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赫尔岑“决计不会同意收回自己的话。承认这些话不真实，就会在读者心目中贬低自己。”
但涅克拉索夫一再坚持和恳求，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很不愿意，但还是同意衔命伦敦行，去和赫尔岑交换意见。
得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发表上述文章的第五天，涅克拉索夫就给《现代人》杂志办公室主任伊波利特·帕纳耶夫写了封信。请他“今天尽早”提取车尔尼雪夫斯基“明天出国”要用的款子。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正在赴伦敦的路途上时，他的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却在萨拉托夫等待儿子回来。6月26日，即车尔尼雪夫斯基到达伦敦那天，父亲寄了一封信去彼得堡给儿子和儿媳奥莉佳：
“我亲爱的孩子，你们本月16日写的信，23日收到了我没想到，没猜到我亲爱的儿子会出国，并且还要到伦敦——我们还准备本月23日迎接你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伦敦逗留的时间不长，6月30日他便启程回国。和赫尔岑面谈了两次，其中的细节外界知道得不很多，但交谈的结果是双方都不满意。
大致情况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布公，直言不讳地向他谈了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责难赫尔岑把《钟声》办成所谓的“暴露性的”杂志：
“如果我们的政府稍微有点头脑，它本会因你们的暴露而感激你们；这类暴露使它有可能比较冠冕堂皇地对自己的爪牙严加控制，同时又不使国家制度受到触动。而问题的实质正好在于制度，而不在于那些爪牙。您本该提出一定的政治纲领，比如立宪的，共和的，或社会主义的。这样，一切暴露才算重申了您的基本要求”
由于感情过于激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眼泪夺眶而出。赫尔岑几次想打断他的话进行反驳，但他没有停下来。他说还没有讲完，不过很快就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完后，赫尔岑昂然地扫了对方一眼，冷冷地、教训式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是的，根据你们狭隘的党派观点，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从一般的逻辑观点来看，这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说明是正确的。”看着那副神气的样子和最后的表态，车尔尼雪夫斯基大为惊愕，顿时心乱如麻。尽管观点相左，有趣的是两人对对方的评价却那么相似。
车尔尼雪夫斯基眼中的赫尔岑：
“真是个聪明人可惜远远地落后了。他至今还以为他是继续在莫斯科的沙龙里说俏皮话挖苦人，是在和一位老学究拌嘴呢。然而，今天时代在飞速前进，一个月等于过去的10年。仔细一看——他还是莫斯科老爷的那个脾气。”
赫尔岑反过来则说：
“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聪明而又如此自负，这尤其令人吃惊，因为他深信《现代人》杂志乃是整个俄国的中心。我们这些罪人早就被他们埋葬了。我觉得只是他们的倒头经似乎念得太早了——我们还要再活一阵子呢。”
且不管事实如何，车尔尼雪夫斯基离开伦敦不久，《钟声》杂志上又发表了一篇短文，文中谈到：
“在第44期上，我们曾提醒我们那些猛烈攻击暴露文学的俄国同行，他们这样做有意无意地在给训导委员会帮忙。如果我们使用的讽刺被看成是侮辱性的暗示，我将十分难过。我们凭良心请你们相信，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无此想法；如若有此想法，我们就不会是这个揭露法！我们并没有指任何一位文学家，我们根本不知道那些文章出自谁的手笔——我们认为自己有权说几句话反对这些文章。并真诚地希望，我们的忠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1860年初，《钟声》杂志第64期刊登了一篇《外省来信》，作者署名“一个俄国人”。作者究竟是谁难以考证，但这封信的立场观点和语言风格，酷似车尔尼雪夫斯基。作者清楚地论证，不应该相信沙皇的“善心”，因为这种信任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伊始，尼古拉紧紧套在人们脖子上的枷锁稍微松开了一点，于是我们便几乎以为自己已经自由了。一个个诏书下达之后，大家都弄得晕头转向——似乎万事大吉了，农民有了土地，自由了。大家都在谈论中庸之道，谈论各方面的进步，但却忘了农民的命运已交给了地主，而地主是不会放过任何得利机会的
“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老沙皇式的獠牙来对沙皇的信念，已经贻害俄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念只有武力才能从沙皇政权手中为人民夺得权利只有争取来的权利才可靠。我们的处境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管用！此外没有别的出路。为了促使问题和平解决，您已经做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请您改变腔调吧，但愿您的《钟声》不是招呼人们去作祈祷，而是向人们报警！您号召俄国人拿起斧子吧！”
赫尔岑对这封信的回答，再次证明当时他们之间的分歧是多么严重。
“只要还存在一线不用斧子解决问题的希望”，他就拒绝号召人们“使用被压迫者的最后一着——斧头”。
文学艺术上的争鸣，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往往短期内很难争个是非。然而《钟声》杂志和《现代人》之间的争辩，却很快由沙皇用实际行动替他们作出了结论。
