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源一带的屯田，成绩卓着者要推娄师德及黑齿常之，黑齿常之在高宗晚年出任河源军大使，此时娄师德则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常之以河源冲要，欲加兵戍之，而转输险远，乃广置烽戍七十余所，开屯田五千余顷，岁收百余万石，由是战守备焉”。5000余顷地总收百余万石粮，单产恰好和甘州一样是每亩2石，可知河源地带屯田收获同样是好的。娄师德不仅在河源屯田，而且到丰州(今河套西北临河县一带)屯田，他身先士卒，“衣皮裤，率士屯田，积谷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从而受到了武则天的嘉奖。后来他还到河陇地区，出任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营田大使。神功中，又任陇右诸军大使，并检校河西营田事。娄师德在河陇前后经营多年，专意屯田积谷，大大保证了边地军队的给养，史称他“恭勤不怠，民夷安之”。
唐玄宗时，对河陇地区的屯田更为重视。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玄宗之世，“对于西北，则取积极进展之政策。”牛仙客之所以能由一个河西节度使擢居中央相位，正是因为经营河西得方，屯田积谷见效，史载“仓库盈满，器械精劲”，“清勤不倦”，“所积巨万”。这反映出玄宗时期河陇的屯粮是搞得不错的。《通典》记载，天宝八载全国屯田收成的总数是1913960石，其中河陇地区总收入700990石，占全国总额的37%。
唐玄宗时全国屯田及其在河陇地区分布情况，《唐六典》中有记载凡天下诸军州管屯，总九百九十有二(实数为一一四〇屯)”。分布于河陇地区的屯数是：
“河西道：赤水三十六屯，甘州一十九屯，大斗一十六屯，建康一十五屯，肃州七屯，玉门五屯，安西二十屯，疏勒七屯，北庭二十屯，伊吾二屯，天山一屯。
“陇右道：渭州四屯，秦州四屯，成州三屯，武州一屯，蜗州二屯，军器四屯，莫门军六屯，临洮军三十屯，河源二十八屯，安人一十一屯，白水十屯，积石一十二屯，富平九屯，平夷八屯，绥和三屯，平戎一屯，河州六屯，鄯州六屯，廓州四屯，兰州四屯，南使六屯，西使一十屯。”总数为326屯，约占全国总屯数的三分之一，这个比数不能算小，而其分布范围也相当广泛，远远超过了武则天时期。说明唐玄宗时期对河陇一地的屯田是重视的，已经全面推开。
尽管如此，由于唐玄宗时，边防屯兵的增多和管府需求量的加大，屯田的收获已经不足赡军了。因而在屯田之处，作为补充形式，又有了“和籴”。《新唐书食货志》指出开元后，边土西举高昌、龟兹、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缘边数十州戎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于是初有和籴。”
什么叫和籴？白居易说凡日和余，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也也就是国家出钱向农民购粮，以为战备之用。其先决条件是该地区生产比较发达，农民有粮可征。此外，在粮价上要定得合适，如果低于市价，和籴就会落空；太髙了，国家又会吃亏，所以价钱以略髙于市价为宜，这样既能保证军粮，又可以刺激农民生产的热情。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宣敕：“以岁稳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
敦煌卷子中有一件天宝四年河西军队的和籴帐目，详细记载了从武威官府领出用以和籴的绢沲匹段数目，价格以及籴得粮食的品种、数量和价格，是河陇当年进行和籴的证据。在当时，国家为了支持西北的屯防军队，每年都要调大批绢沲到边地购粮。《通典》卷6载：“自开元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日增其费，籴米则三百六十万匹段。”其中“朔方河西各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文献通考》卷21记载天宝八年和籴总数为1139530石。其中河陇地区达519954石，占全国总数的45.6%强，位居第一。这说明河陇地方的农业生产是发达的，军备也是充裕的。
唐代前期对河陇的经营除屯粮外，还实行屯牧，发展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
“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在古代，马匹之于战争，其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坦克、装甲车。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多次与周边游牧民族作战遭到失败的例子，考其原因，主要的一点是由于马政不修，而被对方发挥了马上优势的缘故。唐代前期，在西北边地所遭遇的劲敌，如突厥、吐蕃等，正是具有马上优势的游牧民族。这就显得马匹益发重要。因此，要克敌制胜，造成强大的巩固的边防，变劣势为优势，就非得重视养马不可。唐代前期国防力量所以强大，是与它在河陇地区实行屯牧、大力发展养马业分不开的。
《通典》中说，唐初“仅得牝牡三千匹，徙之陇右”。这可以算是唐代养马业的开始，到了髙宗时期，“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八监以掌之，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狭溢，更拓八监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是，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之闻也”。这里讲的是唐太宗到唐高宗前期，正是国力强盛之时，是唐代养马业的繁荣期。
髙宗晚年，马政渐废，此时国力开始转弱，突厥年年犯边，入陇右劫牧马，加之用人不当，饲马无方，马匹大批死亡，使官马“潜耗大半，所存益寡”，养马业一度中衰。
玄宗锐志边功，重整马政，出现了养马业的复兴期。《新唐书兵志》讲，在唐玄宗亲理马政之后，“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这是指开元前期的情况，到了后来，随着养马业的不断发展，牛、驼、羊头数也飞快增长。《唐会要》卷72有一个较详细的记录：“天宝十三载六月一日，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元太守郑遵义等，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五头（匹，口）：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牛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五头，内一百四十三头牦牛；驼五百六十三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骡一头。”官马之盛改善了军队的装备，如临洮军有兵一万五千人，就配给八千四百匹马，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匹。
