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宇李树辉
一、古老的洲际文明大动脉
当世界还被浩渺无际的海洋分隔不通、各自闭塞的时代，亚、欧、非大陆之间已领先开出了互通文明的漫长的大陆桥。它就是如今被称作“丝绸之路”的古老的洲际文明大动脉。
我国先秦古籍记载：“黄帝游乎赤水，登于昆仑之丘”(《庄子天地》）；“尧治天下……东西至日所出人”(《墨子节用》）；“舜教乎七戎”(《墨子节葬下》）；“禹学于西王国”(《荀子大略》）；“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竹书纪年》）；“至于西北大旷原，一万四千里”(《穆天子传》卷4)，一再透露了上古时代中西交往的消息影响。《周书王会》的记载更为详明具体：
汤命伊尹作《四方令》，云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且略、豹胡、代瞿、匈奴、楼烦、月氏、纤犁、其龙、东胡，请以橐驰(驼）、白玉、野马、胸狳駚鞮、良弓为献。”
明确地反映了先秦时代中国人关于西域、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诸国的知识见闻。《四方令》可以说是商朝针对中国所需而制订的入口计划。
无独有偶，上古时代西方也有与此相呼应的记载。公元前8世纪成书的《旧约以赛亚书》第49章云：
我必使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希尼来。
“希尼”是古代西亚对中国的指称，“圣经公会”1919年中译本就直接译作“秦国”。
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泰夏斯和公元前3世纪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着作中称中国为“赛利斯(Seres)”，意即“产丝之地”。其实，在克泰夏斯和斯特拉波之前一千多年，中国丝绸就已经远销西域了。《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22日刊载新华社记者李希光的报道说：当时正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阿斯卡洛夫院士说，在乌兹别克以南的25座墓穴中发现了丝绸衣物的碎片，这些衣物的制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到1500年。这表明，中国与中亚之间早在张骞西行之前就巳存在一条古老的商道。”
我国战国时代，由于各诸侯国特别是秦国把主要精力投入内地的兼并战争，西北方面的匈奴势力乘机发展，攻占天山南北直到黄河以西的广阔地域，丝绸之路交通被阻断。到西汉初期，中国同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已经难乎为继。建元三年(前138年），汉武帝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居于匈奴背后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至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返回，向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地形所有”，使古来关于中西交通的传说和零星记载得到印证，而且更加详实具体。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的报告材料撰写的。
此后汉武帝用了20多年的时间，调兵遣将开拓河西，用武力排除匈奴对中亚爻通的干扰，再次打通“丝绸之路”。东汉时，“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地中海），东西万里皆来朝贡”(《魏书西域传》)。所谓朝贡，其实是披上了政治外衣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活动。
这条重新开通的国际交往通道，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向西，分南北两道：南道出阳关，经若羌(今若羌县)、且末(今且末县南)、精绝(今民丰县北)、扦弥(今于田县东)、于闻(今和田县南)、莎车、疏勒(今喀什市)诸国，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北道出玉门关，过白龙堆北(今库姆塔格沙漠），经尉犁(今焉耆县南）、乌垒(今轮台县南）、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温宿(今乌什县)诸国亦达疏勒，与南道合。东汉以来，另辟一条新北道，从敦煌东境的新玉门关向西北，经伊吾(今哈密)、髙昌(今吐鲁番阿斯塔那村古城），转南至龟兹，与故北道合(见《三国志魏志乌丸传》注引《魏略》)。自疏勒向西，又分三道：南道去层宾(今克什米尔)、身毒(印度）；西南道去安息(今波斯)、条支(今阿拉伯）、大秦(罗马），更由条支远达非洲的阿蒸散(见东晋译《那先比丘经》卷下。鱼豢《魏略》作“迟散”。即今埃及亚历山大港）；西北道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奄蔡(今中亚咸海至里海间）。
同陆路交通相辅，又有海路东至倭国(今日本），西达己程不国(俱见《汉书地理志下》，“己程不”即今阿比西尼亚）。北宋以来，海路交通进一步发达，商旅、使节经由海路乘船而行，远比驼马背上颠簸陆行舒适安逸，兼因西夏崛起于西北，陆路交通失去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古老的丝绸之路急剧冷落，萧条不振。元代稍有恢复，但终于被舒适安逸的海上交通取代了。
