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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没能与我的妻儿团聚。客居经年，两种思念；在我的心海里绞割着。可旅途茫茫，我只好决定回到我的祖国，是悲是喜，是苦是甜？我自己也说不清，但我必须结束这段旅程了。
到港的第二天下午，我的一位旅居美国的内弟，也从洛杉矶来到香港。几年不见，香港巧遇，彼此自然是喜出望外的。我们聚在岳母家里，吃着，谈着，感到一年来飘泊海外的尘埃已经洗净，在异国他乡的酸甜苦辣已经沉入心底，至少是暂时，我们可以休息一下这疲累的心了。
晚上，和内弟去看一位亲戚。走出地铁出口，正好是九龙最大的“红灯区”（即妓院，赌场，夜总会，舞厅等聚集区），各种霓虹灯闪烁迷离，一些从未见过的广告以各种字体歪歪扭扭地涌入眼底：什么“靓仔妹”温柔清甜，“学生妹”纯净可人，“泰国女郎”风情独具，“律国妹”柔顺温存……我们走到一家舞厅的大门，一位着黑色制服的印度警察在门口伫立。内弟说：
“这是一家舞厅，我们去跳跳舞吧！”
“我们不会说广东话，又不懂这里的规矩，算了吧”
“美国夜总会，非洲夜总会都去过，这里又能怎么样！”他有些不服气。
“从报刊杂志上看，香港的黑社会是很厉害的，也许要超过美国。”我不愿冒这个险。
他虽然很不服气，可还是跟我走过舞厅的大门，去看望那位亲戚了。
昨天吃过晚饭，内弟说；“出去走走吧。”
“好的。”我答。
于是，我们信马由缰，忽而散步，忽而乘车，在街上观瞻游逛。晚十时许，走出一家书店，前面又是“红灯区”。内弟在一家叫做“爱丽斯”夜总会的门口停下，看了一会儿说：“才三块钱一张票，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可一分钱也没带，没钱，又不懂规矩，还是不去的好。”我说。
“我带了八十块钱，这还不够！”
说着，递给我十块港币，他已率先走上了楼梯。我只好紧随其后。
大厅宽大而幽暗。深褐色的天花板上等距离地嵌着一个个鬼火似的电灯泡。我们刚踏上大厅的入口，一位打着手电的服务员深深施了一礼，就用手电光引路，曲折回环，把我们引入一排排高背沙发椅上。
这里，光线更暗。从喧闹而灯光闪烁的大街来到这里，瞳孔的凝聚点总要过几分钟后才能找好适当的位置。当我能朦胧地辨认周围环境时，发觉这长沙发宽大舒展，椅背超过人的头顶。每个沙发的间距显然使彼此间听不到对方的喁喁私语声。刚要同内弟说话，发觉他不在我的身边--他被领到离我有一段距离的另一张沙发上去了。
静。似乎从远方隐隐飘来一阵阵凄切柔婉的乐曲声……我好象进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异样的梦境。说不出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恐惧感攫住我的心。
一位披长发，着白色牛仔裤的女郎飘然而至。随之，带来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你好，先生。”随着这浓重的广东音的问候，她搂住我的脖子，紧紧地靠我坐下。
我下意识地躲了赚，说：“谢谢，小姐。请问，你们这里没有跳舞吗？”我想问清规矩。
“没有，先生。要是您想跳，可以带我去附近的国际夜总会跳，我会很高兴的。”
“没有跳舞，那么，你们这里有什么消遣呢？”
“陪您聊天啊！”她柔媚地笑笑，“要是您中意，可以带我走。”
既没钱，又不懂他们的规矩，而且听她越说越玄，我想寻机开溜了：“聊天？你能说国语吗？”
不知她如何理解我的意思，立即站起来；“您要说国语？我给您去请一位。可要声明：别忘记我！”
她走了。我也立即站起来，向内弟做“快走”的手势。