由于国家提倡养马，不仅官马大量蕃息，就是私人也都牧马成群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为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
养马业的复兴，换来了国力的强盛，边防的安全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甚至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唐肃宗李亨起事，也还是借助了陇右的马力。《唐会要》卷72载：肃宗至平凉郡，“遂搜阅官监及私群牧马数万匹，军威始振”。
唐代前期养马业如此发达，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曰选地适宜；二曰善于用人；三曰措施得力。下面分条论述。
选地适宜：唐前期的牧地范围较大。《元和郡县志》说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剌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旧唐书张孝忠传附张茂宗传》说自贞观至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而《新唐书兵志》讲的却是八马坊，并且还指出：“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拓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新五代史》也讲盛唐在河西置有8监，牧马30万匹。究竟是7坊还是8坊，是48监还是50监？具体在哪些地方，诸书所记不尽相同，此处不作详考c但其共同的一点是，都把河陇一带肯定为屯牧的中心地区。
河西，古称此地“跨越边塞，保险阻”，“水草丰饶，以屯牧为宜”而陇右一带，也是养马盛地。陇西有一山名神马山，据说此山中有渊池，产龙马。还有一首民谚说郎枢女枢，十马九驹，安阳大角，十牛九接。”这些都充分说明，河陇地区最宜于屯牧。自秦汉以来，这里就是诸游牧民族放牧之所在。匈奴人因垂涎此地而南下，逼使月氏、乌孙相继西迁，据有从阴山到祁连山之间的大片地方，牧马纵横，如鱼得水。汉武帝夺取此地后，匈奴不胜惋惜地歌道：“亡我祁连，使我六畜不蕃息。北魏占有此地，也“以河西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蕃息，马至二百余万，胳蛇半之，牛羊则无数”。兹后，北周、隋朝也都于河陇地带“置牧属官”，“以统诸牧”，据有河陇，养马业就有了用武之地；失掉河陇，马政则不修。如安史之乱发生后，河陇沦陷，陇右牧马尽归吐蕃。中唐马政不修，战事又频，到处买马，向回纥以四五十缣兑劣马一匹，病弱不能用。马匹之缺，甚至“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下制“禁马出城”等等，可谓费尽心机，但也毫无效果。
总之，河陇地处髙寒，水甘草软，得天独厚，其于马性最相适宜，是发展畜牧业的理想地区。另外河陇地处边鄙，是战略要地，军事重镇，兵家用武之所。就近养马，对作战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战赂意义。所以，唐代前期选河陇地带为中心牧地，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善于用人：唐太宗、唐玄宗都是历史上知人善任的皇帝，为了发展养马业，挑选像张万岁、王毛仲这样的人才专门负责经营，因而才能大见成效。
张万岁史书无传，其事迹见到的不多，据《资治通鉴》卷212曰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卿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张万岁任太仆少卿，自贞观十五年起，止于麟德元年，共24年。在24年里，不仅张万岁自己，就连他的儿孙也都献身此项工作。《资治通鉴》卷212《考异》云万岁三世典群牧，恩信行陇右，故陇右人谓马岁为齿，为张氏讳也。”看来是子继父业，三辈牧马，堪称是“养马世家”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便于总结得失，积累经验，发扬传统，树立威信。所以张氏才能行恩信于陇右。
唐玄宗时的王毛仲更是难得的人才。据说他“奉公正直，不避权贵，两营万骑功臣，闲厩官吏皆惧其威，人不敢犯。苑中营田草莱常牧，率皆丰溢”。他虽然“有赐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计”，却常“于闲厩侧内宅住由于他如此勤于职守，使“部统严整，群牧孳息，遂数倍其初。刍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回残，常致数万斛”。玄宗对他甚为赏识，因而加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并指令宰相张说之专门为他写了《陇右监校颂德碑》。其所领诸使，也都善经营之道，尤以西使、南使搞得比较有成绩，如卖死畜得绢八万，招募双僮千口，“出滞足口”；纳长户隐田税五千石，“检私肥公”；减太仆长乳骆马钱九千三百贯，“窒隙止散”；令五使长户三万多人垦田给食，“粮不外资，劝农却挽”等等，这些做法，既节省了开支，又增加了收入。
如果说太宗、玄宗二朝马政修举，是善于用人的话，那么髙宗至中宗时期马政中衰，很重要的一条便是不善用人。此间主持马政者虽也不乏达官贵人，但却没有哪个能像张万岁、王毛仲那样精于此道，做出贡献，终因“马官乱职”，使马政失修。
措施得力：唐朝廷对于养民的重视，还表现在颁布各条诏令、制定各项制度、通过各种办法，促进养马业的发展。
其一是规定赏罚等制度。《唐六典》卷17在诸牧监条里规定凡监牧孳生过分则赏。”怎样才算“过分”呢？“谓马剩驹一，则赏绢一匹，驼、骡之剩倍于马，驴、牛之剩三，白羊之剩七，羧羊之剩十，皆与马同赏物。二分入长，一分入牧子。”关于处罚，则规定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在《唐律疏义》卷15中也规定对马驹孳生数目、病马疗养、乘骑、饲养、私杀、误杀等等惩处条例。这些制度的规定，保证了马政的推行。
唐玄宗为了振兴养马业，即位第二年，还采纳太常少卿姜晦提出的建议，采取应急措施，通过奖励办法，号召人到六胡州贩运马匹。《新唐书姜晦传》云，凡“三十匹马，酬一游击将军”。在当时马厩空虚的情况下，采取这种办法鼓励增殖马匹，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