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坎伯利的骄子
战争结束了，为了适应和平时期的军官编制，所有军官一律降级。伯纳德·蒙哥马利被调任驻科隆的英国占领军总部二级参谋。
在过去的那场战争中，蒙哥马利所起的作用并不怎么重要，但对他却有很大的影响。战争结束时，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军事这一行是一门需要终生研究的学问。他已决心献身于此，把它置于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
不过，究竟应该怎样去做，他还不清楚。在军队里，他也没有什么靠山。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想在军界有所发展，必须得去参谋学院深造。
战争期间，坎伯利参谋学院一度停办。1919年，学校恢复了招生。第一期是个短训班，可以凭作战记录，不经考试就入学。这一班蒙哥马利没有被选上。他只好寄希望于第二期。第二期于1920年1月开学，学制一年。这一期公布名单时，蒙哥马利再次落选。
这可把蒙哥马利惹急了，他心里说：“我就不信进不了参谋学院！”
当时驻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是威廉·罗伯逊爵士。蒙哥马利和他并不熟悉。但是，他知道罗伯逊爵士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干上来的，了解和关心年轻人，他一定会给自己以帮助。
机会来了。有一天，罗伯逊爵士邀请蒙哥马利去他的家里打球。蒙哥马利不管三七二十一，在中间休息时，把自己的苦恼与愿望一股脑地向总司令倾诉出来。
罗伯逊爵士决定要帮帮这个年轻人。几天以后，蒙哥马利收到了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录取通知，要求他1920年1月到坎伯利参谋学院报到。
在等待去坎伯利的日子里，他的职务又有一些变动。皇家燧发枪团第17营此时也驻在科隆附近，情况很糟。老兵人心思归，新兵毫无经验，原营长又十分无能。于是，蒙哥马利被派去暂时接替这位无能的营长。走马上任之后，蒙哥马利很快就让这个营的面貌发生了变化。该营当时的副营长、后来成为英帝国勋章获得者、国会议员的查普曼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一个名叫蒙哥马利的莽撞家伙来就任我们营营长。我们所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是他曾经受过伤，是从参谋部来的。他很快就把这个营控制住了。他用操练和体育运动使这个营振作起来。他为士兵们提供条件，使他们对运动会、竞赛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感兴趣。他像是一个热心的童子军领队。”
1920年1月22日，蒙哥马利终于跨入了梦寐以求的坎伯利参谋学院。在这里，他本想接受系统的理论学习，可很快他就失望了。教官们所讲授的大多是过去军事教科书上的陈词滥调，他们没有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未来战争所昭示的新的方向。
一年很快就结束了。蒙哥马利和他的同学都顺利毕业了。他自信自己的成绩不错，但不知是何原因，学院没有公布成绩。不过，他被分配到了当时英国最好的几个旅之一——驻爱尔科克的第17旅，任旅参谋长。在依依惜别之际，他的同学们给了他这样一句评价：
“在未来的岁月里，你将是这样品格的人：非正统的，固执的，有创造性的，想象力强的，有时则是刚愎自用的，但永远也不守旧和默认现状。”
2 执教坎伯利
当蒙哥马利就任第17旅参谋长时，该旅正在爱尔兰参加对新芬党的战争。
新芬党成立于1905年，口号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旨在争取爱尔兰独立。其左翼参加了1916年的都柏林起义，1919—1921年又开展了反英游击战争。右翼则于1921年同英国政府签约，割裂了爱尔兰：北部仍属英国，南部成立爱尔兰自由邦。新芬党由此分化。其激进分子的武装即至今仍在活动的爱尔兰共和军。
爱尔兰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对于这场战争，蒙哥马利有许多看法，他认为：
“这场战争在许多方面要比1918年结束的大战糟得多。它发展成为一场屠杀，到最后军人们都变得擅长杀人甚于固守自己的阵地。这样的战争对官兵都是有害的，它使军人的品德和骑士气概下降。战争的结束使我感到欣慰。”
1922年5月，蒙哥马利被调往驻普利茅斯港的第3师第8步兵旅任旅参谋长。该旅旅长汤姆·霍朗德准将，是一位优秀的教官。他能使单调的士兵训练工作变得生动有趣，从而提高训练成绩。霍朗德还认为，要建立一支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军队，首先要培养忠诚和热心的军官。在霍朗德的领导下，蒙哥马利在第8旅从事训练工作，学到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他头脑中已开始酝酿新的部队训练方式了。
1923年，蒙哥马利又被调到地区自卫部队第49师任二级参谋，在查尔斯·哈林顿将军领导下工作。由于该师一级参谋职位空缺，蒙哥马利实际上任一级参谋的工作。
