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看了李斯这篇狗屁不通的文章，大为愉悦，从此更加严刑苛法，根本不管百姓的死活。赵高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李斯因为马屁拍得响而得到二世的宠信，于是怂恿二世躲在后宫享乐，不要再随便接见大臣们。他说：“陛下您年纪还轻，行为处事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大臣们看在眼里，就会轻视于您。不如居于深宫，让大臣们见不到面，自然他们无从质疑您的决策。这样您就会成为圣主了。”二世听从了赵高的意见，但他虽然躲人后宫，终究不能谁都不见，作为宦官的赵高成为二世和大臣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从此权势日盛，把皇帝和宰相全都架空了。虽然大权在握，赵高仍然很忌惮李斯，一心想置其于死地，因为只有这样，他的权势才能够真正稳固。于是赵高就设下了一个圈套，他故意对李斯说：“现在关东地区盗贼纷起，可陛下还在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阿房宫，搜罗狗马等无用之物，我因为身份卑贱不敢进谏，您是宰相，怎么也不敢说话呢？”李斯上了当，还以为赵高支持自己，于是叹气说：“陛下躲在深宫里，也不上朝，我想说什么话却找不到机会呀。”赵高回答说：“您如果真的愿意劝谏陛下，我可以帮助您。陛下的起居我最清楚了，等他什么时候空闲，我就通知您去觐见。”赵高嘴里这样说，实际上却专挑二世玩得最高兴的时候通知李斯去求见。一回两回还则罢了，这种事情多次发生，二世不高兴了：“我有空的时候丞相总也不来，偏等我忙的时候要求觐见，他是故意的吗？他是因为小看我所以想耍我吧！”赵高趁机进谗言说：“我明白了，因为沙丘之事，丞相出了大力，他已经位极人臣，无法再加升赏，所以一心想要裂土分王，陛下没搭理他，所以他心怀不满。”赵高同时还说：“陛下不问，我还不敢说。李由做三川郡守，陈胜等造反的家伙通过他的辖区，他不但不派兵捕捉，传说还和陈胜有书信往来。丞相的权力太大了，如果此事属实，他和那些造反的家伙联起手来，陛下您就危险了呀！”于是二世下旨，派人彻查李由通贼的传言。 到了这个地步，李斯才知道被赵高给耍了，于是就和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一起进谏，诉说赵高擅权枉法，有谋反之心，同时劝二世停止网房宫等浩大的工程。可是二世从还当着皇子，跟从赵高学习的时候起，就被赵高灌了大量迷魂汤，他最信任赵高，怎么会相信李斯等人所言？赵高趁机倒打一耙，反而说李斯等人执政不力，恐艏皇帝责怪，所以才把罪过都推在自己头上，他哭着对二世说：“丞相唯一担心的就是我赵高，只要除掉了我，他就可以肆无忌惮，犯上谋反了。”二世下令，把这三位元老重臣全都下了大狱，严刑逼供。
李斯被押人大牢，不禁仰天长叹说：“过去夏桀杀害关龙逢，商纣杀害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忠臣受戮。我的智谋不及这三位忠臣，二世无道，比夏桀、商纣、夫差更为荒淫，我合该被杀呀。二世听信赵高的谗言，我迟早会见到盗贼杀人咸阳，宫殿被夷平，成为野兽的巢穴啊。”
李斯至死不悟，还敢自比龙逢、比干，他也不想想自己参与矫诏扶二世上台，又写下那么卑躬屈膝的奇谈怪论来逢迎二世，他还能算是忠臣吗？
赵高派亲信严刑逼供，冯去疾、冯劫二人认为“君子不应忍受这样的侮辱”，全都自尽了，只有李斯惧怕死亡，苟延残喘地还想等待翻案的那一天。赵高在他身上用尽了酷刑，李斯忍不了痛苦，被迫招供，同时写下申辩的文字，向二世哀求活命，并且声明自己并无反心。赵高怎么肯让这样的文字被二世看见，冷笑着说：“囚犯怎么有资格向陛下上书。”把李斯所写的东西给扔了。
赵高此人实在狡猾，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他派自己的门客数十人假冒朝廷官员去审讯李斯，只要李斯胆敢讲实话，立刻乱棍打下，施以酷刑。等到二世真的派大臣前去责问李斯的时候，李斯还以为是赵高的圈套，再不敢为自己叫屈了，乖乖认罪。于是二世下诏，把李斯腰斩于成阳市上，父、母、妻三族全都杀光。
