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尚书》记载，二月初五凌晨，周军布阵完毕，庄严誓师，史称“牧誓”。周武王在阵前声讨纣王听信宠姬谗言、不祭祀祖宗、招诱四方的罪人和逃亡的奴隶、暴虐地残害百姓等诸多罪行，从而激发起从征将士的敌忾之心与斗志。接着，武王又郑重宣布了作战中的行动要求和军事纪律：每前进六七步，就要停止取齐，以保持队形；每击刺四五次或六七次，也要停止取齐，以稳住阵脚；严申不准杀害降者，以瓦解商军。誓师后，武王下令向商军发起总攻击。他先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即让吕尚率领一部分精锐突击部队向商军挑战，以牵制迷惑敌人，并打乱其阵脚。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早就对商纣王恨之入骨，此时便纷纷起义，掉转戈矛，帮助周师作战。史载商军“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对商纣王反戈一击。武王乘势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猛烈冲杀敌军。顷刻之间，商军十几万之众便土崩瓦解。纣王见大势已去，于当天晚上仓皇逃回朝歌，登上鹿台自焚而死。周军乘胜进击，攻占朝歌，灭亡商朝。
以史为鉴
牧野之战在中国历史上是另一场改朝换代的重大战役，后世有人分析，周军取得彻底胜利不是偶然的。周文王、周武王正确运用了“伐谋”、“伐交”等策略，同时重视间谍和情报工作，掌握了大量的宝贵信息，最后正确选择了决战的时机。尤其是通过谍报工作，认识到了商纣王人心已经丧失殆尽（后来才有决定性的奴隶军反戈一击）；同时认识到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内部空虚，是进兵的绝好机会（牧野之战后，商朝主力继续作乱，但为时已晚）。牧野之战周武王取得胜利，是“伐谋”、“伐交”和谍报战胜利的结果。
李训密谋除官功败垂成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宦官专权的时代，没有一个是政治清明的，而宦官为祸最烈的，却是唐朝。唐朝初期，统治者接受历史教训，对宦官有明确的限制。他们只用来伺候皇帝、嫔妃和管理皇宫事务，不得干涉政务。到开元末年，唐玄宗荒于政务，宠倚宦官高力士。当时高力士权势显赫，贵盛无比，外间进奏的表文要先送到他那里，小事由他直接处理，大事才奏请唐玄宗。太子李亨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称他为爷，唐玄宗本人称之为将军。其权势之大，可见一斑。不过高力士倒没有什么野心，他至死都像奴才一样效忠唐玄宗。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在纷乱中恶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特别是自设立枢密使和左右护军中尉的官职以后，宦官专权进一步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两个官职都是由宦官专任。前者的职责是把下面的奏章转呈皇帝，把皇帝的诏命下达朝臣，宦官因此能够参与国家机密，上下其手；后者统领神策禁军，神策禁军是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负有卫戍皇宫的责任，皇帝实际上处在了宦官的监护之下。
宦官势力口衔王命，手握兵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朝廷大臣的升迁罢留，常在宦官的把持操纵之下，连位极人臣的宰相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因此，宦官专权遭到了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当时，宦官衙署在官城，朝官衙署在皇城，宫城在北，皇城居南，因此人们称前者为北司，称后者为南衙。南衙北司，形同水火，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宦官还勾期战乱的主要根源。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现在变成了皇帝的监护人。皇帝的生死废立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唐顺宗以后的九个皇帝之中，除唐敬宗以皇太子继位外，其他八帝都是由宦官擅自拥立的，而唐敬宗最后竟被宦官杀死。皇帝实际上已由宦官的主人变成了宦官的傀儡。
唐文宗即位以后，鉴于祖父唐宪宗、长兄唐敬宗被宦官杀害，自己系宦官所立，不得自由，于是下决心除掉宦官，并且暗暗地在朝臣中寻找可以倚靠的力量。
那时候，朝中的大官分为牛李两个朋党（牛党首领为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首领为李德裕），正在互相进行倾轧。这两党都跟宦官集团有联系，对消灭宦官势力不感兴趣。这样，唐文宗便不得不在较低级的官员中寻找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郑注和李训得到了唐文宗的信用。
郑注本姓鱼，原来是个江湖医生。他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奕医卜，尤为精妙。大宦官王守澄担任徐州监军时，郑注曾向他进献可治虚弱萎靡之症的秘方奇药，大得他的欢心，从此成为王的心腹亲信。后来，王守澄升任枢密使，便将郑注推荐到朝廷。唐文宗时，王守澄擢为骠骑大将军、右神策军中尉，权势贵盛无比。郑注在他的提携下，地位也步步上升。
