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陈纳德和威劳尔一起离美赴上海，开始新的生活。
话分两头。
自从陈纳德将军离开昆明后，陈香梅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慢。
8月末的一天，昆明分社陈叔同主任突然把她叫进办公室。
“你喜欢到上海去吗？”
“喜欢，我当然喜欢这趟旅行。”
“不只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长期的调职，总社准备在那边成立分社，要我在昆明分社选择一位记者，我已经选了你。而且你也晋级了。”
“谢谢，我很高兴，太谢谢您了。”
自从陈纳德将军离开后，陈香梅第一次发自内心地笑了。抗日战争业已过去，静宜姐去了美国，陈纳德也远在美国，昆明已无可留恋。陈香梅多年未谋面的外祖父母也都在上海，这下又可以见到他们，或许可以与他们同住。陈香梅越想越高兴。
3天后，她搭乘第14航空队的一架C－47运输机，向东飞去。夜幕深垂时，飞机降落在上海江湾机场。1945年，圣诞节的第二天。
陈香梅正在翻阅报纸时，一条简短的美联社电讯突然映入她的眼帘：
陈纳德少将已在旧金山搭机，首途上海。他拒绝向新闻记者透露此行的任务。
“他终于回来了！”陈香梅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3天后，陈香梅以记者的身份来到江湾机场，准备迎接陈纳德的到来。
陈纳德缓步走下飞机，一眼就发现了记者群里的陈香梅。他俯身向前，在陈香梅的耳边低语道：
“安娜，今晚同我一起吃饭，我打电话给你。”国际饭店，14层楼。
灯光矇眬。管弦乐队正在演奏流行歌曲：《追忆当年》。“我真想你，小东西。”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说。第一次陈纳德这样喊她，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而且专属于她。
“哦，我有很重要的事得告诉你。正如我告诉过你的，我要回来，现在我已经回来了，我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他显得很慎重。
侍者端来两杯鸡尾酒。
陈纳德接着坚定地说：
“我们离婚了。就某方面说，我最早来中国时，真正的离婚似乎已经发生了。是8年前，安娜。战争中的8年，远离家乡一万二千里，此时我已了然，我的工作将在中国。而我的妻子再度表示不愿意离开她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家、她的朋友、她的邻居，而和我一起来到此地。我不责备她。多年前她没有来，我也不责备她。我们有着不同的兴趣，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陈香梅静静地听着，默然无语。
“小东西，过去我不能告诉你，但我感觉你必然会知道，我爱你，而且已爱你很久了。”他再次握住她的双手，说。她的心跳在加速。
“我要你嫁给我。”他频频发起进攻。
她感到有点昏眩。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中外联姻，世俗观念，舆论压力，年龄悬殊……她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呢。
她没有轻率地点头。
“你给我一点时间，将军。我需要时间来考虑。”她最后说。
6民航空运队
在上海稍事停留后，陈纳德继续北上，到南京、汉口、重庆等地考察。他看到战后的中国，到处是饥荒，满目疮痍，交通运输更是陷于瘫痪状态，因而，更加坚定了他在中国搞空运的决心。
他事后写道：
“在几周内，我旧地重游，重新踏足于前三年所走过的路，溯长江而上，从上海经过南京、汉口到重庆。我所见到的中国所遭受的破坏和饥谨对一个十分了解中国惨痛史的观察家来说也是十分可怕的。在以前日本占领的走廊地区——汉口以南，除长沙外，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遭摧毁。长沙市一半是废墟。桂林、柳州、零陵和衡阳只剩下了焦土——是中国人烧的，后来又挨过我们的炸弹，之后又遭日本人撤退时的破坏。一些极小的城镇也都夷为平地。
“这不是一个由于年成不好而引起的普遍饥荒。这是一场持久性的灾难，尚看不到任何救济。日本人在撤退时把乡下的所有食物全都弄走。现在，中国人只好剥树皮，吃野草。稻草被视作珍馐。市场上出售观音土，因为在这毫无营养的东西里加上了一些东西可作充饥之用。这些废城里根本看不到野狗和老鼠，因为它们早被饥饿的人吃掉了。日本人杀黄牛和水牛充饥，吞食了大批粮种，使中国农民无法播种新的谷物。一家人脖子上套着水牛的桎梏，力图拖动笨重的木犁、耙子耕耘稻田，可他们半饥不饱的身子无法经受得住这种劳力。这都发生在一个正常情况下可以生产足够稻米，供一半中国人吃饱的地区内。
