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主国家的军工厂
1939年9月，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英国、法国对德宣战。世界大战再度爆发。
亨利就像上一次大战中一样，恪守自己的和平准则，不为所有的参战国制造武器。这个时候，福特公司的海外业务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较大的增长。而那些海外的工厂，则不受亨利原则的约束，它们可以在英联邦的领域内为女王效劳，尤其是加拿大的福特工厂，它是英联邦内最大的汽车工厂。为了支援英国，加拿大福特公司赶制了50000辆军车运往欧洲，而南非的福特工厂制造的军车则活跃在北非前线。
亨利已感觉到，又会像上次一样，美国不可避免地将卷入这场战争。为了保卫美国，福持公司也直接为美国军方生产武器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遵照罗斯福总统指示，福特公司在战时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国防部一次就向福特订购4000台军用飞机引擎。为完成这批定货，福特公司以2000万元新建了一座发动机厂；为了生产这种空冷式18缸引擎所需的特殊合金，红河工厂花了80万元建造炼合金用的熔炉。
此外，福特公司还承接了制造道格拉斯和康瑟利二家公司所造的轰炸机的零件。后来，政府要求福特公司能独立制造轰炸机。
亨利早就有这种设想，要像生产汽车一样，大规模地生产飞机。这次有军方任务，他觉得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来了。福特公司在离底特律市50公里的维勒兰村建了一座世界上最大的轰炸机工厂，工厂长1. 5公里，宽400公尺，福特公司再一次向世人证实了他创造高速度的奇迹。工厂在1941年设计，4个月浇灌地基，5个月安装设备。1942年5月，维勒兰厂就投入生产。亨利宣称，他要用大规模生产方式生产飞机，达到每天生产1000架。这个数字后来被外界传成了日产5000架。
维勒兰工厂有工人10万人，他们要制造30000多种零件，然后经70多道工序，最后拼装成B—24轰炸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力机种。
已经退休的空军上校，横渡大西洋的英雄林白上校也到维勒兰工厂来帮忙。亨利很信任他，每次到工厂总是先找林白，听听他的意见。当亨利逐渐明白造飞机是怎么回事后，他觉得这与造汽车没有多少不同。所以亨利决定不参考过去生产飞机的一套做法，而要按照自己设想的方法来制造。
军方对福特制造飞机的技术不能完全放心，有一天，陆军派了一架轰炸机飞到了迪波恩机场，目的就是让福特的工程师们观摩，以作为自己制造时的参考样本。亨利和索伦森登上飞机，到处看了看，他们互相交谈：
“你看，到处都有铆钉。”
“不错，而且焊接的地方大概很多。”
这时，他们身边恰好站了一位飞机专家，他听了他们的谈话，便说：
“福特先生，那怎么行？机身是绝不能焊接的。”
亨利只当没听见一样，他吩咐手下的人着手研究焊接的技术问题。
真正开始制造的时候，最令人头痛的是军方常常根据作战需要改变设计图纸。改变设计就需要改变加工制造的设备，这耗费了工厂大量的人力、财力。
当一切走上轨道后，维勒兰工厂开始生产B—24轰炸机，生产量达到了每月340架。它没有像亨利说过的那样日产1000架。但月产340架已使政府很满意了，这在过去是没有先例的。此后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到1945年，福特公司总共生产了8000多架轰炸机。这个数字既使亨利感到激动，又使他感到不安。毕竟，他为战斗中的祖国完成了这么多的武器，令他激动；同时，这些武器是用去杀人的，这令他不安。
战争期间，福特公司还在海兰帕克厂和红河工厂生产坦克、装甲车、水陆两栖车、反坦克炮、军用卡车等。福特制造的M—4坦克，是美国陆军的主战坦克。经过改良的M—4坦克被称为“谢尔曼”战车。它在埃及战场上与德国隆美尔元帅指挥的装甲部队短兵相接，创下了光辉的战绩。
在所有的军工生产订货中，最适合福特公司的任务是制造军用吉普车。福特生产的吉普车小巧、灵活，又很结实，爬坡力强，在沙地和泥泞中可照常行驶，时速可达100公里，车上可装配机枪。由于此车性能好，陆军的订单一次次追加，福特公司曾大量地生产了这种被称为“闪电”的汽车。
就在福特公司为战争而紧张生产之时，亨利的儿子，公司董事长艾德索·福特于1943年5月，以48岁的英年去世了。
亨利不得不重新接手董事长的职位，再度站到前台来，指挥福特公司披荆斩棘向前进。此时，亨利已经80岁了。所幸的是，他的健康状况良好，除了背脊稍有点弯曲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很正常。他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散步半小时至一小时，早餐后到公司办公，下午在车间或实验室度过，下班后回家与克拉拉在一起，10点以前就寝。平时想吃东西就吃，疲倦了就睡，在食物方面比较注意营养，没有不良嗜好。
2 父与子
福特公司在兴建迪波恩的红河工厂之时，亨利与道奇兄弟等几家股东分家了，福特公司从此成为福特家族的公司。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亨利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让位给年仅25岁的艾德索。