我们一起来到柜台前。经理拿出帐单说；“两位一共要交三百八十一元。”
内弟看完帐单，说：“我们没吃点心，也没要香烟，为什么跟我们要这两项钱？”
油头粉面的经理笑了笑说：“可能是服务员忘端了，这两项可以除掉。”
内弟有些激动：“除掉也不对。你们在牌子上写着：三块钱一张票，两个人给你六块就对了，怎么出来个三百八十一块！你欺诈顾客，这样做生意是要关门的！”
经理也激动了：“一张票三块，我们是这个价钱，可一个小时要买三十一张票的！再说，小姐陪你，要不要给钱！喝啤酒要不要给钱！……”
“我不跟你说，你打电话给警察吧！”内弟决断地说。
经理果然拿起电话说了一串广东话--对我们来说，这要比英语还费解！--一会儿，上来一个穿短袖衫，长发卷曲，蓄唇髭的黑大汉。一见此状，我立即想起香港的黑社会……内弟却夺过帐单，蓦地奔到大汉面前，言词激动，边指边说。不料，这位汉子却不懂一句国语，他听不懂，也不会说，看了看经理，走下楼去了，经理铁青着脸，神情十分尴尬。我明白了：他见我们不是香港人，有意恫吓。不料，我们没有就范。
可能内弟也明白了他的意图，神情更加激愤，他“啪”地把帐单扔给经理；“他不是警察，我请你找真正的警察！”
经理不语，拿起电话。
一会儿，七八个携带手枪，警棍的警察上楼来了。他们在酒吧前或坐或靠，个人拣自己喜欢的饮料点要：威士忌、啤酒、汽水、可口可乐……饮料下肚后，一位警官模样的人问；“会讲广东话吗？”
“我是中国人，只说中国话。即使在美国，一般情况下也是这样！”内弟理直气壮地说。
“我说不好国语，说英语可以吗？”警官严肃地说。
“可以。”
“带护照了吗？”他眼睛盯向我，用英语说。
“出来散步，护照放在家里了。”我用英语回答，“怎么回事？”他忽然改用蹩脚的普通话问。
我估量他是再不会说别的英语了，问：“你不是不会说国语吗？还是说英语吧。”
他搪塞：“跟你们学学国语也好嘛！”
内弟又把帐单拿过来，边翻边说：“美国、非洲的夜总会我都去过，从来没有这么复杂。你看，他在门口的牌子上明明写着，每张票三块钱，我们俩人给他六块，就算清帐。可这帐单上却标了三百八十一元，这明显是欺诈顾客！所以，我请诸位评理。”
那经理说：“不要忘记，我们一小时要收三十一张票！”
我插进来，说：“那么，用三十一去除六十分钟，到底几分钟算一张票？”
经理愣怔住了。
内弟接着质问：“我们没吃点心，没要香烟，为什么开帐！”
警官似听出些门道了，他偏袒经理说，“没吃没要的可以除掉，可规矩还是要按‘爱丽斯’的来。”
“按他的来，我没那么多钱！”内弟愤怒。
在这钱就是人格，钱就是真理的世界里，内弟的话很使经理有隙可钻。他鄙夷地一笑，“没钱就不要来这里玩！不知道这是花钱的地方？”
内弟捏紧拳头，死死地盯着他，我按下了他的拳头。
经理的眼睛一亮，立即贪婪地盯向内弟垂挂在胸前那沉重的金链子：“没钱就不能走，要么，就留下那金链子！”
“想的倒美！”内弟回报说。
“你们带了多少钱？”警官大概也对这无谓的争吵失去了兴趣。
“七十元。”内弟说。
“那就把七十元都留下吧，下次再来，按这里的规定付钱。”警官决断地说。
内弟只好交出那仅有的七十元。
一出大门，他就哈哈大笑起来：“倒霉，我们怎么回家呢？”
“你不是给了我十块吗，够车钱了。”随着拥拥攘攘的人流，看着那闪烁迷离的霓虹灯，我再也说不出话。
恍然间，那迷朦变幻的灯影里，我又看到了一张张刚才出现过的脸：娇媚做作的妓女，呆愣粗壮的大汉，狡诈贪婪的经理，喝着威土忌、说着蹩脚的普通话的警官……这一张张脸也组成了社会的一角，人生的一隅，这一隅就座落在香港那繁闹又阔绰的楼群中。他们是可爱还是可卑？可恶还是可怜？他们也有一颗灵魂，这灵魂是什么颜色？他们给人生带来了什么？
R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