二、丝绸之路的伟大意义和作用
1870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撰写的《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把这条古代亚、欧、非文明h流的大动脉称为“丝绸之路”，主要是鉴于在中亚、南亚、西亚以及非洲、欧洲不少地方发现中国古代丝绸制品和有关中国古代丝绸的记述，所以便取了这个名字。此后，各国学者逐渐予以接受，并在自己的着作中加以引用，于是“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也就渐渐约定俗成了。
其实，认真推敲一下，“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并不十分确切：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之输向西方者，并不仅仅是丝调，还有蜀布、邛竹杖、医药、炼丹、漆器、瓷器、茶叶、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除了上述属于物质文明方面的输出之外，还有不少精神文明方面的输出，例如中国哲学、军事学、政治学、史学、文学、医学等。丝绸并不是中国古代先进文明唯一的和最有资格的代表，因此，用“丝绸”作中国文明输出之路的冠名，颇有以蠡测海之失。
第二，这条道路并不仅仅是中国文明输出的单向出口线，同时又是中国吸收西方文明的人口线。通过这条道路，西方的玻璃、苜蓿、葡萄、石榴、核桃、西瓜、黄瓜、大蒜、胡萝卜、胡椒、火浣布、棉花、芝麻、狮子、犀牛、香药，以及天文、幻戏、绘画、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陆续输人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且，这条道路还是西方各国文明相互输出输入的通道。事实表明，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与西方各国文明往来的通道，也是西方同中国以及西方各国之间文明交往的通道。两千多年来，中国、大月氏、波斯、罗马等各国都曾经为开通和维护这条洲际通道作出过贡献。“丝绸之路”这个仅具中国文明输出之狭隘含义的名称，远远不足以反映其双向交流和多向交流之实。当我们使用“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时，我们对这条道路性质作用的理解并不局限于一种狭隘概念。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丝绸之路”地域范围的理解又有新的发展。认为这条道路并不仅仅是从长安经西域到欧洲和非洲而已，这一段只是这条洲际交通线的西段，另外还存在着由长安向东延伸的一段，即从长安经朝鲜、西伯利亚、日本，远达南北美洲。朝鲜、日本和西伯利亚地区同中国早有交往巳是史有明载且为大家熟知的事实，意想不到的是，近数十年来西方在关于美洲文明、印第安文明和墨西哥文明的研究中，竟发现多起中国上古文明的遗物和影响，表明上古时代中国同南北美洲巳有交往。研究者推测，这种上古时期失却记载的交往，可能是从西伯利亚过白令海峡到达北美洲再向南抵达南美洲的。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处在探讨阶段，但上古时代中国与南北美洲有过交往则是有物可证的。根据这一新的认识，所谓“丝绸之路”就不只是横贯亚、欧、非三洲，而且是通向南北美洲、联结五大洲的洲际交通线。
汉唐以来，渐渐开通了从长安向东南经福建泉州入海至日本和南洋，以及从长安向南，出广州入南海，经南洋，西抵非洲，这条海上通道，今人称为“海上丝绸之路”。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进行交往、交流，增进了解、彼此促进是人类早已有之的共同需要。从文化史现象上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往往在相近的时间经历着类似的文明历程，取得类似的文明成果。例如，中国、埃及和印度天文学上都把黄道的恒星分做二十八宿，埃及、巴比伦和中国历法都把一年分做十二个月。这类现象，除了根据人类认识发展规律加以解释之外，会不会存在着相互交流和彼此影响的可能性呢？各民族的文明进步，除了本民族自身因素起决定性作用之外，其他民族的外来影响可以产生刺激促进作用，而外来影响则是通过同外部的交往获得的。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通通道，就是荷负输往载来任务的桥梁。
西方学者把“丝绸之路”又称做“商道”，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样存在着片面性。这条道路，的确布满商队货贩跋涉往来的足迹，通过他们的辛苦奔波，沟通了中西物资交流，得以互补有无，功绩不可埋没。但是，除了商人之外，还有政府使节的互相往来，学者高僧的访学问道，工匠艺人的谋生献艺。如果说商人们主要从事物质文明交流，那么使节、学者、髙僧、工匠、艺人则主要从事精神文明的传播。中国的养蚕、织丝、烧瓷、造纸、炼丹、医疗、火药、罗盘、印刷等项技术以及哲学、历史、文学的翻译介绍，外国的宗教、幻戏、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彩塑、植棉技术等这一类精神文明方面的成果，在古代基本上不具备商品属性，也不表现为商品形态，因为它不是系在价格砝码上的等价交换，而是更髙层次的超脱于价格观念的无私的交流。