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马文瑞同志
在北京西郊，马文瑞同志住在一栋50年代建的朴素的小楼里。院子里有许多花草竹木。其中有一株枣树和一株柿树，是他最喜爱的。”这些树木，可以让老百姓度过饥荒。“他在院中散步时，不止一次地指着树上的果实对人说。目光里流露出的神情，就像一个老农眼望着即将收获的庄稼。一次，民工修缮房子，不小心毁坏了一株山楂树苗，马文瑞同志心疼地念叨了多次，可见他是很热爱树木的。这也许由于他的故乡陕北天旱，栽活一棵树很不容易，更因为这些树木与人民的那种特殊联系。
马文瑞同志平时举止庄重、不苟言笑，其实他是很喜欢与人交谈的。当你同他交谈时，常常感到一种舒心的快慰，感到如沐春风般的温暖。这常常使人想起陕北的山峦，质朴雄浑、庄严肃穆。也许正因为这种性格，使他总像磁石一般，吸引、团结着许多同志。他那朴素的语言，像泉水从你心头流过。当他谈到一位同志，包括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他总是多讲人家的优点、长处、不幸遭遇及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言语中总是充满同情、理解和赞叹。这也许是因为他在建国前就长期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的缘故。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总是全面地、历史地评价别人。有些同志，已经牺牲几十年了，马文瑞同志仍然清楚地记着他们的情况，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能准确无误地写出来。这不仅仅因为他搞过组织工作，更因为他待人有着很深厚、很诚挚的情谊。这使他在西北革命历史上成为一位大家公认促进了团结的德高望重的好领导。
1992年，马文瑞同志年近八旬，仍然担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同时还担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社会活动多，会议也不少，每年还要抽出时间到各地视察工怍。当我们在那个春暖花开时节见面时，他刚率全国政协代表团由非洲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政协会议，随后便又赴山东、福建参加会议、调査研究。马文瑞同志对经济建设、党的建设和反腐败等问题十分重视。每次外出，都很注意了解这几方面的情况。山东经济迅猛健康发展使他十分高兴，福建省委在狠抓经济工作的同时，以农村社教为基本形式，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引起了他的重视。为了更翔实地掌握情况，他在一个多月里深入到闽东、闽西山区十多个地（市〕、县（区）调查，撰写了调查报告。马文瑞同志在担任全国政协领导工作的八年多时间里，就党风问题和廉政建设问题，给党中央写过多次意见书，并撰写了有关的调查报告。其中《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书》，经江泽民同志批转政治局常委传阅后，引起了高度重视，为党中央以后开展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参考意见。他不光主动向中央反映情况，还很重视基层群众和各级干部的来信来访，做到了身居高位，仍然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的工作作风，保持着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时刻不忘努力替群众代言。
他总是在勤恳地工作，除了每天坚持散步（这其实也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养成的一种习惯）外，他几乎没有业余的娱乐活动。他不会下象棋，也不会打扑克、搓麻将口除了工作，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读书看报。他的阅读范围很广泛。对国际问题和文化艺术界的情况尤为关注。他谈论起日本、美国、德国以及独联体等许多国家的情况，很有独到见解。对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也颇有研究。他像了解国内诸省现任主要负责同志的情况一样，熟悉许多外国总统和首相的个人经历、政治观点、外交主张和他们的对华态度。他如此关注世界的风云动向，完全是为了更深刻、透彻地认识和探讨我们改革开放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发展道路。他对国内文学艺术创作也十分关心，针对不符合”二为方针“的作品，他撰写了《我对当前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在新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坚持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主张广大文艺工作者还应当像当年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那样深入实际、深入生活，了解现实斗争，了解工人、农民、战士和一切人民的革新、奉献和创造。
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许多同志给报社写信、打电话表示支持。老诗人臧克家看了文章，立即打电话给报社编辑部，要编辑转告马文瑞同志，”感谢他对文艺工作的支持，感谢他说了我们大家希望听到的正义的声音不少报刊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他的直言批评，对文艺界“正风、正气、正方向”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这使我想到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马文瑞同志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议期间，在西北小组讨论会上，他和王首道同志联名，公开提出给彭德怀同志平反昭雪的意见，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也就在这一年，马文瑞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同志拿了一篇文章来找马文瑞同志。文章是南京大学一位教师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文瑞同志看了文章，认为问题提得很有必要，也很适时，同意在党校《理论动态》发表。这个刊物当时在思想理论界和党内中高级干部中影响很大。文章发表后，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及各省报纸相继转载，在党内和全国形成了很大影响。正是马文瑞同志主张发表的这篇文章，引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
