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如此，如今实际情况如何，必须进行实地考察验证。余从1986年到1989年间，曾四次前往，分别沿西土沟两岸反复进行全程踏察，得知西土沟泉水初始出露之处在“石棺材”西南1里许，东北距寿昌故城(破城子)约十里。此处涧道，上宽约4米，底宽仅1米余，自此始初见泉水少量渗出，细流向北，一路汇集众多底泉，北行约五百米许，水量更增，水势更盛，涧阔亦大大加宽。因知《图经》及其他三件文献所说此涧源在寿昌县西南十里，当即指此泉水初露之处。
然而今所见西土沟之涧道，并不自此泉水渗出处为始，它继续向东南延伸，与南部黑山泄洪沟(亦名西土沟)及更南党金山泄洪沟(今名阿克赛沟)皆可相通，长百余里，大大超过了《图经》关于此涧长度的有关叙述，与《图经》绝难相合。
査西土沟自泉水初始渗露点以上通向南部山中的涧沟，平时干涸无水，只在每年七、八月份山水暴发时才有洪水泄下，流入干沟，始成通流之水，但仅为时一天洪水即可泄完，次日，复成干沟。据此而言，无水干沟当然并非无卤涧之源，无卤涧的源头，仍应是“石棺材”西南泉水出露处。这样，同《图经》中关于无卤涧源头的记载实质上是一致的。
今之西土沟泉水出露处，在寿昌故城(破城子)西南十里。北流约里余，折向西北，其转折处正北3里直对墩墩山烽燧(根据前弓丨《图经》的记载推断，敏墩山烽燧，应即“石门烽”）。涧水又西北流，过黄鸭洞北，又西流，折向北流，至馒头山西侧，此处正东约4里，直对墩墩山烽燧，即《图经》所谓“至石门烽西”是也。近年在其下方修建钢筋水泥闸门一道，自闸门以下，分为二渠，一渠向北，过阳关林场，至卷槽，渗入沙碛；一渠向东北，灌溉阳关林场东部田园。但根据《图经》所载，唐代大约在闸门以南不远处本向西流，进人西寿昌城界内。后世由于向西的涧道全被流沙埋没，并形成髙大沙梁，西寿昌城故址亦被埋在沙梁下。如此，涧水西流受阻，不得不改变流向逍北而下，即今所见水泥闸门以下北流的废涧道。此段涧道，当形成于元明时期。今就涧道东侧修建卵石干渠，引水入渠，涧道遂因干涸而废。
这样，《图经》关于无卤涧“正西入寿昌古城界”的记载，尽管今因地貌改变，涧道填湮，仍然可以予以落实。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古阳关”的故址所在了。
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载：
阳关，东西廿步，南北廿七步。
右，在县(指寿昌县）西十里。今见破坏，基趾（址）见存，西通古于阗等南路。
以在玉门关南，号曰阳关。
本条关于阳关关址的规模大小、方位、残存情况、交通以及得名由来，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记述。
第一，关于关址规模，记云“东西廿步，南北廿七步”。唐代每步5尺(大尺），则关城东西宽约为100尺，折合公制为33米，南北长135尺，折合公制为41米，二数相乘，为1353平方米，是为关城平面面积。这是我国文献关于阳关关城面积大小的唯一记载。除了接触过这件文献的人之外，多数人还不知道这个数据。
第二，关于阳关的所在方位，向有寿昌城西“十里”及“六里”二说。P.5034《图经》记云“在(寿昌)县西十里”，《新唐书地理志八》引贾耽记四夷道里云“一路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二者所载相合。而《括地志》、《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太平寰宇记》及《舆地广记》等书谓在寿昌县西六里，与当地地志及《新唐书》之说不同。P.5034《沙州图经》出自本地人之手，得之于亲历目见，最为可信。二者相较，吾取《图经》之说。
第三，关于关城存毁情况，P.5034《图经》云今见破坏，基趾(址)见存。”本卷撰于武周时期，当时阳关故城已“破坏”，只存“基址”。此后进一步破坏，到晚唐及五代时，甚至连“基址”亦不存在。故晚唐时的S.788《沙州志》和S.367《沙州、伊州志》及五代后晋时的《寿昌县地境》与后汉时的《沙州都督府图经略抄》(P.2691)都不再把已经消失了的阳关故址虚挂在志书之内。因此之故，阳关故址在当地亦渐失其传。大约五代末或北宋初的《敦煌录》竟别出异说云：
州西有阳关，即故玉门关。因沙州刺史阳明诏追拒命，奔出此关，后人呼为阳关，[西]接鄯善城，乏水草，不通人行。其关后移州东。
