课。其中还有一次，在才溪幵门办学，一个报告做下来失败得非常惨，许多同学都反映听不懂，为此，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至于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华侨大学中文系，一共才讲了一年多的课，挨系主任的批评（当时叫刮胡子）几乎是每周一次，差不多每次都是批评我旁征博引，东拉西扯。不管领导多么费劲的批评，可我却总是改不了。原因是我想得比说得快，总一个意思没说完，另一个意思就不知不觉脱口而出。后来我总是提心吊胆地告诫自己要少讲一些，多来一些停顿，让学生有个思考、记笔记的机会。我还在自亡的讲义边上注明，什么地方慢，一字一板，一板三眼，什么地方要重复两遍，什么地方要重复三遍。该重复两遍的地方，我划上蓝线，该重复三遍的地方划上红线，特别关键的地方还划上红蓝双色的惊叹号。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白费。
一上讲台，经过最初几句的一板三眼之后，我的想象、记忆、联想就纷至沓来，我的嘴巴绝对赶不上我的思绪，纷纭的词句和、外投胎的观念就汹涌起来，对我形成一种压力，我迫不及待地要把那些电光石火般的灵感抓住，把它化作有声有色的语言，稍一迟疑，它就可能被突然涌现的精彩观念挤掉，像流星一样一去不返，事后不管如何抓紧头发回忆也是白搭，那不但在当时，而且在日后都是一种痛苦。
如果我的表述速度能够勉强赶上我的思想形成、跳荡的过程，能够把那过程中的情绪感觉的色彩、决断和犹豫的紧张化为词句，我的舌头就有一种舞蹈的感觉。望着下面一双双被我的观念和思绪的暴风骤雨所震慑的眼睛一愣一愣的，连笔记都忘了记，我就感到一种痴迷的欢畅，享受到一种欲仙欲死的幸福，哪里还顾得上讲义上的红线和蓝线，有时则完全离开了讲义自由发挥一番。一切准备好了的都显得冷漠，倒是即兴发挥的却充满了冒着热气的新鲜的智慧。
可惜，这样的自由只能是一种暂时的陶醉，结果却是长久的痛苦。不久以后，系主任便认定我不可救药，断然决定取消我讲课的资格，把我从现代文学讲座上拉下来，调到写作组去给一个年轻的讲师当助教，任务是替他改作文。这在当时不但是最苦的差事，而且又十分的丢脸。作文一改就是三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家都无课可讲为止。
从讲台上拉下来之初，我本以为会太平一些，至少领导会因此缺刮胡子的素材，然而没想到，情势却变得更加严峻了。
我这个人好发牢骚，许多不太正常的事，别人还没有来得及注意，我已经脱口而出地加以评论了。例如，当时中文系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大家都争着看，可系主任却命令通讯员先送到他家里去，待他享受完了再拿到系办公室，夹在报架上。在饭厅吃饭时我就评论道：这是特权思想，不像个老共产党员！我们这位系主任好召集全体教师发表讲话，而且喜欢看到大家毕恭毕敬记笔记。当然，也有几个不记的，其中自然有我。于是系主任便反复盯着我们，不久，有几个便识时务地拿起了笔，随便找一张纸作记录状，只剩下一个老先生和我们几个顽固派无动于衷。
这老先生，他本以为年龄和花白的胡子足以成为赦免的筹码，然而系主任却突然声色倶厉地叫了他的名字，并且命令旁边一个年轻人拿纸和笔给他作记录。老先生屈辱得脖子都红了，勉强作着记录的样子，其实一个字也写不下来，系主任却满意地缓解了怒容。但是我们几个年轻的仍然不想作出寻找纸笔的样子，只是把眼睛避开了系主任的凶焰，而且面带笑容，相持一番之后，系主任终于无心恋战，在特别地怒目注视了我半分钟以后继续发表他的演讲去了。事后在饭厅里，我们几个非常得意地谈到这场心理对抗的胜利，我脱口而出：我在北京，连周杨，陈伯达做报告我都不记，小小一个系主任，也摆威风！其实，他1938年人党，又是大学生，在抗日根据地当过区长，弄到现在，才混一个系主任，够没出息的了，肯定是犯过错误！
说完，大家哄堂大笑，我也十分得意自己的伶牙俐齿。思想敏捷、没想到过了几天，一场灾难降临了，我的那些言论被系主任在大会上定性为反党，散布对党的仇恨。我被他这么可怕的政治帽子吓得起码有半个月脸色苍白。