大和七年（833年），郑注被任命为昭义节度副使。赴任途中，在洛阳认识了李训。李训的先祖陇西姑臧房李氏，是著名的世族。他的远房族祖李揆，曾是唐肃宗的宰相。但到了李训一门，早就家境破落，沦为中小地主。李训自幼聪慧智敏，为人倜傥不羁，富于冒险精神。他擅长辩论，能写一手好文章，于唐穆宗长庆年间进士及第，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府的掌书记。后来，因罪被流放到象州（今广西西部）。唐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他也被赦免放还，闲居在洛阳。李训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欲望，总想出人头地，对所处的低下政治地位极不甘心；同时，由于长期处在统治阶级的底层，他对唐廷弊政和民间疾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迫切要求改变唐朝政治腐败的局面。这样，在他那里，个人权势和建功立业已被糅合在一起了。
在这次会见中，李训没有特别着意讨好郑注，而是畅言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使郑注理解他、同情他。他还谈古说今，纵论天下大事，以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的义烈之事激励郑注。郑注大受震动，相见恨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遂为生死之交。郑注在李训的影响下，从此一改前过，走上了坚决反对宦官势力的道路。
大和八年春，唐文宗突然发病，不能言语。太医医治无效，王守澄推荐精于医术的郑注试试。唐文宗即召郑注返京。郑注路过洛阳，特意邀请李训与他同去长安，把他引荐给了王守澄。因为是郑注所荐，王守澄对李训深信不疑。李训很快得到了重用。
按照李训的打算，取得王守澄的信任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接近唐文宗。因为他是最高权力者。唐文宗本来对郑注十分反感，但自从服用他的药以后，颇见效应，再加上他口灵齿利，善承人意，不久就得到了唐文宗的欢心。后来，郑注又劝说王守澄，请他把李训引荐给唐文宗。王守澄已把李训、郑注看成自己的死党，也乐于把他们二人安排在唐文宗的身边，作为自己的耳目。李训精晓儒经，王守澄就以给皇帝讲《周易》为由，把李训引荐给了唐文宗。因为李训是王守澄引进的，唐文宗对他存有戒心。但在召见过程中，唐文宗被李训的博学多能、机敏才思和精辟的议论深深打动了，对他产生了好感，以为是个难得的奇士。这时，李训还在母丧守制期间，唐文宗便特许他穿上百姓的衣服，号称“五山人”，出入禁中。
李训既得出入禁中，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便进而争取获得唐文宗的信任。封建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是最孤独的人。唐文宗正值盛年，很想有所作为，但他身在九重之内，被周围的人和他自己封闭了起来，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听不到外边的真实情况。李训、郑注到他身边后，常把朝臣和民间发生的事告诉他，逐渐成了他的耳目，自然得到信任。李训、郑注虽然都是王守澄向唐文宗引荐的。但李训内心对宦官势力一直深恶痛绝，他媚事王守澄的目的不过是把他作为晋身的阶梯。为其反对宦官势力创造起码的政治条件，而郑注在李训的影响下，也已改变了过去投靠宦官的态度，同时他们也都看出唐文宗对宦官专权一直耿耿于怀，满腹怨恨。因此，李训在进讲《周易》的时候，就有意借题发挥，议论宦官的种种罪恶以及民间对宦官的仇恨情绪，鼓动唐文宗下决心铲除宦官之祸。唐文宗这时正苦于对宦官无计可施，看到李训、郑注深受王守澄信任，认为与他们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可以掩人耳目，不致引起宦官的怀疑。唐文宗与李训、郑注在反对宦官势力上的一致立场，使唐文宗对李训、郑注更加信任和倚重了。大和八年八月，李训服母丧期满，即被起用为四门助教，两个月后，又迁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_士。
李训、郑注虽然深得唐文宗的信任，但他们在朝臣中的政治地位还是很低的。李训不过是个侍讲学士，皇帝的顾问；郑注也仅是I临时给皇帝治病的。这种低下的政治地位，对于野心勃勃的李训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何况他和郑注要反对宦官势力，也确实需要更大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但是，他们都没有显赫的家世，他们个人也因为自己过去的劣迹而被搞得声名狼藉。在朝廷上下，谁都知道他们是王守澄的人，是靠宦官的门路才得到皇帝宠信的，因此他们在朝臣中十分孤立，遭到普遍的反对。朝中大臣对李训、郑注的坚决排斥态度，严重威胁着他们好不容易才谋到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成为他们政治上的首要障碍。于是，他们被迫进行了反击，再次借助王守澄的支持，在朝廷中掀起了一场罢官运动。从大和八年九月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李训、郑注在唐文宗和宦官势力的支持下，接连贬逐了李德裕、路隋和李宗闵三位宰相，以及反对他们的大批朝臣。到大和九年九月，李训、郑注在政治上的各种反对势力几乎全被逐出了朝廷，这场罢官运动才告结束。