那就是两年后沙皇政府对农民实行血腥镇压，农民的鲜血擦亮了赫尔岑的眼睛。他终于结束了彷徨和动摇，毅然站到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边。他的《钟声》杂志随之转变了态度，第96期上写道：“旧的农奴制为新的农奴制所取代。总之，农奴制并没有废除，人民被沙皇欺骗了！”
从伦敦回来以后，车尔尼雪夫斯基回了趟故乡探望年迈的父亲，9月1日返回彼得堡。
3 分道各扬镳
俄国全社会围绕农奴制改革问题的激烈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学领域。
在文艺界，由革命民主主义者组成的进步阵营，以文学为武器，抨击丑恶、针砭时弊，为人民的解放斗争呐喊助威。一批统治阶级的御用文人也集结成营垒，把文学当做欺骗人民、巩固农奴制度的舆论工具。这种矛盾和斗争，甚至渗透进了《现代人》杂志的内部，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最后的分裂。
《现代人》杂志，曾经努力团结一批进步的贵族作家，引导他们沿着现实主义的方向创作，充分发挥他们的文学天才。如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大师，在这家杂志上都发表过不少优秀杰作。每当这种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表示真诚的欢迎，著文给予足够的评价，向广大读者推荐。
1859年9月16日，屠格涅夫从巴黎给赫尔岑写了一封信，中间问道：
“其实，我给你写信，为的是想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真的拜访过你，其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此人如何？”
屠格涅夫之所以这样提问，当然事出有因。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此人究竟如何呢？
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学评论，看作是纯学术研究；总是把文学评论与宣传革命思想密切结合，而赋于鲜明的战斗性。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去评价每部作品，主张好的作品应该是“生活的教科书”，能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教益。他以敏锐的目光关注着文坛的动向，旗帜鲜明地支持一切积极、进步的新事物；毫不留情地批评落后、有害的倾向。
用他的话说就是：
“评论是对一种文学作品的优缺点的评价。评论的使命在于表达优秀读者的意见，促使这种意见在人群中继续传播。”
1856年发表的评论奥加廖夫《诗集》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了60年代的革命人物，应如何对待贵族分子的革命性的问题。指出文学作品中“多余的人”的形象，已经成为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他在文中论述道：
“奥涅金被彼巧林所代替，彼巧林被别尔托夫和罗亭所代替。我们听到罗亭自己说：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他并没有向我们指出一个可以来代替他的人。我们在等待这个继承者，他从幼小时候起就熟悉真理，并不是抱着战栗的狂热、而是怀着欢乐的爱来观察我们；我们盼望着这样的人以及他的朝气蓬勃、同时又是平静果决的言论，从这种言论中听到的不是对生活表示胆怯的理论，而是证明理论能够支配生活，一个人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同他的信念取得统一。”185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文章《幽会中的俄国人》中，讲得更为直率。对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阿霞》中那位言行不一、理论脱离实际、软弱无力的主人公进行了批评。贵族文学最宠爱的人物，所谓“最优秀的分子”不过是“多余的人”，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新人”的榜样。后者正准备去和他们所痛恨的沙皇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作殊死的决斗。其实，他翘首盼望的新人，就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主主义者。几年之后，他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里，终于出现了新时代人物的模样。这些“新人”坚强、沉着、果断；他们不喜欢抽象的东西，憎恨夸夸其谈和孤芳自赏。他们和周围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186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了一篇评论美国小说家霍桑的文章，间接涉及了长篇小说《罗亭》。
1860年杜勃罗留波夫又发表了评论《前夜》的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这篇评论成了屠格涅夫与《现代人》最终决裂的导火线。
杜勃罗留波夫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分析得出俄国社会已处在大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并大声疾呼革命“新人”的出现。
“每一天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另一天的前夜。这一天，它到底是要来的！而且，无论如何，前夜离开随之而来的下一天总是不远的：总共只有一夜之隔吧！”