“不论我到哪里，我听到同样的事，交通是最燃眉之急的事。战前内河航运的一半船舶吨位在战争期间被击沉。要进口木材才能造船，而中国没有东西出口，就不可能进口。铁路所遭到的破坏需要三五年的齐心协力，不打内战，才能恢复正常运输。公路也是连年失修，没有几辆卡车在服务。空运少得可怜。全中国只有40架商业用的运输机。战后给中国空军的120架运输机正忙于给战场上的中国军队提供补给，不可能用于救济工作。
“剩下的一点运输也如同老牛拉车。现代化运输缺乏使商业瘫痪，救济活动无法奏效。中国的经济生活在迅速倒退。只在少数沿海城市才有一点贸易。联合国的救济品横渡太平洋后遇到了中国港口的薄弱环节。重要物资在沿海的仓库内堆积如山！无法运到内地，而内地却有千百万人死于疾病和饥饿。”
到1946年1月底，陈纳德几乎接触了所有该接触的人。
他打算在中国组建航空公司的想法，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不仅有政府内的要人，还有在华的美国顾问。
当时在中国，已经有两家航空公司在运作。一家是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政府和泛美航空公司共同所有，拥有30架C－47和几架C—46运输机。另一家是中央航空公司，全由政府所有，它有12架C－47运输机。
2月份，联合国救济总署突然要求陈纳德提出一个空运计划，将堆积在中国各港口码头的救济物资，运送到中国内地的灾区去。
原来陈纳德在美国时，曾经就在华建航空公司一事，同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计议过。拉瓜地亚以前也是一位飞行员，他在1946年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后，还没有忘记他同陈纳德的谈话。于是，他很快将此事通知了驻中国的分支机构。
经过多方奔走、筹措，陈纳德和威劳尔终于在1946年10月25日，与联合国救济总署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签约，成立了行总航空运输公司。这家新航空公司，又称为民航空运队。
1947年1月30日，民航空运队的首次航班开通了。
一架C—47运输机，载着货物和一辆吉普车，从上海飞往广州。陈纳德也坐在这架首航的班机上，亲自压阵。
战后的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机场，也没有导航设施，甚至连地对空的通讯也不存在。因此，飞越没有航标的中国上空，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几周前，中国航空公司的3架飞机就在圣诞节那天坠毁在上海的浓雾中，72名乘客不幸遇难。1947年1月5日，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的C—46机撞在青岛的一座山上，机上46人全部罹难。以后几周内，2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相继坠毁。于是，中国航空公司不得不暂时停止了所有客运航班。
虽然在中国上空飞行困难重重，但对陈纳德来说却是驾轻就熟的事。
2月初，陈纳德决定将航空公司的经营业务放在广州，因为广州最接近内地的灾区。民航空运队开始在广州天河机场建立永久性设施。
陈纳德喜欢上海甚于广州。他在上海虹桥路美华村拥有一处寓所。他的“小东西”——陈香梅，这时还在上海分社上班呢。
民航空运队在外滩17号设了一个办事处。陈纳德把办事处当作他的大本营。
以前担任过陈纳德的翻译的舒伯炎，也从中国空军退役，到了民航空运队工作，当陈纳德的私人助理。陈纳德的勤务人员，还是在昆明用过的那些人。再加上一条忠实的小狗，陈纳德叫它“乔”的那条小狗。这一切，使陈纳德感到像是回到了老家。
3月间，民航空运队已飞了91343吨/英里救济物资和14589吨/英里信件。
此间，飞机还将药品运到南昌的麻风病院，把种籽运到长江三角洲用于春播，让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人回到故土，将羊群运到西北的甘肃省。
5月运输量猛增到386343吨/英里，6月达322820吨/英里。到7月1日，民航空运队已拥有职员385人，并且开始赢利了。
陈纳德感到很兴奋。他写道：
“在经过那么多年将飞机作为一种破坏性手段之后，我能将它用于建设性目的，用它来建设一个国家，而不是将它夷为平地，对此我真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