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美军归并委员会人员到桂林来看我们，海恩斯上校用DC—3机把他们送来。陈纳德将军也同来，海军有一名成员。他对前海军驾驶员的谈话极其不当。他态度蛮不讲理。我们大家都听了一个陆军上校谈了归并问题，以及我们的其他抉择的事。事后，鲍勃·尼尔和我在一起，大家一致认为，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这并非易事。但我们决定回家。不呆在这里，良心上不好过，但我还是打算回华盛顿特区去，为自己弄上一个固定的差使。
“今晚，我更敬佩这位老首长了。乔治·伯加德告诉我，在与陈纳德谈话时，陈纳德告诉他，他不怪我们要走的任何人。这使我好受了一些，也许我现在可以安心睡大觉了。”然而，史迪威和比斯尔一再声明，美国志愿队如不接受归并，将不再给予补给。
另一方面，史迪威又向志愿队队员说好话，答应以一个完整的战斗机大队替代在中国的美国志愿队。同时他还答应蒋介石，让陈纳德在这段时间里作为美驻华高级军官留任。但是后来这项诺言没有一次得到实现。
此时的陈纳德，尽管他已尽其所能反对归并，但大势如此，当他看到反对没有用时，也只好放弃斗争，他觉得最要紧的事是如何打击日本侵略者。
1942年7月3日。
陈纳德接到了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正式命令。
美国志愿队指挥部陈纳德将军：
兹命令你解散美国志愿队，并按我们核准的计划解雇志愿队队员。
蒋委员长令
1942年7月3日
重庆
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天上开始下起了雨。美国志愿队工作结束仪式这一天在重庆举行。重庆市民纷纷上街集会。燃放烟花和爆竹，为美国志愿队祝福。
晚上，在林森主席的官邸举行了结束仪式。实际上这是一个告别晚宴。
战地服务团主任黄仁霖将军主持宴会。他一直在负责美国志愿队在华的吃住问题。
参加仪式的有：
宋氏三姐妹：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蒋介石等中国军政要员，各盟国使馆代表，美国和英国的军方代表、陈纳德将军和美国志愿队队员。
黄仁霖将军宣布晚宴开始。
这时，乐队奏起了一支外国乐曲：《阿，小小的伯利恒镇》。
一些美国志愿队的队员伴随着乐曲声低声地唱道：
……
然而在阴暗的街中闪耀着，永远不灭的光芒。
长年累月的希望和恐惧，
今晚集中于你一身。
……
乐曲终于停止了。
两名勤务兵抬出一个红绸裹着的东西——像是一块牌匾。黄仁霖将军大声宣布道：
“请委员长和陈纳德将军揭幕！”
蒋介石和陈纳德走上前，伸手揭开了红绸。原来是宋庆龄和宋霭龄送给陈纳德的一幅大型油画，上面画着蒋介石、宋美龄、陈纳德三人的合影。
接着，蒋介石发表祝酒词。他说：
“中国民众将永远把陈纳德将军和他的一队空中将士当作自己的战友和来自一个友好国家的友好代表。”晚宴上频频祝酒。
黄仁霖将军在宣读美国志愿队的战绩：
“美国志愿队自从成立以来，在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中国战斗历时7个月，共击落日机299架，击伤153架。美国志愿队四名驾驶员在空战中阵亡，六名被高射炮击中阵亡，三名被敌人炸弹炸死，三名被俘，十名在空难事故中丧生。美国志愿队共在空战中损失飞机12架，在地面上损失飞机61架（包括撤退时自毁的22架战斗机）……”
大厅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之后，由毛邦初将军宣布美国志愿队王牌飞行员名单：R.H.尼尔15架半；
D.L.希尔12架又1/4；
W.N.里德10架半；
W.D.麦加里10架又1/4；
K.A.杰鲁斯特10架半；
R.L.利特尔（阵亡）10架半；
G.伯加德10架又3/4；J.V.纽柯克（阵亡）10架半；
G.H.奥尔德10架又1/4；
G.R.邦德8架又3/4；
R.T.史密斯8架又2/3；
F.劳勒8架半；
F.希尔7架；
雷克托6架半；
J.R.罗西6架又1/4；
J.H.霍华德6架又1/3；
J.H.布赖特6架；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午夜。零点钟声过后。美国志愿队已经成为历史名词。雨，仍然在下。
可是，7月4日美国志愿队驾驶员的阵亡人数并没有结束。两名自愿再留两周的驾驶员约翰·佩特奇和阿诺德·尚布林，在7月10日的空战中不幸又阵亡了。
美联社7月14日重庆电：陈纳德在谈他对解散美国志愿队的感想时，说：
“他们该回家去了，但我对解散一事感到遗憾。这是一个空军指挥员能得到的最好的机会——完全不受拘束地集合和训练一批战斗的官兵。我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经历了。”
6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美国志愿队解散之前，史迪威曾信誓旦旦，答应要用一支满员的战斗机大队，即由四个中队100架飞机组成的战斗机大队，来替换美国志愿队。
可是，事实上美国军方只提供了10来名没有战斗经验的驾驶员，以及20名文职人员和地勤人员。更不用说，提供战斗机、卡车或吉普车、无线电台、办公和维修设备了。
好不容易，七拼八凑组成了一支第23战斗机大队，作为新建的美国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核心。
这种局面正如陈纳德自己所说的；
“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完全是在战斗声中拼凑而成，是以1942年那阴霾的夏天在中国能弄到的任何东西拼起来的。东西极少。作为远在新德里的第10航空队的后娘养的孩子，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得不为争抢每一个人、每一个电花塞头和每加仑汽油而奋斗。”