艾德索是亨利的爱子，但这份父子之情又是非常复杂的。亨利从小就很喜欢他的独生儿子，家业非他莫传。当艾德索作为公司老板的继位人时，亨利实际上对他又很不满意。而这种不满亨利也说不出道理何在，因为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他自己作的。但他又不想要董事长这块牌牌。首先这块牌牌使他不便于与道奇兄弟分家；其次这块牌牌有很多事务性的事他并不乐意做，或不善于做，使他分心于他想要做的事。亨利这种既要管事，又不想管事的态度极大地妨碍了艾德索的成长。终其一生，他不过是个在父亲强大的阴影下，忍辱负重的办事员而已，没有为福特公司的发展印下自己的烙印，尽管他在总裁的位子上长达24年。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他虽屈从于父亲，却从未对索伦森、贝内特的管理方式表示过赞同；他反对父亲的反犹偏见；他也不像父亲那样“从不做慈善之举”，他一直是底特律公益基金最大的捐款人；很早他就看到了T型车必须改型；他为劳资关系的改善作过很大努力；他又是维勒兰工厂的功臣之一。他被他自己懦弱的性格和意志坚强的父亲压制得施展不开。
艾德索生性文静，对人彬彬有礼，他的秘书从未看过他的脸色，受过他的斥责。他不发脾气，不讲粗话，感情细致，从不冲动。熟悉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有很好的教养，“像个真正的绅士”。某些方面他继承了父亲的禀性。他和亨利的办公室是紧挨着的，无论多忙，每天工作结束后，这两个办公室总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无论在公共场所还是在家里，他都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总之，他是个规规矩矩的人。
在公司，艾德索接手库兹恩斯留下来的工作：经销、市场、会计。也留意工程技术方面的事。艾德索跟他父亲一样，对机械有强烈兴趣，也很熟悉，从小亨利就为他创造了实践机械的条件。但是公司的引擎部门是亨利的天下，艾德索很清楚，所以他只将精力放在汽车的外形设计上。
亨利夫妇是以俭朴出名的，艾德索夫妇不一样，他们从小就过惯了优裕的生活。
艾德索和伊林娜是1916年结婚的。伊林娜出身大家闺秀，性格活泼开朗，容易与人相处，亨利夫妇都很喜欢这个儿媳。他们一结婚，伊林娜就劝艾德索搬出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先是在印第安村居住，后来在格罗斯岬花12万买了幢房子，即使是在富豪区，这房子装修也是相当时髦的。几年后，又在底特律北郊买了栋别墅，名为“天堂”。伊林娜充满生活情趣，冬天滑雪，春秋郊游，夏天游泳。他们生了4个孩子，这些孩子是：亨利·福特二世，1917年9月生；小艾德索，后来改名班森，1919年生；约瑟芬，1923年生；威廉，1925年生。
每年冬天和春天，艾德索一家人便到佛罗里达去度假，他们在南方的海滩边有一处房产。夏天，这一家人带着马匹、佣人到缅因州的海豹港去，这里又是一处房产，建立在可以俯视大西洋的山岗上。
伊林娜的生活很讲究，她日常用的东西一般在她父母开的百货店里能买到，但春秋的衣服，她就约了同样是有钱人的女友，一起到纽约去买。常常是包下一节车厢，在车上欢快一晚，第二天到纽约，住进预订的大酒店，买到她们想要的东西再回来。
伊林娜从小受过艺术教育，艾德索在这方面也是颇有天分的。他们夫妇在结婚之初就开始收集艺术品，他们不但欣赏那些传统的名画，对那些还不怎么有名的新派画家，像凡·高、高更、马蒂斯等，他们接受得也比别人要早。
亨利了解儿子的这份天赋，他很信任地把各种车的外形设计交由他搞。
亨利喜欢跟儿子在一起活动，他们有不少合拍的照片，在一起试车，在一起巡视工厂，一起参观格林菲尔村……其中亨利最喜欢的一张是父子俩一起坐在高背靠椅上，脸颊被炉火映得通红的照片。亨利将它制成贺年卡。这张照片反映的是亨利所希望的父子关系：亲密、和谐的同伴关系。
从外表看，这对父子相处得亲密无间，两人每天都会花上几小时在一起谈话，如果不能见面谈就打电话。他们之间设有专线，一打就是老半天，艾德索的儿子班森回忆说，别人找他们，“几乎每晚都占线”。
亨利二世把他家人的资料销毁了一部分，在目前所存留的为数不多的资料中，大多是他们父子间的信件、电报、明信片。内容谈的都是天气、旅游观感、健康状况、孩子们的学习等等。这些信的内容充满了家庭生活的乐趣，与别人家的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如果你想到了他们是掌管着世界最大企业的家庭，他们是一对汽车工业王国的发号施令者，那你就感觉得到，这些信里少了一种东西，少了严肃地讨论问题的话题，而这在任何一个企业的领导层之间都是必不可免的。虽然人们经常看到他们父子在一起聊天，手挽着手谈笑，有时对一些话题还特别感兴趣，但是，在这亲情当中，却有一块真空地带，他们不知道如何交流真正重要的看法。两个人哪怕大吵一场，也算交换了真实的看法，遗憾的是连这也做不到。于是那种表面的亲密成了窒息他们父子感情的毒素。
在T型车逐渐失去市场的岁月，为了改革T型车，艾德索曾不得不借外人在场的情况下，向他父亲提出建议，结果亨利叫他“给我闭嘴。”如果换成别人，都可以在私下的场合做自己父亲的工作。当然，亨利后来还是给了艾德索面子的，换成别人提这样的问题，下场更惨。威尔斯就是为此辞职的，纳森也是。
所有的人都很清楚，福特公司真正管事的是谁。亨利对外人说，艾德索是个很好的董事长。有哪些好处呢？懂艺术，A型车、V—8车的外形是他设计的；是个文静的孩子；“每当要作重要决定时，仍请我以最高负责人的身份来参与决策”；熟悉劳工运动。这是亨利对他的评价。显然，这些素质离“好董事长”差得很远。这就是父子悲剧的最根本症结。亨利不愿意放手，又不愿堂而皇之地掌权，而艾德索不知如何接手，又不知如何推卸，也不可能推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