就这样，公元前208年七月，堂堂的秦朝开国宰相、帮助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统治架构的李斯，就这样可悲地丧了命。李斯之死，不仅可悲，而且可鄙，可以说，他是自己把自己逼到不得好死的结局上去的。
以史为鉴
相权是对君权的制约，李斯的政策却无异于主动放弃这种制约，把相权彻底交了出去，宰相变成了君主手下一个普通的办事员。然而权力交了出去，二世耽于逸乐，根本不接，那么这权力又该由谁来掌握呢？野心家赵高趁机跳了出来，把权力一股脑地抢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李斯这种朝廷重臣还可能有活路吗？李斯正是所谓的“授人以柄”，这个词汇最初的含义是把宝剑倒过来，把剑柄递给别人，赵高老实不客气地抓住剑柄，接过宝剑，然后朝原本握有宝剑的李斯当头劈下——李斯的悲剧，完全是咎由自取，怨不得旁人。
过河拆桥，里克伏剑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谋臣总把小聪明当做大聪明，站在历史的前沿阵地指手画脚，却不知自古成王成帝者都是过河拆桥者，他们只顾及自己的王位，一旦王位在坐，哪管你的拼死拼活。
晋献公二十六年夏，献公病重，临死时，将年少的儿子奚齐托付给老臣苟息，并且任命他为宰相，主持国政，辅佐少主。
晋卿里克在先前献公逼死太子申生，逼走公子重耳、夷吾时，为了避祸保身，一直采取中立的立场。这回献公一死，里克无所顾忌，他与邳郑一起，召集原属申生、重耳、夷吾的党羽，策划了废掉奚齐、拥立重耳的阴谋。他先劝说宰相苟息改变立场，但荀息执意不肯违背献公托孤时自己立下的誓言，他便不再理会苟息，而在献公停尸的地方杀掉奚齐。荀息下葬了献公后，拥立奚齐的弟弟悼子为君，里克又在朝上把悼子杀死，荀息无奈只得以身殉死。
晋国的君位空出后，里克和邳郑派屠岸夷去翟对重耳说：“现在国内形势混乱，百姓不安，正是坐江山收民心的时候，您何不归国呢？如您回国即位，我们为您开道。”重耳征求咎犯的意见，咎犯以为时机不成熟，重耳便拒绝屠岸夷道：“我违背父命，出逃在外；父亲去世，又不能谨守孝道，侍丧亡父身边。我怎敢回国即位！大夫还是拥立先父其他的儿子吧。”
此时，客居于梁的夷吾极想回国即位，里克派人去迎请他时，他马上就想答应下来，但他的部下吕省、谷芮劝他道：“现在国内还有可以拥立的其他公子，但里克却派人来国外找您，这不能不叫人怀疑。看来非得凭借秦国的势力回国不可，否则恐怕有些危险。”夷吾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一方面派谷芮去贿赂秦国，约好如得秦国的帮助回国即位，就把晋国的河西之地送给秦国；另一方面又写信给里克说：“如果真能即位，我就把汾阳的一百万亩田地封给您。”于是，秦穆公便发兵护送夷吾归国，齐桓公听得晋国内部动乱，也率领诸侯去晋国；秦、齐诸国共送夷吾至晋后，里克等人就拥立他为君主，这就是晋惠公。
晋惠公即位后，不想实践自己的诺言，他派邳郑前往秦国，婉转地说道：“当初我许诺把河西之地奉送给您，而今有幸归国得以即位。言及土地事时，大臣们都说：‘土地是先君的，您逃亡在外，有什么权力擅自决定把土地送给秦国？’我据理力争，但无法改变他们的意见，所以现在只好向您道歉。”至于对给里克汾阳田地之事，晋惠公压根儿再没提过。不仅如此，他还剥夺了里克的实权。想到重耳还在国外，惠公对已无权力的里克还是放心不下，总是担心他会像对待奚齐、悼子那样对自己下杀手，于是决定赐里克自杀。他仿佛有些不得已似的对里克说道：“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也当不上君主。虽然如此，但您到底是杀了两位君主和一位大夫，现在做您的君主，实在令人为难啊！”
里克愤然说道：“不废掉旧有的势力，您如何能够继承君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您居然说出这种话来，我俯首听命就是。”说完便伏剑而死。