随着罢官运动的深入开展和李训、郑注政治权力的不断扩大，李训开始在朝廷中组织起自己的政治集团。他利用在罢官运动中出现的权力真空，把与其志同道合的人都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上。舒元舆是李训的老朋友，李训把他提升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实际长官，负责纠弹百官过失，地位十分重要。这样，舒元舆就成为李训的主要助手。郭行余是李训在洛阳时的老相识，被召为大理卿。顾师胤与李训是同年进士。被引荐为水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其他还有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也都作了安排。李训政治集团遂正式形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李德裕、李宗闵等公卿老臣都先后失败，朝廷中再也没有与李训政治集团相抗衡的力量，王瑶等老臣也纷纷向其投靠。攫取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已经扫除。大和九年九月，李训、舒元舆同时正式拜相执政，李训仍三日一入内廷，为唐文宗讲解《周易》。拜相执政，位极人臣，是李训使尽权术所昼夜追求的，如今终于如愿以偿。李训政治集团的势力已经大权在握，又深得唐文宗的宠信，达到了极盛的顶峰。于是，他们便开始推行其治国安邦的政治方略了。
宦官专权严重破坏了唐王朝的正常政治统治秩序，是最大的政治祸害。李训集团决定首先铲除宦官势力，使朝廷从宦官“外胁群臣，内侮天子”的政治窘境中摆脱出来，恢复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中央官僚统治机构的权威性，并在此基础上革新政治，中兴唐朝。
李训、郑注等决心消灭宦官专政的局面，首先是政治革新的需要，同时也有其个人方面的原因。李训集团在秉掌国政之前，一直处心积虑地伪装自己，施展权术，讨好宦官，得到了宦官的迎合，登上了大和时期的政治舞台，而宦官势力也对他们深信不疑，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在朝廷中的代理人。李训集团对宦官势力这种“外佞内反”的策略，除了唐文宗，外人概不知情。这是李训集团的高明之处和成功诀窍，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遭到世人的唾骂，被看成是宦官势力所豢养的走狗。也许是由于这种无处申说的委屈情绪，使他们对宦官势力更加厌恶和憎恨。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明廷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不愿再遭人误解，受人辱骂，想要洗刷自己。为了争取朝廷中其他政治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因此，无论从公从私来讲，他们都决心要消灭宦官这股反动腐败的政治势力。
但是，反对宦官得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宦官口衔王命，手握兵权，可以假借天子的名义，贬杀反对他们的大臣。在肃宗以来几十年的历史上，反对宦官而遭到杀身之祸的，比比皆是。永贞革新领袖们企图夺取宦官兵权的不幸下场，人们更是记忆犹新。因此，李训集团吸取了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失败的血的教训，尽力避免与宦官势力发生正面冲突，不去公开夺取宦官的兵权，而是继续采取“外佞内反”的策略，用迂回曲折的办法，逐步蚕食和各个消灭宦官势力。
大宦官陈弘志，是元和末年弑杀唐宪宗的元凶。此事人所共知，朝野共愤。李训集团决定首先拿他开刀，这既可以赢得朝廷上下的舆论同情，又可以封住其他宦官的嘴，使他们无法反对。于是，李训奏请唐文宗把在襄阳担任监军的陈弘志召还，使他失去地方的凭借，接着派人在路上把他杖杀了。接着，李训集团又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把和王守澄争权的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人处死。
王守澄眼看大批宦官被逐被杀，心中暗自高兴，以为从此在宦官中再没有人敢出来与他对抗了。其实，他已上了李训集团的大当。王守澄固然在宦官中少了许多争权对手，宦官势力也在总体上大大削弱，李训集团可以回过头来集中收拾他了。但是，另一派宦官势力以仇士良为首，过去也有拥立唐文宗之功，却遭到了王守澄的嫉恨，一直受到压制。在逐杀韦元素时，李训有意奏请唐文宗，由仇士良来代替韦元素，出任左神策军中尉，用来牵制王守澄的兵权。现在，李训集团又在仇士良的默许下，奏请唐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免去他右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王守澄的这个新职，表面上看来是荣升，实际上徒有虚名，失去了对禁军的直接控制。不久，李训集团以唐文宗的名义，赐毒酒毒死了王守澄。对外，则假称王守澄突然发病死去，并赠封他为扬州大都督。
王守澄被鸩杀后，剩下的最大宦官势力只有仇士良了，再没有任何一个宦官集团能与其对抗。李训、郑注等人感到，如果继续采取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使他们自相残杀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于是，经过一番策划，李训集团决定改变策略，搞突然袭击，把宦官势力一网打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