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造出，此后，它不仅是战略武器中的“毁灭之神”，它更是政治讹诈的王牌。眼看着世界牌局上只有美苏两国在争“大、小王”，强人政治家毛泽东自然明白，没有这东西，连小国英、法都比不上，连“红桃A”都当不上。于是他发出了温和的怒吼：砸锅卖铁也要搞出原子弹。原本要帮忙的苏联在1958年撤走了全部专家，致使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原子弹才上天，而头一天，赫鲁晓夫下台。11月，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并试图与苏联改善关系，结果遭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冷漠，周恩来不卑不亢，力保尊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亲赴机场迎接周恩来归来。
这颗原子弹爆炸后，中国成为了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核国家，而这五个国家正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由此可知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升天该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意义如此之不寻常，那么记录这一重要历史瞬间的照片自然就同样不寻常。当时除了科技方面为留资料而拍摄之外，用于对外报道的摄影记者，只有八一厂的摄影队和从《解放军画报》调来的摄影记者孟昭瑞了。这一次，连新华社都没有名额，可见条件要求有多严。另一个原因是，原子弹主要的牵头单位是部队，因此由解放军派出记者也是顺理成章。当时孟昭瑞是军方派出的摄影记者，并不代表军画报。如今想起来，孟昭瑞觉得很荣幸的同时，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的压力毕竟只有一个人在拍啊，万一有个闪失将无法交代。
从技术上讲，这是中国谁都没拍过的东西，几乎没有经验可循，似乎一切都心中没数。它到底怎么爆炸，冒什么烟，火球多大，怎么变化，能维持多长时间，亮度多大，如何曝光，还无法测光……一切都不知道，还要站在几十公里之外的安全地带拍，还得穿着白色的防化服，尤其是戴着几乎是纯黑色的眼镜，连取景都困难许多。若爆炸成功了照片拍坏了，那才真要“吃不了兜着走”呢。
我当时是军画报的机动记者，经常跑重要新闻，单位和家里也就习惯了，这次又是。当时的社长高帆告诉我说，有个重要任务，你去找××人吧。家里人也不知道，也不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服从组织，听从命令。我搭着专机到了罗布泊的马兰这也是后来起的名字，那地方常开马兰花。这里是实验基地，有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菜，没有水，有也是苦的。天天吃罐头，我们去的时间短，那些科技人员和战士们真的太苦了。戈壁滩上只有帐篷，风吹来立刻就被刮走。
保密是超级的。所有的参与人员都要按一类保密单位人员的政治条件来审查，要求人人有材料，个个有旁证，外调任务很重。能够去的人也是被告知：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子女，横不传夫妻。曾有个笑话，夫妻俩都分别接到任务，结果谁也不说，到了基地互相认出来了，才知原来是同一个任务。
我用了林哈夫6×9的相机，还有120的禄莱，135的莱卡M3，因为不知爆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没用三脚架。1964年10月16日15时，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只听一声巨响，先是火球，在迅速地变化，然后一团蘑菇云升起，越升越高，十几分钟后云状散了，半小时后完全消失了。我就抓住了开始的几秒钟时间，拍了几张，最好的只有一张。就这样我见证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爆炸成功的消息早已发了出去，两个小时后，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职人员时发布了这个大好消息，整个会场顿时沸腾了，周总理连忙说，大家不要跳了，再跳楼板就会塌的！不仅是一个大会堂，整个世界都为之震撼了。
而孟昭瑞的胶卷却要在几天后才能运到北京，在军画报冲洗后交给上级。几天后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这幅照片，但当时只署新华社的名义，直到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后，这幅照片才开始署孟昭瑞的名字。
谁有了原子弹，谁就在国际社会上有了更多的话语权。中国原子弹成功后，又用了两年多，又成功爆炸了氢弹，它比原子弹的威力更大。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8个月，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就在1964年底，中国把欠苏联的贷款连本带息全部偿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