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容易骄傲，也容易奢侈，这是人类的弱点。一个骄奢的人，结果总是在骄奢里毁灭了自己。“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病态心理往往促使骄奢之风盛行，使得很多人失去了坚忍的意志，抱着得过且过的混世态度，最后在昏昏沉沉中“快乐”地死去。
骄恣专横终丧身
骄傲、贪婪，好比星火，在世人的心中熊熊燃烧。骄傲的人很难满足，总是贪得无厌，因为他总是指望从别人那儿得到更多，所以这也决定了这些人可悲的下场。
梁商是汉朝时期有名的大将，于永和六年（公元141年）病逝，死后其子梁冀继任为大将军。
梁冀骄恣专横，内恃妹妹梁皇后，外与宦官曹腾等人相勾结，欺凌百官，垄断朝政。
顺帝仅有一子，名刘炳，汉安二年（公元143年）生，翌年被立为太子。顺帝死，梁皇后与梁冀立刘炳为帝，是为冲帝。当时刘炳仅有2岁，由太后梁蚋临朝称制，大将军梁冀辅政。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刘炳病死。
冲帝死，太尉李固建议：“当今立帝，宜择年长，高明有德，任亲政事者。”
梁太后、梁冀认为立年长之君于己不利，不纳李固之言。
永嘉元年（公元145年）正月，梁太后迎立渤海王刘鸿之子八岁的刘缵为帝，是为质帝。刘缵为章帝玄孙，生于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刘缵少而聪慧，很是不满梁冀的专横，在一次朝会时，当着满廷公卿之面，目视梁冀说道：“此跋扈将军也！”梁冀深恨在心，于本初元年（公元146年）六月，使人将刘缵毒死。
梁冀毒杀质帝后，立年仅15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梁太后仍然临朝秉政。
建和元年（公元147年），即桓帝即位的第二年，梁冀的另一个妹妹被立为皇后，梁氏的权势更加显赫。梁氏一家充斥朝廷，先后有7人封侯，3人为皇后，6人为贵人，2人为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7人，尚公主者3人，其余卿、将、尹、校57人。梁冀专擅朝政20余年，“人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朝会时，梁冀不与三公同席，十天到尚书台办公一次。朝廷内事无大小，都要经过梁冀决定，才能执行。东汉自和帝、安帝两代外戚开始干政，至梁冀专权而达到极点。
梁冀专权恣肆，对敢于反对他的官吏，多方罗织罪名，肆行擅杀。位至三公的李固、杜乔因不同意梁冀立刘志为帝，被横加罪名，收捕处死，陈尸街头。梁冀贪得无厌，依仗权势多方搜刮财物。各地方进贡物品，必须先将上等的献给梁冀，皇帝御府只能得到次的。
梁冀还掠取良人为奴，其家奴多达数千人。梁冀以掠夺来的财富，大肆修建豪华的住宅、园林，其家就像皇宫一样富丽堂皇。梁冀专权的十四年多时间里，东汉王朝实际上成了梁家的天下。
梁冀的专横跋扈，残忍贪暴，引起了广大人民的无比愤恨。民间到处流传着“梁氏灭门驱驰”的咒骂声。
宫中宦官也因其势力被削弱而憎恨梁氏。
桓帝对梁冀的跋扈也忍无可忍。
和平元年（公元150年），梁太后病死，廷熹二年（公元159年）梁皇后也死去，梁冀失去了宫中的靠山。同年八月，桓帝与宦官中常侍单超、具瑗、唐衡、左倌、除璜5人密谋，派兵包围了梁宅，梁冀自杀。梁氏族人及亲戚不论老少，皆弃市。梁氏的党羽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被处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被免官者300余人，“朝廷为空”。
以史为鉴
骄傲、贪婪，好比星火，在世人的心中熊熊燃烧。骄傲的人很难满足，总是贪得无厌，因为他总是指望从别人那儿得到更多，所以这也决定了这些人可悲的下场。所以，人们一定要以史为鉴，要学会谦虚、淡泊名利，否则很有可能会落得个像“梁氏家族”一样的悲惨结局。
夜郎自大，亡身亡国
隋炀帝因暴政而亡，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进一步考究，也与他的骄傲自大、拒谏杀谏有着直接的关系。
隋炀帝自认为才能比任何人都高，从不听人劝谏，我行我素，至死不回头。他公开对虞世南说：“我生性不喜人劝谏。如果是达官，还想进谏以求官，我更不能饶他。如是卑贱士人，我还可以饶他，但绝不让他出人头地。你记住吧！”甚至还说：“有谏我者，当时不杀，后必杀之。”
隋炀帝即位不久，就倚仗他父亲节俭勤政创下的基业，大兴土木，赏赐无度，追求享乐，四处游玩。一些忠直大臣都担心这样下去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纷纷劝谏或议论，希图他改正过来，但却都遭到隋炀帝的诛杀。
最突出的事例是发生于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的高颖、宇文弼、贺若弼被杀害，苏威也因此被免官。杀害的罪名是“诽谤朝政”，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炀帝下诏收集北齐、北周故乐人及天下散乐，太常卿高颖劝谏说：“此乐久废，现在要征集，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会放弃原来的正宗而追逐这些末流，相互教习而传播开来。”炀帝听了很不高兴。高颖又对太常丞李懿说：“北周天元皇帝因好声色而亡，殷鉴不远，怎么司以再这样呢？”