这种革命性的诠释把屠格涅夫吓坏了。本来他对革命民主主义就格格不入，他羡慕的是温和的、贵族的立宪制。
由于《现代人》坚定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方针，终于导致了编辑部内部的分裂。先后有一些徘徊于贵族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之间的作家，如格里戈罗维奇、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等文坛名家，纷纷脱离了《现代人》。1860年初，在一次文学朗诵会上，屠格涅夫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期而遇。两人话不投机，就围绕《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一文争论起来。最后屠格涅夫气冲冲地说：
“对于您我还可以忍受；但是对于杜勃罗留波夫我就不能了您是一条普通的蛇，而他却是一条眼镜蛇！”
他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刊登杜勃罗留波夫的文章，写了一张只有两句话的便笺：
“任您选择，我或者杜勃罗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有着长时期的私人友谊。但事关政治立场大是大非，这位主编拒绝了老朋友的要求。
后来，涅克拉索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了一首诗《致屠格涅夫》。诗中回忆起当年曾经并肩战斗；惋惜他“吹灭了自己的火把”，“对年青人的热情发出怨言”，“渐渐听不见狂暴的皮鞭的鸣响和人民的幽幽哀怨”。最后诗人鼓励老朋友不要动摇，继续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写作：
锁链的不调和的敌人，
人民的忠实的朋友，
快干掉这杯神圣的酒，
在杯底——就是自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屠格涅夫再也没回到《现代人》的朋友中间，还单方面发表了一项声明，彻底拒绝继续为《现代人》撰稿。这样一来，他们之间首先为《现代人》撰稿的稿约协议，从此便失去了效力。
托尔斯泰也是这样。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与革命民主主义方面完全对立。当初他曾站在德鲁日宁一边攻击车尔尼雪夫斯基。而车尔尼雪夫斯基胸怀坦荡，把个人恩怨置之度外，尽量设法去争取、团结这位极富艺术才华的作家。1856年11月，他得知托尔斯泰要到彼得堡来。当即和涅克拉索夫商量，“我要去看望他，不知是否会对他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这样，不论是对他或是对《现代人》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一个月后，他又专门写了文章，评论托尔斯泰的创作。对新近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满怀热情、毫无偏见地对其艺术特色作了非常精当的评价。
可是，托尔斯泰还是离开了《现代人》。
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动摇尼古拉三杰坚持杂志方向的决心。
在《现代人》1862年的出版情况通告里，有如下的申明：
“《现代人》的方向是读者所了解的。在继续将此方针尽可能地贯彻到学术和生活的各个栏目的同时，编辑部近年来不得不考虑可能要改变对某些（主要是为小说栏写稿的）撰稿人的态度。过去，当这些作家的写作倾向不十分明显时，其作品经常受到本刊读者的欢迎。本编辑部为不能继续获得这些作家的赐稿而深表遗憾；我们期待他们将来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但不想牺牲本刊的基本宗旨，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宗旨是正确和正当的。”
假如说，三年前当涅克拉索夫暂时不在《现代人》编辑部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关心的是如何把屠格涅克、列夫·托尔斯泰、奥斯特洛夫斯基这样一些作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那么现在他终于明白这是难以实现的，他和这些人的道路不同。
在《论战之美》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离开《现代人》作了如下解释：“我们的思想屠格涅夫已经看得很清楚，因此他不再表示赞同。我们开始觉得，屠格涅夫先生新近写的一些小说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不太一致，不像以前那样。那时我们不太清楚他的倾向，他也不了解我们的观点。于是我们分道扬镳了。”
反动文人暗暗高兴，断言没有了几位大文豪的支持，《现代人》将会一蹶不振。
没有了几位文豪，地球照样转动，《现代人》照样办下去。现在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一起的是另外一批人：杜勃罗留波夫、米哈伊洛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舍尔古诺夫、塔拉斯·谢甫琴柯、谢拉科夫斯基以及许多大学生和青年军官。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共同的目标，形成了一个新的战斗集体，一起推动俄国的社会变革。这份杂志的影响反而迅速扩大，团结的群众不断增加，杂志销路节节上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威望迅速树立起来，近似于当年的别林斯基，只是范围更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