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世界大道理。吾人病而请医，因己之茫渺，遂信医之高明，以为医言神圣不容致疑。而行医者为生计关系，亦必掩其茫渺，故示高明，中心所疑，对病家必曰定系某病。苟老实曰吾不知也，则必失病家之信仰。于是开方投药，在医家原作一尝试而已，幸而中则痊，不中则改投他药。惟吾人未学医道，惟医言之是听，初未知此中玄奥也。实则每每人死而医尚不知何症，世事揭穿，皆与此相类。
读书人最应头，脑清楚，然读书人偏最常上当。世上上医家当者莫如读书之中等阶级。病在读书人好看书报，四处摭拾一点似是而非的卫生常识，于是岌岌皇皇，不可终日：满空中皆痨病菌也，饭店手巾皆传染媒介也，众牙齿皆病菌巢穴也，花柳病必烂鼻发疯也。于是中学回来，不擦饭店手巾，不饮他人茶杯，不吸烟，吸烟有尼古丁毒，不喝咖啡，咖啡必害心脏，而成一书呆。实则痨病菌不能侵入健全身体。饭店手巾若不擦眼皮、嘴唇及伤口，决不妨事；若多食硬物蔬菜，少吃糖饵，不刷牙亦无妨；牙膏皆无用，牙刷一角钱一支便可；吸烟不害卫生；花柳病皆可预防。此皆中等阶级读书人所不知者。
《论语》有人作《投考记事》一文，述其本年投考经验。既考清华，医验并无沙眼，并发证明书，又投考北大，北大医生，谓必有沙眼，不许与试，生出证书与辩，无效。吾以此事询之海上眼科专家，专家曰，沙眼最难判别，曰必有，曰必无，皆向外行人示威而已。彼行医六年，诊断无讹，确知为沙眼者约二百余人而已。此亦足破除吾辈之迷信乎。吾小儿在校，校医谓有沙眼，吾大奇之，以吾生四十年尚不知沙眼为何物，而二女皆有沙眼，吾不信也。每星期五校医拿刀刮其眼皮，小女哭。余止之，谓若有沙眼，吾自负责。吾从不请眼科专家检验，而至今无事。幸而居未上当，否则眼皮必致刮坏。
人生世上，最用得着一点常识，读书不可读昏了。银价大跌，经济专家甲曰必禁止运银也，乙曰，必不可禁止运银也，断断争辩，有似街犬。棉麦借款，专家甲曰，必影响于中国农民也，乙曰，必不影响农民也，亦似街犬。教育专家订课程标准，年年几何代数，读了又读，汝以为教育专家懂得教育乎？无此事也。若懂得教育，岂有一人自六岁读书至廿五岁而一封书信写得不通之现象乎？要人治国行政治河筑道。汝以为懂得治国乎，治河乎？无此事也。世上只是大家混饭吃而已，或吃政治饭，或吃教育饭，或吃江湖饭。吾辈既然读书，至少亦须留一点常识，凡事能看穿真理，将来受用无穷也。
运气是什么
道家不信幸运和否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人好悠闲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道家的重要思想是戒过度性格胜于事业，静胜于动。一个人能不受祸福的扰动，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道教哲学家淮南子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譬喻，名叫塞翁失马。
塞上翁失马，人皆吊之；叟曰：“此何讵不为福？”数日，马将胡骏马而至，人皆贺之。曰：“此何讵不为祸？”家富马良其子好骑，堕而折髀，人皆吊之，父曰：“此何讵不为福？”一年，胡夷大入，丁壮者战死十九，予独以跛故，父子相保。
显而易见，这种哲学，使人能够忍受一些磨折而不烦恼，他相信祸福是相连的，正如古钱必有正反面一样。这种哲学使人得到宁静，不喜忙劳，淡于名利。这种哲学似乎是说：“你以为不要紧，便什么都不要紧了。”成功的欲望和失败的恐惧，两者是差不多的东西，有了这个聪明的意念，成功的欲望就不会太热切了。一个人的事业越是成功也越怕失败。不可捉摸的功名报酬及不上隐晦所得的利益。在道家看来，有识之士在成功时是不以为自己成功的，在失败时也不以为自己是失败。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败当做绝对真实的事情。
佛道二家的区别在于佛家的意念是要一个人无求于世，道家的意念却相反，要一个人不被世人所求。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学家庄子，他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太着名，也不可太有用。大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户的注意。他又说了一个譬喻：说两个人协同去掘坟，偷窃死人所穿戴的衣物，为了要得到死人口中所含着的珍珠，竟连死人的头颅，连同颊骨和下颚都用铁锤把它敲碎了。