晋国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他们编了一首顺口溜道：“坏人受了坏人的骗，到底未得他的田；骗子受了骗子的欺，终究未得他的地。得到国家的何其贪，将来难免遇大难；未得田的不警醒，祸乱跟着脚底生。”
以史为鉴
“坏人受了坏人的骗，到底未得他的田”，不仅如此。还搭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里克伏剑的故事给了我们太多思索的空间。现实生活也一样，在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地去巴结讨好，否则，别人一旦得势反而会误了自己的“卿卿性命”。
天下已定，良将何用
乱世需要武将，治世需要文臣。当天下已定时，良将就失去了他的作用，所以明智的良将懂得自身隐退以避免兔死狗烹的下场，而不理智的良将却成了牺牲品。
异姓诸侯王是西汉王朝建立前后分封的非刘姓的诸侯王。翦灭异姓王，是汉高祖为巩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所采取的重大方略。
当时的异姓诸侯王共有七个：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卢绾）、长沙王吴芮和韩王（韩）信。其中除吴芮和韩王信外，其他五人在楚汉战争中协助汉王刘邦争夺封建统治权力都立有汗马功劳。异姓诸侯王的分封，除了当时实际的政治、军事需要外，还有着相当深远的历史背景。
在楚汉战争过程中，汉王刘邦为了分化瓦解项羽的势力，一方面拉拢项羽分封的诸王，如张耳、英布、吴芮、臧荼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满足其重要将领割地分封的要求，陆续封了一些诸侯王。如汉四年（公元前203年）春，韩信在平定齐地后，请求立为假齐王。刘邦当时处境狼狈，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气愤，但为了笼络利用韩信，就听从张良的意见，索性封他为真齐王。随后，为了调动兵力围歼项羽，于同年七月封英布为淮南王；次年十月，又划睢阳以北至谷城封给彭越。这些诸侯王因为不是刘姓宗室，故史称异姓诸侯王。到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五月刘邦称帝时，这些异姓诸侯王大抵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
西汉初年，由于社会经济凋敝，封建统治秩序尚待重建，汉高祖不得不暂时维持现状。但是，对异姓诸侯王势力的膨胀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如垓下之战结束、项羽战败死后，刘邦立即夺走韩信的兵权，同时将他由齐王徙为楚王，都下邳。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七月，张耳病死。不久，燕王臧茶谋反，刘邦亲自领兵讨平。剩下的五人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对西汉王朝的建立立有汗马功劳，且手握重兵，成为汉高祖的心腹之患。于是，刘邦在吕后的协助下，采取强硬的对策，一一剪除了异姓诸侯王的势力，甚至不惜采用肉体消灭的残酷手段。
汉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以韩王信壮武，封国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于是，另以太原为韩国，徙信以王之，为防备匈奴的侵扰，原都晋阳，后徙治马邑。这年秋天，匈奴冒顿单于率大军包围马邑，韩王信多次派使者去匈奴求和。汉高祖怀疑韩王信有二心，赐书责备。韩王信心中恐慌，就索性投降匈奴，并与匈奴一起攻汉。次年，刘邦亲自领兵征讨，韩王信逃入匈奴，后来与匈奴联兵侵扰边郡，被汉军杀死。
