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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说，你最了解我。有时，甚至在我意识中瞬息即逝的一点感受，你都揣摩得到。这封信又是这样，你问我出国半年有什么感受？是不是感到孤独？这无异于掀动我的心扉，我不能不敞开心腑，把我的和我遇到的海外华侨的感受和际遇写给你。
说真的，初出国门的一两个月中，我是兴奋而激动的，内心的弦总被新奇和喜悦的神经牵动着，不管走到哪里，都被异国的建筑、风光、人种、习俗、情调吸引着人，天性爱新奇，也就天性爱旅游，何况因多年的闭关锁国，从未踏出过国门的我呢！可是，久了，新奇的神经疲惫了，一切复归习以为常，思乡的情绪控制了全部神经，这时，才深深体味到“独在异乡的游客”的飘零感。这个时候，想起祖国，北京，即使是我们以前诅咒过的她的缺点和不是，也是那么亲切，可爱，令人怀念。
因为是闲住，我在这里的生活是优裕而轻松的，可这优裕使我厌倦，轻松更使我无聊得难耐。这时，我就追恋在北京时，每天早晨，挤在拥塞的自行车流里，匆匆上班的情景。记得吧，我曾跟你说，我最怕北京冬天黄昏的阳光？每到这个时刻，我独坐斗室，看着墙壁上反照的那种冬季残阳的淡红，会涌起一股淡淡的忧伤。也许因为这个城市紧连大西洋，每到黄昏，海雾上升，迷迷蒙蒙，夕阳、残照，都被吞没了。这时，我是那样怀念；北京的斜阳残照，怀念那淡淡的红色。我觉得，那残照引起的忧伤是甜蜜的……自然，最令人难忘的，还是北京深秋的香山。记得吧，临则前，我们同登香山，看着漫山遍野簇簇拥拥红得醉人的红叶？那时我说：“只求你一件事：每到深秋，请替我去一次香山，看看满山红叶，写给我……”如今想来，这似乎是一个梦，一个飘渺而再难回还的梦……呵，L，你能想到我此时的心情吗？
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每条河都有它的源头，流向和归宿；每颗心都是一个海，每个海中都波涛翻滚，浪花激溅。其实，有我这种心情者何止我一人，在我遇到的海外华人中，又有几人没有绵绵乡愁、缕缕飘、零感？在多哥首都洛美市，我亲戚的家中，一天晚上，一辆崭新的灰色奔驰小轿车停在门口。车门开处，走下一个四口之家的全部成员。这是一个中国家庭，王先生身材适中，宽宽的前额，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王太太虽到中年，除了腰部有些发胖，风韵翩翩，几许犹存；一儿一女健美挺秀，大概都是中学生了。我的亲戚笑容可掬，站在客厅门口迎接。一会儿，他们在圆桌上铺上绿色的毛毯，玩起麻将牌来。四圈过后，王太太换下了王先生。王先生走到我的面前：
“听说，您刚从北京来？”
“是的，您府上何处？”
沉默。一种落寞的感情掠过他近视镜片后面的眼睛。有顷，他才感叹说；
“我没有家。”
我骇然了。这是一个多么美满的家庭，他又何出此言呢？
可能察觉了我的疑惑，王先生款款而谈：
在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法文，是讲师；我太太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后在北京女六中教语文。因为家在香港，一九七七年，我们一家网口去了香港。可香港人多工作少，我既无资本，又没后台，只好什么都干，仍然收入寥寥。去年，西非华侨首富朱老先生去香港招收懂法语的人来当职员，为了多赚些钱，我一家又来这里。
“我为什么说我没有家呢？因为在我的观念中，家的含意首先是要有一座房子。可我们离开北京后，北京的房子不属于我了。在香港的五年中，收入菲薄，买不起房子。如今来到多哥，租赁香港的房子退掉了。在这里老板给一幢宿舍楼，可非洲不是久居之地，一旦离开此地，我去向哪里？哪里又有我的房？请想想，我岂不是没有家！……”
听了他的话，我也感到一阵茫然。好象一块石头压在心上，那原本鲜活跳动的心脏几乎被压抑得难于起跳，那原本轻畅流淌的血液也似乎涩然凝固了……半晌，他才挥了挥手，吸起一支三五烟，整个面孔陷在缭绕的烟雾中。L，你能想象这个晚上我们是怎么度过的吗？
上个星期，我来到加纳首部阿克拉。一天晚上，闲来无事，我一个人走到一家高级夜总会的酒吧闲坐。周围坐满了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他们有的喁喁私语，有的愉悦地谈笑，就我懂得的那点可怜的英语，是很难听懂人家在说些什么的。我守着一杯可口可乐，又一次感到一个人侨居异国的孤独。此刻，一位身材高大魁伟，可举止风度又带几分书卷气的东方人走到我的面前。
“你好，先生。请问，您是中国人吗？”他用英语，打招呼说。
“我是，先生。您呢？”
“我也是，从上海来。”
乡情，乡音，一下于使我们亲近起来。他挪近我，坐定说：“先生，喝一杯金冠咔吧--这是一种淡酒，我请客。”
“谢谢。”我说。吧女恭敬地端来一杯红酒。
借洒交谈，更容易沟通感情。很快，我知道他姓萧，今年五十三岁，三年前，举家来到非洲，先在尼日利亚，后又定居加纳。当他得知我是从事文学工作，来此短期探亲时，一抹黯然神伤的神色爬上他的眉宇、我不知底细，信口问道：“萧先生做什么生意？”
他的情绪由默然到沮丧，沉默良久，才颓丧地说：“我总是做违心的事，”
