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竞选参议员
亨利·福特的生活并非只有机械，他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与他造车服务社会的行为是一致的。然而，他参与社会生活，远比他从事汽车工业路途要曲折得多，这当中有时给他带来快慰，有时给他带来伤害。
在他辞去福特公司董事长职位之后，公司交由艾德索领导，他似乎觉得要放松一下了，好让儿子放手去干。公司已完全在他控制之下，T型车销量有增无减，市场前景无限美好，他没必要操那么多心了。
但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年当50，身体又好，因此，他有精力和闲暇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他办报、兴建博物馆、关心黑人权利、参加竞选……
亨利第一次参政的经历是“和平船”事件。那次事件使他以“和平主义者”闻名于世。他不惜巨额金钱阻止战争，有人讥讽他为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但虽败犹荣，人们毕竟能理解他真诚的和平愿望。所以，当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时，就有很多人想到推举他为反对党代表，跟政府的战争政策唱反调。
这一年，密西根州提名亨利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该州竟以最高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两周后，内布拉斯加州也告诉他同样的佳音。《圣路易报》所作的民意测验表明，以他当选的呼声最高。
亨利有几件事使得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屡屡得分：一是价廉物美的T型车及其大规模生产方式；二是日薪5元制；三是8小时工作制。
选举的结果，很令亨利欣慰，它显示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此外，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民主党也感到让亨利作为竞选对手比别的人要好，因此对他并无太多恶意。
但是亨利自己知道不是当总统的合适人选，他缺乏从政经验。当他跟威尔逊总统交换看法时，发现这位总统是一位极富人情味的政治家，而自己不足以担当反对派的重任，于是亨利宣布放弃竞选资格，转而支持威尔逊总统竞选连任。而共和党转而选择了柯立芝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得到福特的支持，以为有了强大的财政支持，他们没想到亨利在这方面是一毛不拔的。亨利认为，搞政治不是作金钱交易，政治一沾上金钱必然腐败。他说：“我个人对任何政治活动，绝不捐助一分一毫。”
民主党感到非常失望，他们不懂这位可爱的福特先生怎么会不知道竞选是要靠宣传的，而宣传活动是要花钱的。你既已表明支持威尔逊的竞选活动，就应该，而且也可以为之尽一份你能尽的责任。
亨利不愿让人觉得他是个口惠而实不至的人，后来还是答应为威尔逊承担广告费，总共出资35000元。
威尔逊竞选连任后，共和党与民主党都想加强自己一方在国会中的发言权，双方竞争席位相当激烈。
威尔逊有心把亨利拉到参议院来。一天，他把亨利邀请到白宫，直接提出了他的建议。
亨利有过一次竞选的感受了，不想再一次搅到政治旋涡中去，想谢绝总统的好意，但他仍表明他是民主党一派的，坚决支持威尔逊政府。
威尔逊握着他的手说：“福特先生，假如你想实现和平的理想，就要把握这个重要时机，参加密西根州的选举，来支持我们达到和平的目标。请不要再推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为了和平，你一定要参加竞选。”
话说到这一步，亨利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他的秘书欧内斯特·利伯尔德和总经理查尔斯·索伦森积极为他筹划竞选。
密西根州共和党候选人是杜鲁门·纽贝利，跟亨利一样，实业家出身，能说会道，精力充沛，是位活跃人物。
相形之下亨利则逊色得多，他在公众面前不善言辞，竞选中，从始至终才出席过一次竞选演讲会。爱迪生也说他：“你怎么去竞选，你不会演讲。”同时，他又恪守自己的准则，不为政治活动运用金钱。他似乎也不善于为自己争取选票，连本公司职工和代理店的选票他也遵从公平、公正、自由的原则，听任他们想投谁就投谁。因此，他的落选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
共和党在竞选中则是志在必得，他们针对亨利的弱点，频频出击，对艾德索战时逃避服役、福特公司的“亲德倾向”、亨利的从政能力无不加以攻击。《纽约时报》说他如能当选“会给议院和汽车工业都造成空缺”。底特律《星期六之夜》讥讽说：“福特完全有资格当选，因为他出生美国，年龄在35周岁以上。”
选举结果，亨利得212751票，比纽贝利少4300票。如果考虑到密西根州是共和党传统的根据地，那么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亨利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了。