从此，我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随便说话，不要看见什么事情，别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自己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为了确保这一点，我采取了两条措施。第一，不到饭厅吃饭，买了饭回到房间吃，这样可以避免在大庭广众之间信口胡柴。第二，在自己书桌前贴上一张条子，上面写反思，慎言，毋躁！我觉得自己的不幸大体都由于观点形成太快，语言表述太快，许多时候说得比想得快，在开口之前还不知要说什么，待话说完了，自己都惊异，那一大堆话，包括一些精彩的、尖刻的、调皮的、机智的话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不是要下功夫改造自己吗？最艰苦的磨炼就该从形成思想和语言之前的那一刹那开始！
万万没想到我的自戒又成了罪状，系主任例行的报告中不无得意的说有些人不想好好改造自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却把它藏起来，弄什么反思、慎言！
这样一来，不但苦了我的思想，而且苦了我的舌头。我越发努力躲起来，尽可能不和大家讲话。把饭拿到房间里吃，自然有许多好处，但是却有一条坏处，那就是一肚子见解，无处发表。本来，在饭厅里交流一天的情报，讲些开心的事，嘲笑一下可恶的家伙，发一些精致的牢骚是一大享受。只要有人听我讲话，只要我的话引起他们的兴趣，我就感到心旷神怡。我最得意的就是为很普通的话找到一种全新俏皮的表达，引得同桌朋友傻乎乎地一笑，我就感到无限的滋润，哪怕是再差的菜也变得十分鲜美。
满腹感想，无处发表，那实在是一种揪心的痛苦。几个星期的闭门用餐，使我变得形容憔悴。终于憋不住又回到饭厅里来享用那年轻人在一起的语言的宴飨。
那时，正是60年代初经济困难时期，起初定量供应的粮食并不够吃，还要搭配百分之二十的地瓜干。后来形势渐好，地瓜干遂遭冷落，大家把它放在走廊的栏杆上晒、也不认真拿来掺在米里去蒸。风一吹都掉在地板上了，也没有什么人表示可惜，我记得我就是踩着一路的地瓜干走向饭厅的，正好那一天一位女教师把她蒸了三次的一罐饭，因为有点馊，倒掉了，她说，很可惜，饭里还有一些罐头猪肉。我俏皮的灵感突然来了，随口就把杜甫的名句改动了一下说道你是朱门酒肉臭，我们是路有地瓜干！大家哈哈一笑，我也感到这句话讲得有水平，有趣味，我郁积了几个星期的闷气在一笑中得到化解。
然而，没想到，系主任把我找去，问及这件事，我连忙如实作了解释，他也没有十分追究，只是说，你自己无心，可别人听起来可能理解成你在攻击社会主义！我没话可说，好在系主任的纲，并没有上死，我颇怀感激地倾听了他的一番教育后离去。
万万没想到的是，以后每逢有什么风吹草动，这个路有地瓜干的名言都要被重新拿出来示众一番，从此，成了我头上的紧箍咒，我也因此在人群中矮了一截。我自己也十分纳闷，为何弄得这般狼狈！扪心自问，自己也是十分热情地追求进步，一心想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但凡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需要发生矛盾之时，我都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荣的，苦苦思索的结果仍然是我的嘴不好。
于是我更加致力于抑制我讲话求新的冲动。
我几乎时时刻刻都要和自己活泼的天性作斗争。最大的痛苦就是在自己思绪汹涌起来的时候，却要强迫自己把它闷死，那是种何等样的苦刑啊！但是现实的压力迫使我改变自己，我真正体会到所谓脱胎换骨的全部艰难。
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的自我修炼没有白费，改变自己的努力初见成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惊喜地发现，在大家谈笑风生之际，我可以把一顿饭宁静地吃完，不但顺利地消灭了自己舌根发痒的冲动，而且还能做到不附和任何人的俏皮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