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因在千佛洞发现的《地志残卷》(Giles在BulletinofschoolofOrientStudiesVoi.6，No.4有影印本，岑仲勉先生定名为《张大庆抄地志》），所叙的南湖环境和寿昌正合，在Serindia便略引此篇作为《旧唐书》记寿昌由城南的寿昌泽得名以外更重要的新证据。此篇记寿昌城的西南有寿昌海，又有渥洼水，大渠，长渠，石门涧，无卤涧等，俱在城西南3里至十里，渥洼水并在城西南3里发源。现在要找一个距敦煌西南150里的城，城西南有湖，距城西南3里有一个水源，除去南湖东北的破城再无第二处，所以南湖破城即是寿昌城遗址。
据《元和志》、《寰宇记》诸地理书，阳关距寿昌城6里。阳关是个通西域大道所经，所以必然是临着大道的。现在寿昌故城循大道西行6里，只有古董滩一处是个遗址。所以古董滩应当是阳关所在。古董滩的遗址有半里见方，较寿昌城南北较长，东西相仿。所有陶瓦碎片可以表示从汉至唐。并且曾经发现过五铢货泉半两钱及铜箭镞，这也可以表示从汉代以还已经被利用过。照Serindia所记的遗物来看，这一个城和寿昌城都是从汉以来都有人经营利用，可见寿昌城是汉代的龙勒，而古董滩是汉以来的阳关。不过此处正是山水经过的地方，曾经因无人管理被山水的冲灌，再经风沙的侵削，将城垣削平了。现在除了将沙砾除去，尚偶然看出房屋残破的遗址以外，只能从陶瓦的堆积来判断住居的痕迹。但从陶瓦堆积的格外多，也可想到住人并不在少数。
现在古董滩的位置是在南湖水草田西偏南的地方，在水草田的尽西是一个大渠，跨过大渠以后便是古董滩。古董滩在大渠的西面，在一个山水沟的东面，和山水沟平行的是两条至三条沙岭，过了沙岭以后，便是十里左右的砾滩。再向西去便到了沙丘区域，人马都不易行过的。这样的沙丘行过60里便到推莫兔，这是一个有溪水灌注的山谷，住有十几家农户，在现在推莫兔村的南部，尚有一个汉代的城障，对河并有一个烽燧。向西70里到多坝沟，或向西南90里到库拉斯台(照申报馆地图，《辛卯侍行记》作葫芦斯台），都是大道，再行两站便到苦水，可以和出小方盘到罗布诺尔之路相会。
关于通西域的大道，两汉书《西域传》记着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条道，即：
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
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记着有3条道，即：
从玉门关西出婼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人大月氏为南道。
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庐仓，从沙井西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
从玉门关西北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北史西域传》所说出玉门的两道和《魏略》的中道和新道相同。《洛阳伽蓝记》记宋云使西域的事，走的是中道。《隋书裴矩传》的3道也和《魏略》相同。至《元和郡县志》所记的，是：
阳关谓之南道，西趣鄯善莎车。
玉门谓之北道，西趣车师前庭及疏勒。
假如将上列各道合并起来，共计有：
(甲）经楼兰的：
1.《西域传》的南道(《元和志》的南道同）。
2.《魏略》的中道。
(乙)经车师前庭的：
1.《西域传》的北道(即《元和志》的北道)。
2《魏略》的新道。
(丙)经婼羌的：
《魏略》的南道。
所以一共有5条道可走，其经楼兰的两条道，和经车师前庭的两条道，据本文上看其分别是在从玉门关到楼兰，和从玉门关到车师前庭，各有两条不同的路线，到楼兰或车师前庭以后，4条路线便合成两条路线了。在此5条路线之中，经车师前庭是只能走玉门关的，经楼兰和婼羌是可以走玉门关或阳关。此外尚有一条专走阳关到婼羌，即现在走阿尔金山的路，还有不走汉玉门关及阳关到伊吾，即玄奘所走的，这都是汉代大道所不经由，所以《西域传》和《魏略》都没说到，晚到《北史》也不提到。即是到西域的路实以玉门关为中心。
不过玉门关距西域的道路比较便捷，所以人境是人玉门关，如班超上书愿得生人玉门关，敦煌汉简“以食使莎车续相如上书良家子二人”，出使车师是走玉门关，如敦煌汉简“以食使车师君卒八十七人”，但阳关也有重要之处，如斯坦因在Serindia说的，阳关附近出产丰富，可以作成供给站，并且阿尔金山一带为流动的婼羌所据，阳关是个主要防线，都是对的。所以《西域传》说西域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2738里，出“阳关”至近者曰婼羌，鄯善国去“阳关”1600里，都是从阳关说起的。
清高宗作阳关考，驳相传阳关在新疆之说，这是对的。不过认为在红山口，却不免有些错误了。红山口在古董滩北偏西30分，南湖诸水合流向北流出的山峡，在山峡的上面有一个烽台。这一处从南湖诸水流到的水尾附近来看，确很险要。不过这是一个坐南向北的山口，从南湖到小方盘，可以走到，从南湖走西行的大路到推莫兔，却只经古董滩而不经过这里。古今记载都是自阳关直向西域，并无由阳关到玉门关再向西域的记载。倘若不经玉门关出红山口仍一直向西，那就一片沙漠，并无泉水，也无古废址可寻。古代的废垒并不在红山口一直向西的沙漠，而在出古董滩向西，现在尚有泉水的推莫兔和多坝沟等地。并且现在红山口只有一个烽墩，除此以外，别无遗址。所以红山口因为据着险要，从前曾经作为防守的一个据点，但按照遗址的规模和道路的方向，不能认为即是古阳关所在。