为什么不去过悠闲的生活呢？这是这些哲学理论的必然结论。
苦矣！左拉！
据说五十三期“闲话”“大报”的贡献第一是不“党同伐异”。而且据说这是“在中国评论界里开一新例”，自从东吉祥胡同诸“君子”隆世，公平亦同时诞生。依“闲话大家”的意思，大报出现，可以把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党同伐异的）一变为二十世纪的近代人（讲公理的）。然而据我观察，“十八世纪的中国人”之不肯为私人做侍卫还远在同代的学者之上。不一定二十世纪留学生这种的气节与德性，便进步得那么快，真要使我们替中国欢欣赞叹不胜啊！
大报的第二点贡献据说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可惜于第二期已把他所谓根据的“学理与事实”的性质完全暴露，什么叫做暴露呢？就是根据女大学生会的一张宣言说：女师大学生二百人有一百八十人改入女大，只剩了二十人在女师大。这么一个片面宣传话，就是常人也要加以怀疑，更不必说是注意“中国舆论是怎么样东西”的闲话家。不想这回却被正人君子奉为典要，认为事实，于是乃“根据”这“事实”却加上他的很多漏洞的批评。原来大报所根据的“事实”亦不过如此，“学理”更不必过问了。未知正人君子果是太忠厚呢，还是故意愿受其欺愚呢？于是“正人”“君子”“学者”“绅士”“学理”“事实”“公评”“公论”“招牌”“架子”的真情便一齐暴露了。
于第五十六期，我们似乎也得了许多新理及开了不少眼界，据说：“中国人无公道，但是英国人却有，法国的学者也有，你只须看法国德雷夫案做为证，反对德雷夫党虽是多数，然而我们所最倾倒几个近代法国文人如Zola，Anatole France，Ronain Rolland却都在被人唾弃的二十数人中，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犹太人却费了许多光阴，抛弃了自己的事业，……冒了身家性命不保的危险，去奔走呼号，主持公道的当然只有傻子才肯干，然而法国居然还有不少这样的傻子”。这文真有味道呵！
按上下文看，闲话家是爱管闲事，但是左拉佛兰西等也爱管闲事，而且“批评家”站在少数方面，左拉佛兰西也站在少数方面，所以这个结论，也就有点玄妙。我们于惊愕失措之余，亦颇觉其滑稽。计得以下五比例：（1）德雷夫=孤桐先生，（2）小卒=教育总长，（3）左拉=我（批评家），（4）佛兰西=我（批评家），（5）罗兰=又是我（批评家）。原来使左拉，佛兰西生于今日中国，便应替压迫人的鸟总长说话，应为率领老妈的刘百昭宣传。苦矣左拉！辱矣佛兰西！原来捧教育总长，可以与替一陷冤狱的无名的犹太青年伸冤相比拟，原来左拉是勤王的，佛兰西是蛋白质章士钊解散北大，又怕张胡子、李胡子解散北大的！原来左拉，倾吐兰西就是住在东吉祥胡同！苦矣！辱矣！左拉！佛兰西！总而言之二十世纪的中国留学生虽然已替我们发明“中国评论界的一条新例”，但是我们于欢欣鼓舞拱手相贺之余，仍不免要替左拉佛兰西悲哀。
闲话与谣言
今天看见“京副”里头三篇关于北大教授闲话大家的文字，一篇是岂明君作的，一篇是孟菊安君作的。两位都是以事实的证据证明，白话老虎的闲话大家所散布关于杨德群女士的谣言之不确。孟女士学是杨女士的朋友，并且三月十八日同杨女士一同赴会的，所谓“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中弹死”，自然是这些走狗献给它们大人的狗屁，以求取得主人之欢心。其实用不着郑重的去辩。叫狗放“人类之屁”，本来是没有这回事。还不如董秋芳君破口骂狗的文章合式，即所谓“这种畜生的畜生，生殖在人类里面，早就可怕，而且早就可杀了”。关于这“畜生的畜生”我还有几句话。
“畜生”生在人类里面，本来已经够奇了，但是畜生而发见于今日的大学教授中，这真使我料想不到。我要畅快的声明，这并非指猪，狗，猫，鼠，乃指大学教授中“亲亲热热口口声声提到孤桐先生地一位”，亦即“白话老虎报社三大笑柄”之一。
我也不必联想到以前白话老虎“闲话”捧章及造谣的事迹了。总而言之，就是我得了一种印象：曹锟之李彦青，段祺瑞之章行严，白话老虎报之闲话家，是同样的东西。国之将亡，必有妖孽，今日之妖孽，单以北京首恶之区而论，已经指不胜屈了。
