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遗址是一处汉晋邮驿机构。包括主体建筑、灰区、马厩及附属筑，总占地面积22500平方米。发掘时采用5x5和10x10米两种布方方法，开探方141个，清理的遗迹有：
1.坞院坐西向东，呈50x50米正方形院落。墙基宽1.52、残高0.8米。用0.48x0.28x0，2米土坯炮筑，外抹草拌泥，涂白色。东北与西南墙角处各筑角楼一座，正方形，基底7x7、残高1米。筑法与坞墙同。坞院内靠坞墙处均有房屋建筑，共27间，靠东墙南端2间、靠南墙3间保存不好；靠西墙10间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规格，长方形面积较大，如F6为4x8米；方形面积较小，如F9为3x3米。靠北墙、靠东墙房子较多，共12间。有的面积较大，如F26为4x9米，而且出土了抄写在F26室内墙壁上的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五月颁布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东门外南侧有一组建筑，从遗迹推测应有房屋5间，保存较好的仅2间，估计为门卫戍守住所。
2.马厩在坞院南墙外依墙搭建。由东、西两部分构成。靠东一组前、后2间，前间为11x11米；后间为11x6米。靠西为一大通间，与西南角楼相连，东西长28、南北宽14.5、墙基宽0，5、残高1米，用土坯砌筑。厩内残留部分木桩，坚硬的马粪土层最厚处达0.5米。其上覆有0.5米厚草木灰均匀堆积。
3.灰坑遗址内有灰坑10余个，形状不一，无分布规律，但均在同一层位上，即魏晋时代遗存之下。根据灰坑中出土西汉晚期汉简，推测这些灰坑可能形成于东汉初期。
此外，坞院西墙外和东门口及北侧均有灰区堆积。其中西墙外最丰富，门口次之，北侧则较简单。汉简等文物大都出自西墙外的灰区堆积中。
三、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主要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文具及简纸文书（包括帛书和墙壁题记)4大类，总计达7万余件。
生产工具主要为铁器，共230余件。有犁、爵、铧、削、镰、镑、沪、刀等。都为用后丢弃之物。此外还有加工粮食的石磨。
生活用具主要为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和丝绸制品、毛麻织品等，共6000余件。漆木器主要为耳杯、盘、筷、匕、勺、木梳篦等；草编器多为床席和门帘；丝织品多为衣服碎片，有绢、帛、绸、缯等；皮革和麻布类制品主要有鞋袜、鞋垫等。此外还出土灰陶片3万余片，主要器物为罐、盆、甑、瓮等。
文具类主要有笔和纸。出土毛笔4支，其中两支保存完好，均属用后遗弃。麻纸460余件，按颜色可分为黑、褐、黄、白4种。纸上有字者多为后两种。从质地看，主要由麻织物和丝织物制成。
简纸文书类包括如下4种：
1.简牍共出土两汉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者23000余枚。主要出土于西墙外和东门外的灰区堆积中。简牍以木质为主，竹质极少。按形制可分为简、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6种。简牍文字的字体有正规的隶书、草书和半隶半草的草隶体。还有习字者所书的小篆和楷体字。简牍文书大多数编绳巳朽，多巳散乱。有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册子40多个。编册完整者多为细绳编联，分两道和三道两种。有先编后书者，也有先书后编者。每册所编简赎视内容而定，有3枚一编者，有5~8枚~编者，亦有30余枚一编者。有数枚单简编联成册者，有数枚两行编联成册者，也有简和牍混编成册者，还有单简与两行混编成册者。这批简牍按内容可分为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以及一些古籍残篇。目前，释文整理巳经结束，经整理编号者18000多枚。其中纪年简1900余枚，占巳整理简文的10.6%。纪年简最早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2.帛书10件。均为私人信件。出土时一般折叠成小方块，受潮后墨迹相互浸透，但内容尚可释读。
3.纸文书共出土有字残纸10件。其中汉纸9件，晋纸1件。
4.墙壁题记出自F26、F27房内，因最初写在室内墙壁上，后因墙壁倒塌而成碎块，出土大小不等的残块203块。大部分为长期涂抹多次书写的多层墙壁墨书，少部分为一次书写。经整理复原，F26：6比较完整，长222、宽48厘米。用黑宽线勾出边框，中间用红色竖线分栏，然后书写文字，共101行。题为《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
除上述4类外，还出土封泥、印章、钱币、车马器残件、带钩，以及大麦、粟、糜、豆、苜蓿、大蒜、核桃、胡桃、杏核等农作物和马、牛、羊、鸡、狗、兔、赂蛇等家畜骨骼。
四、学术价值
悬泉置遗址主要以出土数量众多的汉简而闻名于世，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两批居延汉简发现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为研究我国秦汉史、西北地方史、中西交通史、西北民族史和两汉丝绸之路以及其他专门史提供了丰富资料。