一些人说，亨利吃亏主要是吃在“共和党鼓鼓的钱包”上。亨利对此种说法深信不疑，他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和犹太人捉弄了。因此，事后，他促成联邦法院判决纽贝利等人竞选中占用共和党党务资金过多。按规定任何人初选经费不得高于3750美元，但他们用了50至100万元。法院判处12名被告入狱，纽贝利被判罚10000美元，服刑2年。
纽贝利将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议会无权制约初选为由，否决了一审判决，纽贝利得以免于罚款和服刑。
亨利决心把他拉下马，出口气，又再度加紧了活动。
纽贝利也看到了在竞选当中表现平平的亨利的能量，不得已，他于1922年自动退出参议院，接替他席位的是库兹恩斯。
从此，亨利和纽贝利结怨十年，直到30年代以后，他们的儿子艾德索与菲尔普斯成为朋友后，他们的怨仇才得以消除。
2 一份惹事的报
如果说，亨利组织和平船计划，参加竞选，是走了一段他并不熟悉的路，那么，他办报就更是得不偿失了。他为此花了500万美金，而得到的收获有限，带来的多是误解、扯皮和烦恼。
在参加选举期间，竞选的另一方充分利用了舆论工具，对福特发动了攻击，这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不足为奇的。亨利认定这些报纸是银行家操纵的。亨利一直不愿与金融界打交道，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面对这些攻击，亨利自己既不善演讲，手里又没有可资利用的说话工具，真可谓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于是亨利决定自己办张报纸。他想借此把自己的理想源源本本地告诉公众。他说：
“我要报道事实，我要告诉人们需要知道的事，我要告诉他们，是谁发动的战争，以及腐败政治的游戏是怎样进行的……”
首先，他找了在福特公司当推销员的克拉克负责筹备发行报纸的事。
这时恰好《迪波恩独立报》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边缘，福特便将它整个买了下来。
《迪波恩独立报》原是份地方小镇的刊物，发行量不足1000份。亨利选中它，主要是喜欢这个报名，它很能代表他自己的性格，并且他也想为家乡扩大点知名度。
亨利为自己的报纸找到了一批底特律的笔杆子，扩大了编辑阵营，还买了部大型印刷机。
《迪波恩独立报》于1919年1月11日正式出刊。
亨利办报的目的本不在赚钱，所以他拒不刊登广告，也不借此宣传福特公司。他的报纸是从政性的，五分钱一份，一年一块钱，每周出一次，一年的成本是5元，销得越多亏得越多。亨利不在乎，关键是他要宣传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报纸专门为他辟了一个“福特先生之栏”，直接传播他的言论。这个栏目由亨利口述，专栏作家威廉·卡莫生执笔润色。
卡莫生是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本来是随口而出的东西，经他之手，就成了流畅而有条理的东西。30年代，美国一个深受听众喜爱的广播节目“福特周日晚间节目”播送的一些亨利·福特的精辟、风趣的话语也是卡莫生的杰作。这个节目在底特律交响乐团美妙绝伦的轻音乐伴奏中，时不时插入一段福特真诚而又平实的说教。他措辞委婉含蓄，语调舒缓，娓娓动听，题材总与现实的生活有关。这个节目简直把亨利打扮得像个十全十美的圣贤，然而又是你普通的朋友。
亨利的和平主张是世人皆知的。《迪波恩独立报》大量的述评都是在阐述他的和平愿望。这一年，美国政府又宣布征兵防守南方边界，以抵御墨西哥零星武装分子的边境骚挠。而此时，《迪波恩独立报》大谈什么和平理想，与形势显得很不协调。人们在怀疑亨利是不是别有用心。《芝加哥论坛报》便派记者采访福特公司。
记者来到公司，没有找到亨利，接待他们的是秘书克林·史密斯。
记者们问该公司对征兵的看法，公司是否有人员应征，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待遇等。
史密斯告诉记者，本公司的人员若离开工作岗位去参加所谓“国家保卫战”，将领不到薪水，也不能复职。
事实上，史密斯这番话并不能代表亨利的观点，他们之间从未讨论过这事。相反，亨利认为公司89位职工这次应征到墨西哥边界服役是爱国行动，他给这些人颁发了特别的证章，并保留在公司的职位，公司的社会部在他们入伍期间还去看望、照顾他们的家属。
论坛报不知详情，随后就刊登了克林·史密斯的谈话，并配发社论，指责福特麻木不仁，“不只是无知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只想保住自己财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个卖国贼”。
亨利从来不理睬外界对他的批评。日薪5元、和平船事件等，外界舆论从来就是毁誉兼之，没有必要为这些褒贬费神，他只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但他的律师鲁金却很气愤，他对亨利说：“董事长，对这样无理的侮辱，你不应该再保持沉默，应立刻采取法律行动。”
经鲁金的再三催促，福特公司向法庭控告《芝加哥论坛报》毁谤他人名誉。
法院选在底特律西北方15英里的小镇克雷蒙审判。这是个疗养区，景色宜人，一派乡土气息。陪审团12人，由1名铁路工人和11名农民组成。法院走廊挂着一幅标语，写着：“如果你在家随地吐痰，那么在这里也吐吧，希望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之所以到这里来打官司，是双方商定的，他们认定这里对谁也不会有成见。
