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议员那段讲话太伤人了，且入骨三分。褒曼所受的教育告诉她，要时刻注意礼仪，要诚实地生活，对待别人要重于自己，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实践自己所受的教育。她不认为同罗伯托·罗西里尼恋爱结婚，为他生了孩子，就该受人羞辱。报纸的某些过激言词，她还能容忍，因为记者们必须生存，报纸也得卖得出去。但是受到位于首都的美国参议院的羞辱则是另外一回事了。美国参议院的大理石圆柱门廊内镌刻的字向世人表明，他们是崇尚真理、主张正义、自由、男女平等的，然而她觉得参议员先生应该感到羞辱的是，他们剥夺了一个女人的权利。
70年代初，电影业面临被电视取代，被电视挤垮的危机。褒曼说，当时如果有什么被化为灰烬的话，那不是她，而是好莱坞的电影业。1972年4月，报界说：“英格丽却像凤凰那样从火焰中腾空而起，达到其他女演员很难达到的成功之峰。”
此时，全国新闻协会举行了前所未有的评论家、记者、作家，电视及无线电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与会人数比会见著名人物如赫鲁晓夫或第一批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的人数还要多。会上他们向褒曼提出的问题，过去她已回答过不知多少次了：“你认为演喜剧要比演传统剧难一些吗？和你演出所到过的其他剧院相比，你对肯尼迪中心的印象如何？你是怎样保持你的艺术青春的？你作为一个演员除了对戏剧感兴趣之外，还对别的东西感兴趣吗？譬如说对政治？”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褒曼首先说，她从来没有因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影响过自己的行动。她是一个演员，除感谢上帝赋予的一些天资外，她拥有的只是艰苦的工作和某些机遇。她想她活着应该对别人有利，但这并不是政治。她感兴趣的是社会、儿童、战俘和战争的孤儿问题，这些就是她同政治惟一有牵连的事情。
他们还问褒曼是怎样学习的，是怎样进入角色的。
她的回答是：“关于表演艺术的书籍我看的不多。我曾努力钻研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理论。我甚至在第一次读剧本时，就本能地领会到要扮演的这个女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旦遇到我不理解的剧本，我就拒绝演出。我必须完全了解这个人物及其性格。我的意思是说，我的身上必须要有那个女人的某些素质，然后我才可能理解并进入角色。与其说这是一种技术，不如说这是一种灵感。每当我深入生活去体验一个角色，我便四处寻找。我漫步街头或乘公共汽车，我可以和许多人接近。这时我对自己说，我必须记住被观察的那个人的行坐立姿势。我必须记住她的服饰。若是以后在演出中突然需要扮演某个角色，我必须戴一顶她那样的帽子。人们要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单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出发。”
需要回答的问题源源不断地提出来了。突然间有人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它像铃声一样使褒曼一惊：“听说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个损失呢，还是件好事呢？”
褒曼回答说：“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可能是个损失。当年好莱坞采用明星制度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而现在又要推翻这种制度了。你们有设备先进的摄影棚，一流的技师，但时代在变化，所以我认为无论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不发生变化。许多事情都变得虚伪，变得华而不实，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之一……”
她猛然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合她意，为她要讲的话开了个头。
她说：“我曾觉得好莱坞是很理想的从影之地，我对它无可抱怨，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极美好的时光。人们好像都喜欢我，我们也拍了一些好影片……然而我只不过是想做些更现实的事情。当我看到《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时，我认识到在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正在拍制一种不同类型的影片，于是我暂时离开了……”
“现在我要说十分关键的话了。我等待这个报一箭之仇的机会已经等了22年。我必须说，在我离开这里去意大利时，华盛顿的一位参议员先生发表了一篇攻击我的话，他在讲话的结尾部分说，好莱坞的灰烬中将成长出一个更好的好莱坞。”