首先，作为邮驿机构的产物，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大量具体生动的邮驿资料。悬泉置当时全称为“敦煌郡效谷悬泉置”，是效谷县下辖的一处邮驿机构。敦煌郡时有厩置9所，悬泉置当属其一。悬泉置有官卒徒御37人(另一简记载为47人），传马40匹左右，传车少时6乘，多时15乘。分管具体事务的吏员有置丞、置啬夫、厩啬夫、仓啬夫、少内啬夫、都田啬夫，置佐、置令史、置史、置司御，厩佐、厨佐、传舍佐、邮书令史等。分担具体工作的有置卒、置御、置奴等。除上述9所厩置外，敦煌郡辖境还有12个驿，近60个亭，东汉时又见石靡邮和悬泉邮。通过对这些邮亭驿置的研究，可以看出它们的各自功能、相互关系和整个邮驿系统。对邮件的封发、传递、签收，简文中亦可看出当时的若干规定。这些虽在以前的居延简中亦可见到，但悬泉简中反映得更为充分。悬泉简中有一枚木牍详细记载了河西走廊从苍松(今古浪)至渊泉(今玉门境)的驿置里程（n0214：130)，恰与70年代出土的居延新简中的一枚里程简(EPT59，582)内容衔接，不仅可以勾勒出丝绸之路东段从长安到敦煌的具体路线和道里远近，而且对研究两汉时期有关各县城址的具体位置具有重大价值。
其次，悬泉简中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国使者途经悬泉置的有关记录，是研究丝路贸易和汉与西域关系的珍贵资料。这批简文所涉及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抒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24国，一些重要国家与汉王朝的来往，悬泉简中几乎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此外，悬泉简中还保留了西域都护以外中亚国家与汉朝的来往情况。如层宾、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祭越、折垣等，而后两个国家在过去传世史籍中未曾见过，提供了研究中亚史的新材料。
再次，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近百钱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简牍，是研究羌族史的新资料。简文中有4种与羌族有关的官职史书无载：护羌使者、主羌使者、护羌都吏、主羌史。其中“主羌史”为敦煌太守的属官。敦煌地处西陲，境内羌人由太守府专设“主羌史”管理，是有异于内地的制度。悬泉置遗址中还出土一个归义羌人的完整册子和散简数枚，反映了活动在河西的弟人种落及其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各归义羌人有“王”统治，同甘青地区出土的“汉羌王印”“归义羌侯印”一样，是汉朝对羌人实行羁縻政策的明证。羌人常受到朝廷和汉族官吏的压迫，悬泉简中常见羌人被充作奴婢的记载。神爵二年，羌人反叛，朝廷派赵充国和辛武贤调兵镇压，这在悬泉简中亦有具体反映。
悬泉汉简虽以邮驿资料见长，但鉴于当时邮驿机构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功能，简文内容又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简中33位敦煌太守及其具体活动的记载，结合史籍，可以排出他们任职的先后序列；敦煌太守及其属吏除补升转的记载，是研究地域政治史的极好材料；市场物价的详细记载，可以折射出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涨落起伏；丰富的律令文书和罪徒流徙材料不仅对研究汉代的法律有重大参考价值，而且对敦煌地区的人口构成提供了丰富的佐证；戍卒名籍不仅可以看到戍卒的更替和生活状况，还可从不同的籍贯看到内地与边郡的广泛联系。在科学文化方面，简中的历谱、医方、日书以及一些古籍残篇都大大丰富了有关问题的研究视野。此外，简中反映的书法艺术、文书格式以及服饰、饮食、兵器、车具、马匹等方面的材料，也都极大地丰富了有关问题的取材范围，是这批简文的重要内容。
五、研究状况
悬泉置遗址因出土汉简数量大，整理工作至为艰巨。自1993年至今，有关人员主要致力于简牍文书的记录登记、编号建档、文字考释和照片拍摄等。目前，上述基础工作已基本结束，有关简牍释文即将公之于世，供学界研究。从遗址发现到现在，巳发表简报、概述及研究文章近20篇(见附录）。限于资料尚未全部公布，研究工作还未全面开始。可以预见，等资料全部发表后，将会掀起一个新的研究热潮。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甘肃河西走廊发掘的悬泉置遗址，因其出土物的丰富和遗址的重要，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该遗址位于今安西与敦煌两县交界处安敦公路南侧1.5公里的戈壁滩上。东去安西县城60公里，西距敦煌市区64公里。北纬95°2V，东经40°20、是一处汉魏时期的邮驿机构。1987年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该遗址地表零星汉简出露。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进行抢救性发掘。经过3个年度的田野工作，1992年结束。
悬泉置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目前，简牍文书的记录、登记、编号建档、文字考释、照片拍摄以及其他器物的分类整理巳基本告竣，不久即可付诸剞劂，公之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