二、炀帝为了向突厥启民可汗炫耀富有，令宇文恺制造大帐，可容纳数千人，在帐内设宴款待启民可汗及其部落人众，又赏赐启民帛二十万段，其属下依次有赏。如此地铺张浪费，高颖等人看不过去。高颖对太府卿何稠说：“启民可汗这个人熟悉中原的虚实，山川的险易情况。恐怕要成为以后的祸患。”又对观王杨雄说：“近来朝廷极无纲纪规矩。”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高颖说：“周天元皇帝的奢侈，用现在的情况与之相比较，不是更加厉害了么？”光禄大夫贺若弼也私下议论宴请启民可汗过于奢侈了。
三、炀帝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修筑长城，尚书左仆射苏威直言劝谏，炀帝不听。宇文弼认为：“修长城的徭役，根本不是急务。”
高颖、贺若弼、宇文弼等人劝谏或议论的事情，切中时弊，隋炀帝非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将他们全部杀死。高颖是隋朝的开国元勋，是平陈战役的主要策划人，是辅佐隋文帝造就“开皇之治”的主要谋臣，为朝野所敬服。贺若弼是杰出的军事家，平陈战役的主将之一。宇文弼有文武干才，历任高官，皆有能名。炀帝本就嫉妒他们的才能，这次便抓住他们私议朝政的小事，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全部处死，充分暴露了其凶残专横的本性。
四、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炀帝拒谏杀谏到何种程度。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隋炀帝的暴政已激起天怒人怨，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在四处燃烧，可是竟无人敢向炀帝讲真话。
宰相苏威不愿意说假话，在炀帝问起“盗贼”情况时，就将身体隐藏在廊柱后面，好让炀帝看不到。不要问自己。一次，炀帝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来问，他只好回答：“我不主管这些，不清楚有多少，只担心贼众离我们越来越近。”
炀帝问他是什么意思，苏威说：“他日贼占据长白山，现在已近在汜水。”炀帝听了很不高兴。后来，炀帝又问他征伐高丽方面的事情，苏威想让炀帝知道实情，但又不敢明说，只好回答：“这次战役，希望不要发兵，只要赦免群盗，自可得到精兵数十万，可派他们去东征。他们喜于免罪，必会争立功劳，高丽就可以消灭了。”炀帝听了十分不高兴，找碴儿将苏威削职为民。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炀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
右侯卫大将军赵才劝谏说：“如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希望陛下回京城，安定黎民百姓。”
炀帝勃然大怒，令将赵才逮捕下狱， 十天后才释放出来。大臣们都不想去，但炀帝去的决心越来越大，没有人敢站出来谏阻。建节尉任宗是个小官，上书极谏，当天就将他在朝堂上杖杀。
奉信郎崔民象也是一个小官，在建国门上表劝谏，炀帝怒，让人先卸了他的下巴，然后杀掉。炀帝一行走到汜水，奉信郎王爱仁上表请示回京城长安，炀帝杀掉他后继续往前走。
到了梁郡，郡上有人拦住车驾上书说：“陛下若是去了江都，天下就不再是陛下所有了！”炀帝又将来人杀掉。当时大官不敢劝谏，就让小官谏；小官被杀，又让无官的百姓来谏。而隋炀帝则是来一个杀一个，谁谏就杀谁，毫不手软。
隋炀帝不仅拒谏杀谏，而且不愿听臣下反映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大臣虞世基知道他“恶闻”农民起义的消息，只要看到有这方面的报告，便“仰损表状，不以实闻”。东都的越王杨侗被瓦岗军攻得招架不住，派元善达到江都向炀帝告急求援，反而被认为是诳骗圣上。有个宫女向炀帝报告：“外闻人人欲反。”这本是实情，炀帝竟令将她杀死。宿卫的禁军士兵有时也偶尔谈起这方面的情况，萧皇后明知是真情，也不得不说：“天下事一朝至此，势已然，无可救也。何用言之，徒令帝忧烦耳。”从此就再无人提及这方面的事情了。隋炀帝利用他的淫威，终于迫使包括皇后在内的所有人都说假话，都在欺骗他自己，的确是不可救药了。
不久，宇文化及等人发动政变，将隋炀帝勒死在江都宫中，隋朝也随之灭亡了。
以史为鉴
骄傲的人心目中没有胜过他的人，也没有如他的人。对于前者，他不承认；对于后者，他不屑一顾。骄傲自满，夜郎自大，都是非常可怕而又可悲的事情。通过隋炀帝的例子，人们应该从中悟出这样的心机：谦虚谨慎才是人生的根本。
骄奢之君，败国之君
孟昶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也是末代皇帝。他的父亲孟知祥是后蜀的开国皇帝，但刚称帝半年，就因病死去。16岁的孟昶在父亲旧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他即位之后，以李仁罕、张业、赵庭隐、李肇为首的功臣将领自恃有功，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他们违犯朝纲，夺人良田，挖人坟墓，不仅危及孟昶的帝位，而且激化了阶级矛盾，影响了社会稳定。
孟昶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首先将骄横跋扈的李仁罕处死，接着杀掉以酷法滥刑聚敛财物的张业，又陆续罢免了一批贪钱不法的官僚，将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当帝位巩固下来之后不久，他的骄奢淫逸的阶级本性便显露出来。
他的淫乐方式很有特点，就是沉溺在花园池塘的美景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