阳关、玉门关分别为敦煌西边的两座关城，自古以来分得很清。《汉书地理志》敦煌郡龙勒县条班固自注云有阳关、玉门关，皆都尉治。”所谓“皆”者，明非一关及一都尉治，实云阳关、玉门关二关、二都尉所治。清末至今所出汉简中，亦分别发现明载“玉门都尉”和“阳关都尉”的简文，可为班固原注分作二关二都尉治之说作证。三国时学者孟康亦明言阳关、玉门关“二关皆在敦煌西界”(见《汉书西域传》“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句注）。唐李贤注《后汉书西域传》云“玉门、阳关，二关名，在敦煌西界。”与李贤同一时代，敦煌当地编撰的《沙州图经》(P.5034)列有“二关”专条分别记述阳关、玉门关遗址的规模、位置、残存情况，又在石城镇“六所道路”条记述了由石城镇至沙州分别通过玉门关和阳关的南北两条道路。唐宋地理着作如《括地志》、《通典州郡典》、《元和郡县志》、《旧唐书地理志》、《舆地广记》等书，也都分别记述了二关的有关情形。然而从来没有“阳关即玉门关”之一说，五代以后，即《敦煌录》之说出现之后的宋、元、明、清地理着作如《太平寰宇记》、《新唐书地理志》、《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元一统志》、《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等都不取《敦煌录》这种异说，表明宋以后学者亦视《敦煌录》这种说法为无稽。我们根据出土汉简的记载，可以认定阳关、玉门关为分设于南北的两座古关，并各置都尉分别管辖。至于阳关故址，自应在寿昌城(敦煌市南湖乡破城子)西南十里一带寻找。根据“无卤涧”条的记载，则在此涧源头之东北附近，即P.5034指出的无卤涧“源出古阳关城西南”是也。
今见无齿涧源头东北三百米许，有长方形青石一块，当地俗称“石棺材”，长约2米，厚约60厘米，其宽度，因侧埋于沙土之中，未知为数几何。仅露出地表部分已宽约70厘米。而此处为沙地地带，非山非陵，不产石头，附近百里之内虽有石山，皆非青石；而且形状规整，显系经过人工凿制之物，据此推测，此石当是从远方运来之加工石料。可能是建筑构件或界碑界碣之类。余颇疑为阳关城之遗物。若然，则古阳关或当在此。以往学者，或以为阳关在红山口（即石门谷口），或以为在墩墩山烽燧(石门烽)南之古董滩，或以为在古董滩西。以为在红山口者，了无遗址可证；以为在古董滩或占董滩西者，见有瓦砾、陶片、箭镞、五铢等遗物之大面积分布；以为在古董滩西者，又有大面积建筑遗址可见。但与唐人记载阳关城本甚狭小局限之况不合；与P.5034卷子所说阳关在无卤涧源头东北之说亦不合。故余颇疑焉。今余又提出在石棺材附近，与P.5034无卤涧的有关记载相合，但除石料一块外，别无他物为证。故以上诸说，皆有待探査发掘，方可最后定论。
三、渥洼水
渥洼水又名渥洼池。北魏时于此地建立寿昌郡随郡名之变，此水又改名为寿昌海。汉武帝元鼎三、四年间，一位南阳刑徒名暴利长，于此水边捉得一匹与众不同的野马，谎称“神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假戏真做，借以大肆张扬，遂成为西汉历史上一件大事(参见拙撰《渥洼水天马史事综理》)。此事最早见载于《史记乐书》，百余年后，班固又载入《汉书武帝纪》及《礼乐志》。此后，东汉李斐、李奇、苏林、应劭、孟康，刘宋裴絪、唐司马贞、颜师古等相继为之作注，成为汉史着名掌故。不少文人写诗作赋，又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着名题材。
关于渥洼水具体地址，唐以前史注家往往泛言在“敦煌界”，唐以后之地理家，亦泛承旧语，莫能确指。至清道光年代以来，敦煌文人附会为敦煌城南七里之月牙泉，以为“月牙”即“渥洼”之音转，赋诗着文，信以为真；又在月牙泉畔树立古迹碑，大书“汉渥佳池”四字以示游人。
幸有敦煌莫高窟石室封藏的唐五代敦煌乡土志残卷数种重新出世，渥洼水的所在才有了可靠的着落。
敦煌石室发现的P.5034号《沙州图经卷第五》载：
寿昌海右出寿昌县东南十里，去（沙）州一百廿里，方圆可一里，深浅不测，地多芦芄(蓟）（经询作者，原文“定”，作者初释为“溯”，后在1998年版《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中改释，为“蓟”之俗体。——编者注）。其水分流二道：一道入寿昌县南溉田；一道向寿昌东溉田。旧名渥洼水。《(汉）书孝武本纪》：元鼎四年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天)马之歌。李斐云南阳新野有暴利囷，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圈囝S困囹圔H0B，中有奇异者，与凡马异，来饮此水，利IS先作土人，将鞞勒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人代土人持胖勒，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其马，云从水[中]出。渥洼水即此海也。”
本卷撰于武后时。此后，晚唐及五代，敦煌又有多种当地地志，亦载此水，皆祖据本卷而加删省，现辑录于下：
寿昌海，县囵田圔，I图围水，屈曲周回一里余，深浅不测。汉得天马处也。
——S.367《沙州、伊州志》
寿昌海，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水也，[暴利]长得天马之所。——敦煌祁居温旧藏后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
寿昌海，县南十里，方圆一里。——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