亨利将他的报社也搬来了，以作声援。他担心别的报纸会歪曲事实，他得用自己的报纸告诉公众实情。此后《迪波恩独立报》就在克雷蒙办公。
开庭的这天，全美各大报都派记者来采访。
亨利在法庭中以证人身份出庭。亨利的弱点就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他只读完小学就再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如果说他在机械方面是专家，那其他方面的知识实在有限得很，他自己说“恐伯比小学生还不如”。
偏偏他的律师为他定错了调子，要是只抓住“卖国贼”、“无政府主义者”几点展开反攻，法庭辩论将会顺利得多，但他要全面出击，控告整篇社论，包括“无知的理想主义者”。
对方律师就抓住这一点，尽在“无知”上做文章。
于是法庭调查，他究竟是否“无知”，考了他一些美国历史。在众多记者到场的公开审理中，他像个小学生一样，一问一答，不是“不知道”就是答错题。这实在是一场很丢面子的法庭调查。
对方的律师问：“我们的国家曾经发生过革命吗？”
亨利答：“发生过。”
问：“什么时候？”
答：“1912年。”
问：“还有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不知道任何一个叛国贼的名字？”
答：“不知道。”
问：“你听说过班奈狄·阿诺这个人吗？”
答：“听说过。”
问：“他是谁？”
答：“我忘了。我想他是个作家吧。”亨利把为他们工厂写过报道的一位作家哈里斯·阿诺与美国历史上的大叛国贼的名字搞混了。也许他是没听清这个名字，因为他当时正翘着脚，用小刀削自己的鞋底。
但是对方却步步紧逼。接着他又要亨利当庭“读点东西”，想继续出他的丑。
亨利这次没有上当，他说眼镜丢在家里了，无法阅读。
对方后来又问了一大堆问题。亨利干脆跟他文不对题、不着边际地瞎扯。最后，他不耐烦了，回答对方：
“你这些问题，我五分钟内找个人，可以全部回答你。”
亨利在法庭中出了洋相，鲁金律师气得要命。亨利干脆离开席位，顾左右而言他：
“你看，一架飞机飞得很低。”
律师将他拉回来，他又看着窗外的小鸟，说：
“你不拿食物喂它，它是不会下来的。”
经过14周的调查取证，1919年6月，法庭宣布审理结果，福特胜诉，他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爱好和平的人。论坛报败诉，判罚6分钱罚金。
这场官司近似一场笑话。
亨利虽在法庭丢丑，但他的单纯、诚恳也更为世人所了解，很多美国人在报上为他鼓劲，认为他没必要知道那些与他无关的知识。“总之，我们喜欢这个北方佬，喜欢老亨利·福特。”他们就是喜欢这种不拘小节、粗俗朴实的乡下人，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人正可以他为榜样，成为大富翁、大名人。
整个审讯过程，报界每天都向外报告。美国公民的大部分，或他们的前辈都是移民来的开拓者，对那种咬文嚼字、咄咄逼人的提问全无好感。相反，当他们通过报道，了解到这个年近6旬的巨富没有一点架子。知道了他高兴起来可以和10岁的孩子赛跑、爬树，有时轻轻一跳就坐到桌子上去了，有时在朋友面前不服老，去踢头上的吊灯，闲暇时在家修这修那，一场雨过后，披着雨衣下地去看玉米，吃土豆不削皮，不走大门爬窗子，很少参加名流聚会，更不去贵族俱乐部……这一切，不但没有降低亨利的“上层人物”形象，反而把他与公众拉近了。
事过20多年后，论坛报社社长给亨利写信，重提旧事，表示道歉。
《迪波恩独立报》在20年代初热衷于讨论犹太人问题，这也给亨利引来不少的麻烦。
亨利确实有对犹太人的偏见，这可能与他年轻时接触犹太人的经历有关，他认为犹太人喜欢放高利贷，所以他也一直不喜欢跟犹太人占统治地位的金融界打交道。和平船事件是他一生中扫兴的经历，而这一笔也是那位犹太裔的史基威摩夫人帮他添上去的。他说这个世界是由金钱控制的，而金钱是由犹太人控制的。
独立报秉承亨利的这些思想，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评论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不良影响。社论说：“世界上有一种民族，他们从来不受欢迎，他们站在异乡人从未有过的优越地位，洋洋得意，连全盛时期的罗马人都没有他们骄横。”
报纸还经常登一些犹太名人的丑闻。此类文章都由欧内斯特收集材料，卡莫生组织成文。
这些文章引起社会很大反应，好莱坞的大制片商福克斯就扬言，如果独立报再写此类文章，他就要拍一些福特汽车发生严重车祸的电影。
亨利自己也觉得过头了些，下令停止刊登这类文章。
可是到1924年，有一位犹太牧师，正在推行他的“赛普洛计划”。他告诉农民如何去控制市场，而不要被市场控制。
独立报撰文批评，这又是狡诈的犹太人在向农民行骗，赛普洛在教授他的方法时获取高利。赛普洛在教授他的方法时收取的服务费虽然很高，却是明码标价的，不存在欺瞒行为。所以他向法院控告亨利诽谤之罪。
被告不是独立报，而是亨利·福特。
独立报的主编卡莫生作证说，写这些东西并没有与亨利讨论过，报纸印出来也不交老板审查，亨利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赛普洛一口咬定，亨利不会不看自己的报纸，那报上的“福特先生之栏”难道不是福特所说的吗？这真是扯不清的麻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