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伊始，造反之风方兴。我在延安北关小学念书。同班有一学生，姓王，名小明。平时性情孤僻，独来独往，学习成绩平平。加之父母离异，家庭生活困难，冬季穿的棉袄棉裤，袖子上总是拖着破布条，屁股后面也总是露着棉花絮子。几个调皮学生，便经常欺负他。他只是瞪着一双仇恨的大眼睛，咬着嘴唇，脸色因生气而越发苍白了。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位默默无闻的同学，突然有一天庄严宣布，成立北关小学”红小兵造反队”并且还缝制一面红旗，打了出来。于是就有十多位同学热烈响应，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是我们学校成立最早的一个学生造反组织。我们参加的人个个劲头十足。大家推举发起人王小明为队长，就幵始向校”走资派“发起了猛烈进攻。我们发现，自己的队长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他不光沉稳、果断、坚决，点子也很稠。例如贴大字报，他就别出心裁地提出”吊门帘“、”封被褥“、”裱墙围“这样几种。结果，”走资派〃校长的办公室兼宿舍立即变成了“灵堂”。门上吊着白“门帘”，屋墙上围了白纸漫画，床上的被褥也被大字报封死了，意在不让“走资派”在床上睡觉。批斗会上，王小明还亲手糊了一顶比我们自己还高的纸帽，戴到“走资派”校长黄子英头上，使大家的造反热情空前高涨。
过了几天，王小明突然失踪0由于没有了他，我们学校的“文革”运动，顿时冷清下来。过了大约一个多月，他突然又回来了。穿着外出串联发的那种胸前印着“红卫兵接待站”字样的棉衣，人也仿佛长高了，面部的表情越发严肃、认真、自信，明显成熟了许多。他一回来，立即召集我们开会，传达了他只身进京串联的经过，特别是讲到接受毛主席检阅，使我们个个羡慕不已。他公然提出，今后的革命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校内，要大胆走出学校，同大学、中学和工、农、兵结成革命的大联盟，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猛烈进攻。还说要拿起武器，开展“文攻武卫”，等等。我们听得个个傻了眼。他经过“革命大串联”的洗礼，显然巳经瞧不起我们这些傻头傻脑的“革命战友”，从此，很少同我们在一起。不久，就见他左胳膊上戴的红袖标变成了“延安地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又过了不久，见他腰里扎了一条武装带，带子上挂着一支小手枪。再后来，便很少见到他了。但有关他的消息却不断地传来。说他在延中亲手用武装带打“走资派”，一皮带铲子就把一个“走资派”的耳朵削掉了一只3兑他发明了一种很有效的方法，能让任何一个顽固的“走资派”立即开口交待问题，即打一盆清水，抓住“走资派”的头发把脸按进水中淹，直到他开口说话为止。还说他参加一次“自卫反击战”“光荣”挂花，住在医院里。后来又听说他出了院，表现更英勇，一次抓住对立派几个人，他命令那些人跪下，一枪一个地“点名”。点到第四个时，还嫌不过瘾，便改用刺刀捅。把俘虏的肠子拉出来，人还活着……当时，听到这些传闻，我是半信半疑。
不久，武斗结束。先是实行革命大联合，后又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随后就开始清算“造反派”的罪行0王小明很快被逮捕，并是头一批被判处死刑的造反派。公审大会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双手被反绑着，刹了光头，脸色更苍白了，但仍然瞪着那双仇恨的大眼睛，仰首挺胸，显示出毫不在乎的样子。执行的地点在宝塔山下的延河滩上。由于先要绕城游街，我们班的几位同学便有时间提前赶到。他被由囚车押了下来，五花大绑，胸前挂着一块牌子，像当年“走资派”背上背的一样，名字上打着红叉，脖子上还勒着一根绳子。执行枪决的人要他跪下，他表示反抗，被一脚踢倒跪了下去。随即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倒下，脑壳被揭去巴掌大一块。他被枪毙时，年仅15岁，其实还不到服刑年龄，布告中说因为他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的母亲却说他是年幼无知，上当受骗，误入了歧途。无论如何，他惨无人道地打人、杀人是事实，他死后有好几年，人们还不时地提到他的事。又过了几年，就开始淡忘了。眼下的少年，是根本不知道有过他这样一个“造反少年”的。客观地看，他的悲剧，是个人悲剧，更是时代悲剧。他的母亲的看法，其实也是不无道理的。时势造英雄，同样也会制造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