1942年8月18日，比斯尔出任第10航空队的指挥官。
比斯尔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委派海恩斯上校指挥驻印度的特遣队，陈纳德指挥新组建的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陈纳德早就看到，对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从日本到印度支那和缅甸的补给线。因此，只要一有可能，应立即将其切断。
他的更为详细的看法，见之于7月29日向当时第10航空大队的指挥官内登将军发出的一封密函：
事由：收到有关目标的指示——驻中国空军特遣队
送：美第10航空大队指挥官
1.约7月24日的来电收悉。你说密支那是驻中国空军特遣队的第一个目标事已悉。
2.如能通过电台从速收到你有关日本人在密支那活动的一切可靠情报事关重要，为此，我向你提出上述请求，坦率地说，密支那似乎是日本人用来进行其典型的声东击西的地方，其用意是让我们只注意它而不去管日本人在其他地方作出的更为重要的准备活动。当然，日本人在某个时候可能利用密支那。我敦促你能充分使用空中和秘密情报，以便弄清日本人在何时会使用密支那。然而，在我在远东指挥期间，我总觉得，去应急轰炸一个还未动用的机场以防止敌人利用它是不切实际的，诚然，日本人用逐日轰炸的办法阻挠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占用衡阳、桂林地区的机场，尽管我当时并没使用过这些机场。下列事实可以说明日本人使用这种策略是徒劳无益的：当我决定将战斗机和轰炸机调到这些机场上去的时候，我一天也没受到过阻挡或捣乱。
3.就我对中国的经验而言，保持我们运输路线畅通的最好办法就是遵循一次周密拟订的计划，即：计划将敌机摧毁在地上；在敌机进入我地区时，与其展开毁灭性的战斗。
4.鉴于上述，我认为，对印中运输线的真正威胁是该线以南的敌人空军基地，特别是那些日本人早就用飞机占领的基地。我相信，他们还在这些机场上不断施工，以便一俟雨季停止时或者提前直接进攻我们的空中航线。我特别是指日本人在猛锡、垒允、腊戍、瑞昌、曼德勒、马圭、东瓜和仰光。正如你所知，这些基地离印中运输线150到600英里。日本人可能从这些基地使用轰炸机来袭击该运输线的昆明东端或者丁羌两端控制站。敌人也可能从这些基地（或用这些基地作为前沿基地）使用长距离战斗机以攻击我们正在飞行的运输机。清迈和南奔是敌人可以快速飞向中间集结路线的基地。
5.为了应付这种局势，为了完成蒋委员长通过总指挥部、美国陆军部队和中缅印战区交给我的战略任务，我特敦促采取下列步骤：
（1）在丁羌地区，组织和管理一个有效的空中报告网，能足以日以继夜地发出有关来犯敌机的适当警报。
（2）增加每天向我们提供上述第4段提及的各基地上的日机和设施的情况，以便我们得到充分的预警并对付敌人的任何空中活动。
（3）经常不断地向驻中国空军特遣队提供最现代化的飞机、人员和补给，以便增援该队，以便我消灭敌人于他们的基地上，防止他们拦截运输线。
我相信，如果能以战斗机和轰炸机增援到上述我要求的程度，如果上述建议得以落实，我不仅能保持印中运输线畅通，且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如你能告我，你为我源源不断送来最新型的飞机、人员和补给而采取的措施，我将不胜感激。
6.如果不按我在此信中所建议的精神采取行动，我有责任预告你，我就马上会遇到这种情况：以装备低劣的力量去对付具有巨大优势的敌人。我想重申，我相信，如将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变成了一支力量，我不仅能将日本空军赶出中国，而且也能切断从日本到马来亚的交通线，并在将来轰炸日本本土。
美国指挥官陈纳德将军
内登将军读完这封密函后，终于明白了陈纳德的战略意图。
不久，他便指派罗伯特·斯科特担任第23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斯科特是一名毕业于西点军校的上校，具有很长时间的战斗机飞行经历。他在志愿队解散之前曾与队员们有过多次战斗飞行，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职务。
接着，内登将军又从新德里调来了亨利·斯特里克兰和梅里安·古柏分别担任陈纳德的副官和参谋长。
古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是波兰空军中的王牌战斗机驾驶员，他还在亚洲和非洲拍摄过新闻纪录片，当过好莱坞的导演。后来，他成了陈纳德和驻中国空军特遣队不可缺少的人物。此外，还有四名中国勤杂人员照料陈纳德的起居。一个姓王的厨师；一个司机，也姓王；一个茶房，绰号叫“游艇”；一个餐厅服务员，叫“炮艇”，因为他曾经在美国炮艇上服务过，该艇在1937年被日军击沉。
陈纳德还养了一条名叫“乔”的狗。他很喜欢这条狗，空闲时经常训练它如何捕抓鸭、鹅、鹤和鸽子。
1942年的夏天，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几乎不像是一支强有力的空中打击力量，只拥有7架B－25轰炸机和40架P－40战斗机。
陈纳德让有丰富战斗经验的希尔和雷克托分别担任第75战斗机中队长和第76战斗机中队长。
到雨季结束时，驻中国空军特遣队击落了日军24架战斗机和120架轰炸机，自己方面损失了5架P－40战斗机和一架B－25轰炸机，但飞行员没有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