我愕然了。
“您住在哪里？”他语无伦次地问。
“大北京饭店。”我茫无头绪地答。
“明天下午我来接您，去我家谈谈，可以吗？”
他不待我回答，竟自付了潘钱，头也不回地走了。
他给我系了个阿克拉之谜。
第二天中午，萧先生果然驾驶一辆淡绿色的“菲亚特”小轿车来接我了。我们沿着花园城市阿克拉的一座座街心公园，开到一座花园楼房的院落，下了车，他引我进了他的客厅。这厅颇敞亮，绿色地毯，两排宽大的皮沙发，冷气机发出低低的沉闷的响声……与一般侨商的会客厅不同的是，大厅一侧摆满一排锃亮的书柜，里面装满中，英文精装书籍。
刚刚坐定，从楼上走下一位体态婀娜、皮肤白晰、具有东方女人特有的温文纤细的年轻太太。
“昨晚我先生回来非常高兴，悦他三年来第一次遇到一位知音，非要请您来谈淡不可。”她操着带上海音的普通话说，声音温婉而清丽。
“您昨晚为什么说，总在做着违心的事呢？”与女主人寒暄了几句后，我转向萧先生说。
他啜了一口啤酒，看着我说：
我家和我前一个太太的家原都是美国华侨，也比较有钱。三十多年前，两家的老人为了让我们学好祖国的文化，把我们送到香港上中学。中学毕业后，正是祖国解放初期。那时，我们的祖国天翻地覆，蒸蒸日上，每一个有良知的海外华人，特别是青年，都怀着满腔的故国深情，希望回到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于是，我和我前一个太太（不，那时还仅仅是同窗好友）没和家里商量，俩人毅然回国，双双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英国文学系。那时，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是滚烫的。两颗滚烫的心使我们结合到一起。毕业那年，就结了婚，决心并肩携手，把我们学得的知识贡献给祖国。
“不料，因为是华侨，又有海外关系，我们都被分去教中学。不久，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太太吃不了那饿肚子的苦，要求去美国探亲。这时，我在美国的家遭了火灾，又加已有两个儿子，我不愿离开。她一个人先走了，一去两年，她不想回来了，要我和儿子申请去美国。我提出申请，不获批准。”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我成了里通外国的特务，劳改五年。大儿子带着小儿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总觉得是个谜，是个奇迹。后来才晓得，是街坊邻里的善良帮助，是逆境中孩子的特殊毅力，使他们生存了下来……”
萧先生沉吟良久，让他涌出的泪渗入眼底，让他堵塞的喉咙稍得顺畅。
获释后，我先在里弄工厂劳动，后又教小学。直到尼克松访华后，我太太才来信说，她因为不知道我们是否还活在人世间，已经与别人结婚。说她对不起我，对不起孩子……我回信说，事情既已过去，就不用评什么是非了，我只愿她过得好。
“半年后，她又来信说，她已不能再生孩子，可她特别想念儿子，要求我把老大给她。一九八0年，老大去了，可是没几个月，我太太却离开了人世……如今，只老大一人寄居美国……”
他有些泣不成声，点了支烟，他的新太太又给他端来一杯桔子水。
一九八一年，我同我这位太太结了婚，接着获准来非洲。家兄在尼日利亚经商，他先后两次给我出本钱，先做服装生意，赔了不少；后开电器行，还是赔钱；去年来到阿克拉，想开中国饭馆，大概也难赚钱……
“为什么？因为我不是经商的料子。我学的是文学，整天想的也是文学。可在国内，我三十几年来空有抱负，始终没能从事文学工作。到了非洲这个地方，又没有文学工作可做，为了维持一家的生计，只好做我不愿做的生意，这岂不是一直做着违心的事！更可悲的是，人家做生意赚钱，我做生意又总是赔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哈……”
他笑了，不停地笑。笑得如此凄凉，如此恐怖。此刻，我宁愿听到他的哭。有顷，他冷静下来，认真地说：
“听说，现在国内好厂，知识分子政策，华侨政策都在落实，吸引人哪！如果再混不下去，我想回去了。你说，我要回去，能做文学工作吗？”
我热情回答：“国内正搞四化，百废待举，各个领域都需要人才，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人才。我敢说，你若回去，肯定能从事你的专业！尤其是外国文学、我们的研究人员是很缺的。”
他举起酒杯，和我“当”地碰了一下，神情顿然昂奋起来：“好的，李先生，我们在国内文坛上再相会，我希望这个日子越快越好！”
当我从萧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十点了。我没让他送我回饭店，而请他送我到离饭店不远的大西洋畔。
他的车走了，亮着一闪一闪的尾灯。我一个人在海滩漫步，望着茫茫的大西洋，望着祖国的方向……我似乎看到了静夜中敞亮而静谧的长安街，似乎看到了我斗室中明亮的台灯下那一撂撂稿纸……呵，祖国，你知道吗，在海外，有多少颗儿子的心在想念你这慈祥的母亲？L，你知道吗，你踯躅在大西洋的朋友在怎样呼唤着你？
R于阿克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