上引诸卷，明确记载在寿昌城南十里的寿昌海，即汉代的渥洼水，为暴利长得“天马”处。同敦煌城南七里的月牙泉，一西一东，相距百余里，本非一处，不得牵合为一。清人不知早在北魏时渥洼水已改名为寿昌海，唐、五代至宋，皆沿用寿昌海之名，强以“月牙”之音释为“渥洼”之音变异写，实属无稽。其实，不仅清人对此不明，即使唐宋时期非敦煌土着的外地学者对此亦甚为隔膜。例如杜佑《通典》、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及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书，皆在沙州敦煌县条内着录渥洼水，后二书又在沙州寿昌县条内说明寿昌县本汉龙勒县，因县南有寿昌海而改名寿昌县，却对寿昌海即渥洼水只字不提，表明他们也并不知道寿昌海即渥洼7JC，不然的话，就不会把渥洼水记在敦煌县境内了。
唐杜佑、李吉甫和宋乐史等人的失误，可能是导源于东汉史注家李斐。刘宋时史学家裴驷着《史记集解》，于《史记乐书》“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句下引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当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人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利长先为土人持勒干于水傍，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绊，收得其马，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李斐本来讲的是发生在汉武帝元鼎四年秋之前渥洼水“得神马”的故事。那时，敦煌郡尚未建立，敦煌县仍属酒泉郡。龙勒县也未建立，渥洼水一带属敦煌县，即李斐所说的“敦煌界”。渥洼水出了“神马”并献给汉武帝后，即元鼎四年之后的某年，才把敦煌西部地区划分出来建立龙勒县，从此渥洼水才归属于龙勒县，即后来的寿昌县。李斐讲述元鼎四年以前的事，说渥洼水在“敦煌界”并没有错。但唐代杜佑、李吉甫及宋代乐史等人仍沿用李斐之说，不知渥洼水早已改属龙勒县，依旧把渥洼水记在敦煌县境内，就未免导人以谬了。清代人把敦煌城南月牙泉推断为渥挂水，其实主要是受了杜佑、李吉甫及乐史等人的错误“启发”而作出的错误推断。
这个错误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所出敦煌地志数种渐次披露，考古家方据以重新探寻渥洼水原址。最早要数向达、阎文儒二公。向达着《西征小记》，阎文儒着《敦煌史地杂考》，皆以为渥洼水即敦煌南湖乡破城子（即汉龙勒城，唐寿昌城)南“十里”许之南湖（旧名黄水坝水库，今名南湖水库，又名阳关水库)。向、阎之说，纠正了千余年来将渥洼水记在敦煌县境的错误，厥功大矣。向、阎之说出，遂为海内外学人所接受。敦煌当地亦从之，1984年敦煌扩建南湖水库，即于水库西南涵洞题楣云“渥洼池”三字，左右各刻一天马图像，以坐实渥洼水在此。不少书、刊文章，皆据向、阎之说，指明渥洼水即今敦煌市南湖乡南湖水库。近年中外游人，络绎来此，摄影留念，遂广传中外，殆成定论。
然而近年来笔者多次踏查，发现破城子至南湖水库北沿，不足6里，其南沿距破城子亦不足8里，与唐代地志未能契合。因疑向、阎新说，仍非确论。
为了确定渥洼水真正的故址，我从南湖水库南沿，继续向南查找，在水库以南2里许，见一沼泽遗址，沮如泛碱，方圆一里有余，四周髙起，中间渐低，形似仰盆。遗址之内，腐殖层厚达50厘米，当地农民切块挖取，晾干堆积，以作薪炭，火力虽不甚强，亦可用来煨炕取暖。就中残存四所大泉：当地俗称北曰亩半泉；中有2泉大体东西相对，形似车之两轮，当地称车轴炉泉(五万及十万分地图误标北曰车轱轳泉，中曰亩半泉)；最南一泉，名大泉，直径约15米。泉内一方形腐殖质结块，长约1.5米，宽约50厘米，厚约30厘米，其上满布沙土。初疑为泥质板块，不上不下浮悬于水中，甚觉稀奇。稍稍注视之，发觉此物缓缓移动，更诧其异，以为下有怪物驮负。以木杆探剌，方知为腐殖质结块。审视水底，见有底泉上涌，因悟乃因底泉涌力，推动此物，浮游缓移。当地老农告余，此处40余年前仍为苇湖，芦苹茂密，水深不测，牛马人内，荫蔽不可见。常有牛马陷人泉中，被水草缠绕而溺死者。自1944年扩建南湖水库，为了增加蓄水量，自此苇湖向北开沟，引水入库。此后，多次将水沟掏深并逐渐向南延伸，直通大泉，因而苇湖不能存水，湖底暴露，才发现几处泉眼，现除4处泉眼有水，仍旧往南湖水库送水，其余湖底已退化成沮洳滩涂。原来茂密的芦苇，屡经芟刈，难得再生，已成光滩。
此苇湖在故寿昌城东南十里，方圆里余，与P.5034《图经》所载渥洼水方位、里程、形状、大小俱合。因而推断渥洼水故址，当在此处，比向、阎二公所定之南湖水库向南移远2里。渥洼水之古迹指示标记，亦应改移于此。
至此，渥洼水故址之考订，差可谓得其实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