褒曼没有意识到自己把原话颠倒了。她说的是“好莱坞的灰烬”，而没有说“英格丽·褒曼的灰烬”，这样完全失掉了她的话的讽刺意味以及说话的目的。别人没有理解她的话的含义。有几个人的面孔显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但多数人的表情看上去是高兴的和感兴趣的。
一直等褒曼回到法国，放听全国新闻协会赠给她的记者招待会实况录音带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等了22年要说的话，都让她说颠倒了！直到后来谈及此事时，还叫她大笑不止。
她想，精神病学者可能会说她的口误是一种“弗洛伊德式的”漫不经心的走嘴，她已经打消了报复的念头。其实她的愤怒情绪早因美国和美国人民对她的热情接纳而平息。而且她自己意识到：“自从‘玛丽女王号’轮船1939年3月把我这个身材修长、面带笑容的瑞典金发姑娘送到纽约的土地上后，在这些年代中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给了我温暖和慷慨的接待。是美国在培育我成为电影明星，美国和美国人民为我做出了贡献。”
1972年4月，褒曼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美国参议院的公正对待。参议员查理士·H .珀西在褒曼访问华盛顿时，在美国参议院站起来发言说：“总统先生，22年前，就在这个会议厅里一位世界上最可爱、最通情达理、最有才华的女性成了极少数人猛烈抨击的牺牲品。今天，我愿对这位无与伦比的和当之无愧的世界影星英格丽·褒曼致以遗忘已久的深切敬意。”他赞扬褒曼在《布拉斯邦上校一席谈》中的演出。他说：“如果没有她的艺术才能，我们的文化将会变得贫乏。对美国公众来说，她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我知道遍及我们国土上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都希望同我一道，对英格丽·褒曼事业登峰造极之时，由于受到个别人及电影行业某些人的迫害而远走他乡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相信这些人也会同我一起，对她的今天表示最令人信服的敬佩、爱戴和尊重。美国不仅欢迎褒曼小姐，我们还对她的来访深感荣幸。”
参议员约翰逊曾将对褒曼不友好的报刊文章目录收入国会记录。参议员珀西也把赞扬和祝贺她的长篇文章载入了国会记录，并把这个记录的副本送给了褒曼。为了感谢他，褒曼写信说：
亲爱的珀西参议员：
我和美国参议院的矛盾很久以前已告结束了。然而创伤依然存在。现在，由于您在参议院所做的慷慨和谅解的讲话和正义的姿态，我的创伤已全部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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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和她仍在努力从事他们热爱的职业。拉斯有他自己的戏剧及版权机构。他同剧作家、演员一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上演过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阿诺德·韦斯克和艾伦·埃克伯恩的剧作。婚姻破裂的危机依然存在，她用事业来“麻醉自己”。他们最后一次合作的是《人类之声》，那是在1967年……
拉斯习惯于用瑞典语戏称褒曼为“金鹅”。因为只要她在剧院演出，准能获得成功，等于下了一个又一个金蛋。她的丈夫是个制片人，她还会有什么后顾之忧呢？使她多少有点不满的是，拉斯从来不想为她找一个理想的剧本。
他们之间也有争论。最后褒曼终于知道他永远不会给她找剧本了。拉斯和蔼地对她说：“你应该从我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亲爱的。我不想剥削你，从不想利用你的声誉。把英格丽·褒曼摆进一个剧本里，就一定能成功，那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俩人相处得很好。久而久之，褒曼也不介意这件事了。于是他们认为，他们俩可以像过去那样，再重新生活在一起。她朝这方向努力了，但毫无用处。他们的婚姻已接近尾声。这样，像平常一样，她又全心投入到事业中去了。她把这叫做“通过事业来麻醉自己”。
宾基·波蒙有时打电话到舒瓦塞尔村找褒曼。“你在做什么？”“噢，我在这里闲坐消磨时光。”“一个人吗？”“是的，我一个人。”“那么，我告诉你，赶紧收拾好行装，坐飞机来这里吧。给拉斯留个条子就行了。”
到机场来接她的汽车，直驶宾基的寓所，那里通常有一些同行们在一起聊天，也总离不开戏剧话题。褒曼觉得这种没有外人干扰的社交小圈子很温馨，大家都在谈论自己的事业，谈论剧情和演出情况。这里充满着笑声和友谊。
宾基才华横溢，精通戏剧，且富有创造性，只要他说某件事能成功，那件事就能有所获。他们有时也许不同意他的意见，但只要听他耐心精明地预测未来，大家也就信服了。于是，褒曼也信心百倍地和他一道坚持做下去。她把宾基当成可信赖的益友良师。
遗憾的是，1973年，在他们合作排练萨姆赛特·毛姆写的剧《忠贞之妻》的过程中，宾基突然病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