在该师，他针对年轻军官不安心服役的现象，决定鼓励他们都去参加参谋学院的考试。为此，他专门开办了一个“参谋学院预备班”，从准备教材到授课，都由他一人负责。这些教材里，渗入了他自己的许多观点，有些就是他在下次大战中指导军事行动的原则。比如，他认为战术的目标是迫敌应战以及对敌攻击，尽量地消灭敌人；保持明确而稳定的军事战略目标比一城一地之得失更重要，等等。
除了教学活动以外，蒙哥马利还结合个人的经历与认识，从事军事理论研究工作。这期间，他先后发表数篇战术史论文，内容涉及到从1611年至1924年三百多年间步兵战术的发展。
1925年3月，蒙哥马利返回了他的老部队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任A连连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大胆实施了酝酿已久的训练改革方案。蒙哥马利认为，战争胜利的最后关头要由步兵来决定。而这些步兵的训练，以及同炮兵、工兵、坦克、飞机等其他技术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又是其中的关键。为此，他给A连当年的春训制订了一个目标很高的计划，其课目包括：利用地形地物、战地通讯、射击命令、战斗队形、排战术、巡逻侦察、夜间战斗、进攻、退却、防御、陆空协同、野战筑城、坦克支援等。
蒙哥马利的训练改革，使他声名大振。A连很快成为营里的示范，不久又惊动了团长和旅长。在观看了模拟演习后，他们对蒙哥马利也是大加赞赏。此后，他的名声又传到了其他部队，其他各旅也纷纷前来取经。最后，连陆军部都被惊动了。1925年7月26日，蒙哥马利的军衔终于作了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次变动，他被晋升为正式少校。
没过几天，又是一纸调令传来，陆军部决定派他去他曾经学习过的坎伯利参谋学院任教。接到这项任命，蒙哥马利感到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对他军事生涯的一次肯定。当初他在参谋学院学习时，他曾不满意于那儿的教学，可现在情况不同了。在最近几年里，一些优秀的陆军军官，如富勒、布鲁克、富兰克林都来到了参谋学院任教。蒙哥马利认为通过和他们共事，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为他今后能充满信心地担负更重要的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1926年1月，蒙哥马利教官走马上任了。
在坎伯利，他很快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官。这确实令人惊奇。很难想象一个性格孤僻的人会成为卓越的教师。但事实就是这样。在讲课中，他常常能用简单明晰的语言来总结复杂的情况。他讲话时，很少看讲稿，两眼总是注视着听众。他具有抓住问题实质的惊人本领，想误解他的意思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你可能会不同意他的观点。
这时期，他同未来的上级、参谋学院的研究室主任艾伦·布鲁克建立了友谊。艾伦·布鲁克在一次大战中曾获两枚优异服务勋章，是一名炮兵专家。蒙哥马利和他一见如故，惺惺相惜。一向自视甚高的蒙哥马利，为布鲁克敏锐的思维、深远的眼光所折服。而布鲁克也认为蒙哥马利见地不凡，能力全面，是未来帝国总参谋长的材料，对他也多加提携。两个人的友谊对蒙哥马利最后成长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杰出的将帅之一具有非凡的意义。
3 沐浴爱河
坎伯利参谋学院不仅是蒙哥马利军事生涯的重要一站，而且也使他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与贝蒂·卡弗的结合。
1926年，蒙哥马利已经38岁了，却仍是个不折不扣的光棍。对此，他一点儿也不着急。虽然他从未表白他打算终生独身，潜意识却已抱定了独身的想法。他对女人从不感兴趣。事实上他认识的女人也确实寥若晨星。他讨厌社交生活和宴会，差不多全副身心都扑在了工作上。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是如此。一些无聊的军官在背后议论他时，说：“军队就是蒙哥马利那家伙的老婆。”听到这些议论，他也不以为忤，反而觉得这样说是对的。他对别人说，陆军和天主教一样，一个人若真的对他虔诚，就得保持独身。因为“你不可能做一位好军人，同时又是一位好丈夫”。
蒙哥马利的信条被他自己破坏了。
那年1月，他去瑞士伦科度假，准备月底去坎伯利参谋学院执教。在滑雪的时候，他邂逅了贝蒂·卡弗和她的两个男孩。她的一个11岁、另一个12岁的两个男孩当时正在学滑雪，蒙哥马利过去帮助他们，因而同他们的母亲认识了并很快交上了朋友。
在谈话中，他了解到贝蒂·卡弗原来是自己1920年在参谋学院进修时的同学斯坦利·霍巴特的妹妹。她的另一个哥哥就是因极力鼓吹坦克战而名噪军中的帕特里克·霍巴特。贝蒂·卡弗原名贝蒂·霍巴特，后来因嫁给了一位名叫瓦尔多·卡弗的军官而改从夫姓。瓦尔多·卡弗1915年在加里波的战役中阵亡。为此，她和两个孩子非常憎恨战争，憎恨与军人有关的一切事情。