楚王韩信刚到封国时，巡行县邑，经常陈兵出入，于是被告发谋反。汉高祖采用陈平的计策，借口巡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乘机逮捕韩信，带至洛阳，贬为淮阴侯。刘邦仍不时与他讨论用兵之道。汉高帝十一年，陈稀谋反后，韩信与陈暗通声气，并于次年趁高祖率军平叛之机，图谋诈诏，袭击吕后和太子，结果被人告发。吕后在萧何的策划下，将韩信骗至长乐宫钟室处死，夷三族。汉高祖听说这消息，且喜且哀之。
陈稀谋反，汉高祖亲自率兵平叛。他向梁王彭越征兵。彭称病，不愿前往，从而引起刘邦的不满。后梁太仆告发彭与其将扈辄谋反，遂逮捕彭越，废处蜀地。途中彭越遇见吕后，向吕后哭诉，自言无罪，请求改徙昌邑。吕后假意许诺，将彭越带到洛阳，对汉高祖说：“彭越壮将也，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于是指使彭越的舍人出面告发彭越谋反，由廷尉审理后夷越宗族。又命人将彭越尸体剁成肉酱，遍赐诸侯，于是更引起了其他异姓诸侯王的恐慌。
淮南王英布本来是项羽的部下，与刘邦并无渊源。他见韩信被诛，心中本已不安，收到彭越的“肉醢”后，更是惊恐万状，立即私下集合部队，加强警戒。结果被人告发谋反。汉高帝十一年（公元196年）七月，英布起兵谋反。刘邦发兵征讨，并于次年十月平定淮南地。
取代臧荼立为燕王的卢绾，与刘邦的关系最为亲密。因为陈稀谋反的事受到怀疑，刘邦派使者召绾。卢绾称病不出。他对幸臣说的一番话倒很能说明问题：“非刘氏而王者，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族淮阴，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汉高祖得知报告，非常愤怒，认定卢绾谋反。高祖死后，卢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其实，卢绾的话并不全面，诛灭异姓诸侯王出自刘邦的本意，只是吕后更心狠手辣而已。
以史为鉴
汉高祖诛灭异姓诸侯王一事，自古以来就有争议，可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从这些事件中不难看出，那些取得了最高权力的统治者是不会容忍任何人来对他的最高权力构成威胁，进行侵犯的，所以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将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功勋之臣一一诛灭。古代如此，现代亦如此，不要以为自己为他人赢得高位就可高枕无忧了，此时才是最危险的时候。做人做事都要有点心机，不要锋芒毕露，要学会装装糊涂。
商鞅之死
商鞅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涉及秦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不会是一蹴而就的。据说商鞅前后两次大规模颁布变法的法令，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或前356年，一次是在公元前350年，前后相隔十年。而商鞅的官位也从左庶长上升为大良造。
大良造本是由贵族担任的辅佐国君的要职，自从商鞅担任此职后，就变成了秦国真正意义上的宰相。而与关东各国的宰相名称相同的“相国”一职，则是在秦武王时代才正式设立的。
改革当然会遇到阻力，这些阻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平民百姓，二是世袭贵族。平民百姓并非不愿意变更旧法，但他们更希望生活安定，不知道商鞅颁布的新法能够持续多久，如果三天两头变更，朝令夕改，再好的法令也不会给百姓带来好处，只能使他们无所适从。
为了取得百姓的信任，商鞅制定好了新法，在颁布执行前先搞了一个试验。他找了根三丈长的大木头立在国都雍城的南门，招募民众，许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去北门，就赏赐给他“十金”。当时所谓的金，并非真正的黄金，而是指铜，铜可以用来铸钱，可以做高级器皿，更可以铸造工具和武器，在当时的价值和后世的黄金不相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