倘若就古董滩的遗址论来，古董滩的遗址诚然太平坦一些。不过由推莫兔溪畔的城堡到南湖，70里路中有60里沙原，中无滴水，其困难比较惠回堡到嘉峪关90里无水的石子道还要困难些。斯坦因也认为这是一个天然的防御。再就古董滩本身而论，现在因为城垣倒坏看不出险要，但假如长城修起来，有南(龙王庙)北(红山口）两个墩策应着一个千雉严城，也就可以看出是一个重要的阳关了。
四、唐以后的玉门关
唐初玉门关已东移，到唐中叶又东移，唐初的玉门关在距瓜州50里的北方，据慧立《大唐三藏法师传》云：
法师（在瓜州）因访西路，或有报云从此北行五十余里有取如河，下广上狭，泡波甚急，深不可波。上置玉门关，路必由之，即西境之咽喉也。关西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之外即莫贺延碛，伊吾国境。
……于是装束，与少胡夜发，三更许到河，遥见玉门关。去关上流十里许。两岸可阔丈余，上有胡桐树。布草填沙，驱马而过。
到《元和志》的时候，便说玉门关在晋昌东的20步(原文误为“150步”。——编者注），和这一处不同了。
要知道唐初玉门关的地位，必先以瓜州地位来决定。瓜州所在迄无定说，斯坦因在Serindia认为是安西以西的所谓瓜州城。他又认为安西附近的疏勒河即是玄奘所经的瓠舻河，因此他便认为唐初玄奘的玉门关是在瓜州的东北。但据《元和志》说瓜州距肃州480里，距沙州（即敦煌)300里，今安西以西的瓜州城距敦煌195里，距肃州600余里，和这个距离不对，是不能认为即唐代瓜州城的。
现在距肃州480里，距敦煌300里，只有苦峪城相符。《清一统志》云苦峪城在渊泉(即安西城)东南，东去嘉峪关四百六十里。”(经查，引文原为苦峪城在州东南，东去嘉赂关四百二十里。”——编者注)再加上嘉峪关至肃州60里，恰为480里，今城为明成化十三年所修，但早巳有迨址了。徐松《西域水道记》云：“断碑没草，寻其残字曰：大兴屯垦，水利疏通，荷锸如云，万亿京坻，耆旧相传，是张义潮归唐部人所造，以述功德。一面字势不类唐人，殆曹义金时作也。”可证城之建造，至晚在明以前。现在本地人称为琐阳城，琐阳出于稗官，不足为据。斯坦因的Serindia载发现的陶片，最晚到宋。所以此城决不太晚，此城为安西属内最大的遗址，明代所建，当仍旧基。此城距河照Serindia的图为20英里，与50里之数相近，正北有一城基名破城子，或是玉门旧关。逾疏勒河便是出星星峡或青铜峡到哈密的大道。开元天宝时，玉门关的位置，应仍和贞观相同，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云：
盖将军真丈夫，行年三十执金吾……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百草枯（岑诗作“白草枯”），南连犬戎北接胡。骑将猎向城南隅，腊曰射杀千年狐。
据闻一多及赖义辉对于岑参事迹的考证(闻文见《清华学报》，赖文见《岭南学报》），岑参系天宝六年佐高仙芝戎幕，天宝七年在西域。据此诗“腊日射杀千年狐”句，知岑参系岁暮出关。又此时尚有二绝句：
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惜一行书。玉关西望肠堪断，况复明朝是岁除。（《玉关寄长安主簿》）苜蓿烽前逢立春，胡卢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思想（岑诗“思想”原作“相忆”），不见沙场愁杀人。（《题苜蓿烽寄家人》）检《长历》，天宝六年丁亥十二月大，天宝七年戊子，正月初一日立春。此三诗时日，《寄长安主簿》有“明朝岁除”语，当为十二月二十九日作，《盖将军歌》言“腊日”，当为十二月三十日作，《寄家人》诗当为立春日即天宝七年元旦日作。
自苜蓿烽西去，便到敦煌，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云：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髫插金钿，醉坐藏钓红烛前。
城头月出时的宴会，应当是上半夜当月在上弦的时候，即应在十五以前。藏钩行酒据周处《风土记》和《荆楚岁时记》说是岁腊的风俗。但时方正月犹是新年，李商隐诗“隔座送钩春酒暖”，言春酒，也应是新春的宴饮。
所以岑参的路，是从现在安西附近，即玄奘所出的玉门关西行，正月初一沿胡卢河过苜蓿烽，正月十五以前到敦煌。现在从安西至敦煌，仍有沿河走的路。假若照《元和志》所说唐中叶以后的玉门关是在晋昌县东，晋昌即瓜州治应在今苦峪附近，则由晋昌到敦煌便应走经踏实堡向西一直的路，距河总在五六十里以外，不得云胡卢河上。胡卢河即瓠舻河，斯坦因证为疏勒河，甚为精确，所以从玉门关西去敦煌要在胡卢河上，非认为即玄奘所经的玉门关不可。所以贞观到天宝，玉门关未换位置，关的东徙，是天宝以后的事。
附记：本篇承夏作铭先生指正数处，谨志感谢。
(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第287296页，194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