1992年盛夏，在碧海蓝天，绿茵葱茏的北戴河海滨休养地，马文瑞同志在笔者的多次请求下，开始叙述自己的身世和革命经历。在此之前，他还从未对任何人系统地讲述过这个话题。谈话是在他的卧室兼办公室里进行的。早饭后，大约9点多钟，中海滩3号楼那间绿树掩映的屋子里，窗外是明媚的阳光和欢快的鸟鸣，远远地，听得见海浪拍打沙滩和浴场上游人的嬉笑声，使小屋里的气氛显得越发淸静悠远。屋里的大写字台紧靠南窗，马文瑞同志侧身坐在桌旁，与他相濡以沫50多年的老伴孙铭同志兴致勃勃地坐在他对面的沙发上旁听。马文瑞同志开始回忆着那已经有些淡漠了的童年往事。海风吹拂着窗外的绿叶，有一束阳光，由小天窗上投射下来，照射着马文瑞同志深沉而严肃的面部，把那眼角额头上平时并不显着的皱纹有些夸张地突现了出来。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一位人生经历如身边的大海一样辽阔汪洋、仪态万方的不平凡的人物。
岁月流逝了半个多世纪，当年那个挥动着拦羊铲在荒山上放牧的小羊倌，与眼前的这位老人似乎很难联系起来。当一个人在晚年回顾过去，能够记忆起来的，总是那些在他心灵深处镂刻下最深刻印象的东西。然而，当马老回忆往事的时候，他谈得最多的却不是自己，而是他的亲友，他的同志和战友。这与那些喜好标榜自我，无意间就要夸大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人相比，是一个极明显的对照。他的谦虚无私的品格深深地感动着我，却也给我的采访工怍带来一些困难。谈到那些已经牺牲多年，连姓名都被人们忘却了的烈士时，他的回忆的脚步，就会情不自禁地完全停顿下来，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悲伤。他把那些完全陌生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告诉笔者，生怕你写错了烈士的姓名，然后才详细地讲述他们的革命经历和英雄事迹。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到慕嘉绩烈士时的神情。极度的悲痛使这位冷静坚强的老人语塞了……他说前几年，烈士家乡吴堡县给他立碑，我题写了碑铭……这个同志很不错，牺牲得很英勇。“随后，便是好长一阵沉默，小屋里充满了哀痛的气氛。默哀之中，我又一次感受到马老的感情世界的丰富和崇高。
有一段时间，马文瑞同志住在北京西山。晚秋的风霜染红了满山枫叶。这在北京西山是迷人的一景。但在陕北和陕甘边山间，却是随处可见的。马老的散步仍然每天坚持着。我只是发现他腰间那个小小计步器上的指针，由起初的每天6000步指向了1万步。他的精神显然年轻了许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密林中负氧离子很高，而是眼前的环境又呼唤他回到了峥嵘难忘的岁月。在西山，马文瑞同志度过自己的80华诞，迎来了1993年的元旦。过年的那一天，他没有休息，仍然像往常一样坚持批阅文件，处理信函。这天，他郑重地处理了两封信件。一封是陕北榆林地委书记和行署专员写给他的。信中陈述了榆林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请求他能代为向中央有关方面交涉投资修筑铁路，并给煤炭开发以特区的优惠政策。马文瑞同志经过反复思考，郑重其事地写信给朱镕基、邹家华同志，请求予以解决。第二封信是寄自《东方红》作者李有源的家乡佳县李家沟村。村里年轻的团支部书记致函反映村办小学校舍年久失修，学生无法上课的问题。马文瑞同志把这封信批转当时的团中央书记兼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宋德福同志，希望拨款予以解决。这两件事，随后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解决。榆林的铁路建设已被列入部、省计划。李家沟村希望小学建成剪彩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作了报道。像类似这样的大事小事，他每年总要办几十起之多。那天，处理完那两封信，已经是深夜。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他心里仍然惦记着榆林地区的干部群众。坐在客厅看电视时，马文瑞同志说听说榆林的干部职工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老干部的医药费都报销不了，这怎么得了！”此后，马文瑞同志郑重给中央有关方面写信反映，中央财政部拨款500万元，解决了陕西老干部医疗费困难的问题。
当他坐在那里，用纯粹的陕北方言说着话时，他的表情是淳朴而真诚的。那种深切的忧虑，使我想起了面对天灾人祸的那些刚强的陕北老农。经受了几千年苦难的千疮百孔的陕北高原，和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饱经忧患的劳苦大众，终于在20世纪初，孕育产生了像他这样一批值得自豪的优秀儿女。许多年以前，当他穿着黑色的农民衣裤，行走在连绵不断的黄土群山中，当他盘腿坐在聚满挽着羊肚子毛巾的农民的土炕上时，他的点头会意的微笑，他接过他们递过的烟袋吸烟的姿势，他的思想及表述思想的方式，他的一切，都同他们是一模一样的。这体现着他与这片土地和人民之间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是的，马文瑞同志正是从那片土地上走出来的，正是从那温暖的土炕上，从那广大的人群里站起来的。无论离开多久，走得多远，他身上总保留着劳动人民的感情和气质。建国后，在第一届全国人代会一次会议之后，他被任命为我国第一任劳动部长，从此他同广大工人群众之间的这种血肉联系，几十年间一直保持着。抗战时期，他在陇东担任地委书记，政绩卓着，毛泽东同志曾亲笔题词表彰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在西山居住的日子里，马老又以正式代表的资格参加了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的心情同1945年在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一样激动。八旬高龄的老人，仍然像半个世纪前一样对党的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他在小组讨论时积极发言，建议党中央进一步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深入开展下去，并且扩大到城镇。
党的十四大以后，马文瑞同志要从全国政协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1993年2月的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到家里看望马老。在那间陈设朴素的小客厅里，江总书记同马文瑞同志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交谈。那个早春的夜晚，客厅里的灯光显得格外明亮。江命民同志亲热地和马老坐在一个双人沙发上，他们挨得那么近，两代革命家，彼此之间的交谈便显得更加亲切。
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马文瑞同志，心中仍然时刻装着国家和人民，惦念着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的未来。1995年新春伊始，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公仆原则，永葆公仆本色》的文章，强调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公仆原则。这是他对干中青年干部的殷切期望，更是他自己一生一贯遵循并身体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