例如我国的张骞、班超、甘英、蔡愔、朱士行、竺法护、法显、宋云、玄奘、义净、杜环、髙居诲、王延德、丘处机(长春真人)、陈诚等人，西域、印度等国的伊存、迦叶摩腾、安世禽、竺法兰、康僧会、昙摩迦罗、支谦、鸠摩罗什、昙无谶、曹妙达、安马驹、白明达、苏祗婆、康昆仑、米嘉荣、安叱奴、安辔新、尉迟跋质那、尉迟乙僧等人，波斯人阿罗本、拂多延，日本僧海空、园仁，尼泊尔人阿尼哥，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利马窦，葡萄牙人鄂本笃等人，在政治、经济、宗教、哲学、绘画、音乐、舞蹈以及科学技术的传播方面都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他们的事业和活动的基本性质不属于商业范畴，他们的活动的目的和结果，不表现为“贩货兴利”，而是意义深广的精神文明的传播。由此可见，丝绸之路不只是“商道”，而是古代传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条“文明之路”。
三、丝路明珠——敦煌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由长安通往西域常道的必经之地，又是西域三道(南道、北道、新北道)进入中国内地的总会合口，《隋书裴矩传》所谓“总凑敦煌”、“咽喉之地”。西往者，即将进入沙碛险途，要在敦煌进行较充分的准备，例如生活补给以及旅行知识、向导人员的准备；东行者，刚刚走完沙碛险途，要在敦煌进行较充分的休整。这样，敦煌就成了迎来送往的接待站、补给站、休整站、第二起点站。这意味着，无论东去西往者都要在敦煌作较长的停留。同一般过路城市比较起来，敦煌城的暂住人口比重显然要大得多。同这一情况相应，敦煌的旅馆、商店生意兴隆发达，物质供应和商品上市量大而且商品品种繁多，刺激并促进了当地百业兴旺。
敦煌悬泉汉简记载，悬泉置(敦煌东130里)为两汉魏晋时“丝绸之路”上的一处重要驿站，接待过中央王朝的巡边御史、都尉、外交使节及不同层次的公干人员，也接待过大月氏、乌孙、车师、莎车、且末等国的贵人使者，接待规模有过一次多达百余人的记录。由于暂住人员身份不同，驿站设置有不同规格的房间，甚至有类似今天的旅馆的标准间，堪称古代的星级旅店。敦煌城内更是店铺林立。敦煌遗书记载，五代时敦煌城内有康家店、赵家店、员昌店、幸通店、博士店、寒苦家店、泛法律店、泛押牙店、王富昌店、石家酒店、曹家酒店、安家酒店、罗家酒店、很家酒店、承恩酒店、丑子酒店、郭庆进店、罗丑煞店、盐子磨店等店铺字号。敦煌遗书P.3644有两首反映这一时期敦煌店铺货卖经营的诗，其一曰：
某乙铺上新铺货，要者相问不须过，交关市易任平章，买物之人但且坐。
某乙铺上且有：桔皮胡桃瓤，栀子高良姜，陆路诃黎勒，大腹及槟榔；亦有莳萝荜拔，芜荑大黄，油麻椒称(蒜），河藕弗(佛）香；甜干参，醋齿石榴，绢帽子，罗幞头；白矾皂矾，紫草芳苏；粆糖吃时牙齿美，饧糖咬时舌头甜；市上买取新袄子，街头易得紫绫衫，阔口裤，崭新鞋，大跨腰带拾卷事。
吃的、穿的、用的、戴的、调味品、治病药、土产、番货，一应倶全，任凭选购，价钱可商量，机会莫错过。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商业繁盛景况。
敦煌作为中西交往的咽喉城市，其流动人口的国籍和民族成分相当复杂。敦煌遗书当地名籍和有关文书中有不少康国、安国、石国、曹国甚至波斯、印度以及朝鲜居民，这就必然带来多种语言文字的流行使用和口译笔译，出了一些着名的翻译家。早在西晋年代，敦煌已是佛经翻译名区，被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一生翻译佛经210部394卷(据《历代三宝记》所载），为佛教传入中国早期译经最多的翻译家。敦煌地方政府设有“译语舍人”、“衙前通引”、“修于阒文字孔目官”、“修西州文字”、“修甘州文字”等一类职务，掌管与诸国交往事务及使节的接待和语言文件的翻译。敦煌遗书中除汉文文献之外，又有相当数量的梵文、粟特文、怯卢文、突厥文、于阗文、回鹘文、叙利亚文以及稍后的西夏文和蒙古文文献，其中除佛经外，还发现粟特、印度、于阒、回鹘僧侣俗人撰写的书信、论着、诗歌、行纪、公文、帐册之类，更有极为珍贵的蕃-汉、梵-吐蕃、回鹘-汉、蒙-汉双语词典和对译写卷，反映了敦煌兼用多种文字以及各民族语言交流的实况。
居民复杂的国籍与民族成分，又带来多种宗教的流行，佛教、道教信徒最多，流行最广，势力最大。但又有景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西方宗教存在。敦煌遗书中保存有这些宗教的经典、经目或活动记录，成为泪前世界上研究上述各种宗教极为珍贵的材料。
敦惶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地方政府对西域商人、使节过境、贸易或居住，采取保护政策。早在三国时期，敦煌太守仓慈率先给外国商人发放“过所”(通行证），照会各地政府及关防戍所，对他们的旅行和贸易经商给予保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允许胡汉通婚，听凭“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相夺”(见《三国志魏书》及敦煌遗书P.3636号《类书仓慈传》)。此后敦煌的执政者，基本上继承了仓慈的传统，继续执行开放政策，发挥敦煌作为国际交往口岸的作用。
敦灯因为地接西域，往往最早得到西方良种异产，而后传入内地，例如学者认为棉花种植，南北朝时期巳传人敦煌。公元8世纪吐蕃占领敦煌后，还在敦煌建立了丝棉部落，主要从事丝、棉生产。印度种植甘蔗和榨取蔗汁制作砂糖的技术，也在唐代传人。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唐写本《印度植蔗制糖法》一卷，详细介绍了印度制糖方法、工艺流程、关键要领，以及利用下脚料制酸酒的方法，还介绍了甘蔗育苗方法和移栽技术。上述事例表明，敦煌在接受西方先进技术方面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