1927年1月，蒙哥马利再次去伦科度假。正是有缘干里来相会，贝蒂·卡弗和她的两个孩子恰巧又在那儿。别后重逢，两人都感到非常愉快。这一次，蒙哥马利对贝蒂·卡弗的了解更多了。贝蒂的相貌并不出众，但她温柔善良，性格随和。不善与女人打交道的蒙哥马利在她面前，没有感到丝毫的局促。到假期结束时，蒙哥马利突然发现他已把自己的信条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爱上了这个已有两个孩子的寡妇。
贝蒂也被这位沉默少语、貌不惊人的军官吸引了。尽管她的家人和朋友私下里认为蒙哥马利配不上她，因为他藉藉无名，且羞怯拘谨。但贝蒂却坚持认为，蒙哥马利正是她所需要的男人。至于说他藉藉无名，贝蒂觉得并不重要，而且她认为蒙哥马利具有非凡之才，出人头地对他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两人一下子陷入了热恋。从这年春天开始，他们频频见面，却一直没有论及婚嫁。对蒙哥马利来说，在这件事上，他对自己是缺乏信心的，生怕一开口会遭到拒绝。而贝蒂虽然性格豪放，不拘小节，让她先开口总归是难于启齿。
最后，还是贝蒂打破了僵局。一天，两人又一次约会，贝蒂决定小小地耍个手腕，逼蒙哥马利说出他要说的话来。
“亲爱的，我想以后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贝蒂低着头说。
“为什么？”蒙哥马利有些急了。
“不为什么，就是不要再见面了。”
“别傻，贝蒂，我爱你，我要娶你。”蒙哥马利深情地说。
贝蒂陶醉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几天以后，《泰晤士报》上刊登了这样一则结婚启事：
“坎伯利参谋学院的师级参谋官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少校与伦敦W四区奇齐克林荫大道滨河第2号的卡弗太太订于7月27日在伦敦举行结婚仪式。”
7月27日婚礼结束后，蒙哥马利意识到自己终于有了家，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婚后，蒙哥马利温柔体贴，把妻子视如至宝，家中的一切琐事，都由他承担起来，以便让贝蒂有时间去绘画，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
军人的习性已经融进了蒙哥马利的血液。他把军事准则和军队的规矩引进了家庭管理，虽然有些生硬，但贝蒂却并不在乎。贝蒂的性格和蒙哥马利正好相反，她无拘无束，甚至有些玩世不恭，对蒙哥马利却能言听计从，百般迁就。即便有时她也会对蒙哥马利的“军事统治”表示不满，但在人前，她总是给足蒙哥马利面子。有一次，蒙哥马利下班回家，贝蒂正拉着一帮女友在打桥牌，他就在客厅里大声大气地说：“任何聚会玩到下午6点就够了。各位，你们的丈夫在家已经等急了。”贝蒂柔顺地依从了。她的哥哥帕特里克·霍巴特对她的妹妹同这位粗声粗气而又飞扬跋扈的军官的结合很是不解，但这对夫妻却好得如胶似漆，形影不离。
1927年圣诞，蒙哥马利再次去瑞士休假。这一次，蒙哥马利不再是孤家寡人，而是率领妻儿前往的一家之长。回来的路上，蒙哥马利有一个惊喜的发现：贝蒂怀孕了。第二年8月，在蒙哥马利参谋学院的家里，贝蒂给蒙哥马利生了一个儿子，欣喜若狂的蒙哥马利给孩子起名为戴维·蒙哥马利，把他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
参谋学院的三年任期就要到了。这时，蒙哥马利已晋升为准中校，他开始考虑以后的去处。经过斟酌，他决定回老部队皇家沃里克郡团第一营，在那儿，他有一些老朋友，工作起来会比较愉快。1929年2月，他回到了沃里克郡团第一营本部连。当年夏天，他被借调到陆军部，担任新版步兵教范编写委员会秘书。
对于步兵教范，蒙哥马利一点也不陌生。该教范的1920年版大部分是由利德尔·哈特负责的。哈特在编写过程中，与蒙哥马利曾就有关问题进行过商讨，其中有关夜战的观点还是采纳了蒙哥马利的看法，认为“大规模的夜战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危险的”。
蒙哥马利接手工作以后，决定把这本教范编成一本供步兵军官阅读的内容广泛的作战论著。但他的想法受到教范编写委员会的掣肘。他们坚持要把教范编成一本有关战术的手册，尽量反映陆军部的观点。蒙哥马利却不管这些，他坚持要按自己的理解编写这本教范，双方各执己见，直到编写期满仍未取得一致。于是，蒙哥马利干脆提出，他本人愿意不领任何津贴，独立完成编写工作；在委员会解散后，他负责将委员会所提意见一并纳入手册。这个建议被陆军部接受了。不过，蒙哥马利最后耍了一个花招，在写出最后一稿时，他把以前委员会所作的修改全部删除了。结果，这本书出版后颇受好评，蒙哥马利也因此声名大噪。
编写教范工作结束后，蒙哥马利回到沃里克郡团第1营。这时，他被任命为该营的副营长。半年以后，1931年1月17日，蒙哥马利正式晋升为该营营长。这时离他从桑赫斯特毕业来到这个营已经整整23年了。23年才干到营长，蒙哥马利的仕途进展得显然太慢了。
4 海外驻防
12年前，陆军见习官蒙哥马利来到第一营不久，便调防印度。如今，43岁的蒙哥马利刚刚接掌营长大印，该营又要调防海外。这一次地点是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是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三教圣地，此时是英国的属地。第一营将负责该地区的全部警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