这回三一八的屠杀，虽然是出于政府之丧心病狂，但是事后发见政府以外丧心病狂的同胞就不少，正在那边敷衍政府。你们不知道屠杀后第二天九校教职员联席代表开会的丑话吗？为要通过声明此次段执政应负责任的一案，还大闹意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通过的，而且是以五与四之比通过（换言之，即九校中有四校代表不造成使政府负杀人责任的，里头尤其是北大代表燕树棠及师大代表马名海大卖力气，因为马君武在那边，那天校长团也列席）。结果会闹散了，连一个屁也不响。论理教职员应该有痛痛快快的宣言，请政府解散各校，若马督办之所为，才略与此案情之重大相称。但是事实上校长团虽然有一个简单的小小的敷衍的宣言，教职员连一个屁都不放。可见得丧心病狂之同胞实在多。
但是这只是一方面。至于言论界正也有人在那边大出风头，肆弄其鬼蜮伎俩，一方对政府的罪轻轻抹过，一方却用动抹淡描的笔法将此祸的责任嫁于民众领袖。
《晨报》社论家曰，“这回民众请愿是和平的，被卫队抢夺的也不过几枝手枪木棍”。这是何等公正的态度啊，但是暗中已给人阴险的暗示，当日实在有几把手枪给卫队抢夺去，这手枪自然是共产党带去的，于是大家可以，并且应该，攻击共产党了。
闲话大家曰，“要是李鸣钟真有信去保护，事实上却并没有军警去保护，那么李氏百口也不能辩其罪；要是李氏并没有信去，那么宣读的信，出于捏造，那捏造的人，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经疑。”
你看这是多么公平中正的面孔，的确是研究系的老把戏，他用的方法是阴险的暗示的方法，因为他不肯明说李鸣钟的信是捏造，你要驳他，他却说我并没有说一定是捏造的，但是他却要给一班读者暗示李鸣钟的信有捏造的可能性，所以结论是徐谦等“又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及“至少有一部分的死，是由主席的那几句话”（《现代评论》六十八期十及十一页）。
徐谦等会不会捏造李鸣钟来信宣读于众，自从惨案发生以来，没人想得到，就是闲话家替他想到，并且用不负责的不明不暗的句法散布出来。在这个国民一致愤慨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有功夫来干这种阴险玩意，是否全无心肝，大众可以明白。
其实闲话家自己知道决非捏造的，因为李鸣钟的来信是在各报提到的，若系捏造，李鸣钟早已出来否认了。李鸣钟既没有否认，国民大会主席又敢在报上发出这种消息，即无知如陈源亦已明其决非出于捏造。况且徐谦女公子自己加入赴院请求，从枪林弹雨中幸逃出来，徐先生若是事前知道，难道要他女儿去送死吗？
但是，不要紧的。“我并没有说一定是徐谦捏造的”，我似乎听见陈源这样预备回答。
中国究有臭虫否
臭虫大约古已有之。考之古籍，无所谓臭虫，而有所谓猖蝨（又作虱，作蚤，三字通。）或者虱就可包括臭虫，所以不另造一字。但是古之所谓虱，似多是跳蚤，见人身上者，可以入赋，入诗，入文，而床上臭虫则少有吟咏之者。如王猛扪虱而谈，明明是在身上捉来，王荆公入朝“御览”的虱，也是正爬在荆公须上，所以可邀御览，“上顾而笑”。据阮籍说，则虱系处“裈中”，不敢离缝际，“犹君子之自以为得绳墨”（见《论语》第一期）。抱朴子屡言虱，然既言“夫虱生于我，我非虱之父母，虱非我之子孙”，可见也是指人身跳虱的一种。韩非子的虱，是生在豕上开辩论会，料与人身之虱，大同小异。淮南言“汤沐具而虮虱相吊”，也是指人身上的虱而言。至于王充谓“人生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更明白是身上之虱，而非床上之臭虫。虱之见于床上者，比较的少，如苏隐闻被下有数人齐念《阿房宫赋》声，急而开被视之，惟得虱十余枚，其大如豆（见《清异志》）。最早恐怕还是宋朝朱敦儒（卒时约一一七五年）。《樵歌》中有“饥蚊饿蚤不相容，一夜何曾做梦”之句，颇近臭虫，或是可以假定便是臭虫。至郑板桥“九九八十一，穷人受罪毕，才得放脚眠，蚊虫虱虫出。”这已经是十八世纪乾隆时代了。且被中之虱，扰眠之虱，皆不能证明确是臭虫，而非跳虱。惟李商隐《虱赋》，谓其“回臭而多，跖香而绝”，似虱可有臭味，或可指臭虫。总之，臭虫在古代之有无，无明证。
所以我们可以放开远代。而讨论今日臭虫之有无。关于此问题，个人因有读书涵养，所以也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报端席上，每每听人议论，却觉得各种意见都有--由于极右派之辜鸿铭，张宗昌，至于道士，和尚，中外学者如胡适之，罗素，所及最左倾的党部人员，都有他的意见。这些意见，很值得研究，培根曾谓人之思想，受各种偏见“偶像”所蔽囿，如“酋族的偶像”，“穴洞的偶像”，“市井的偶像”，“戏台的偶像”（指种族的偏见，个人的偏见，俗套的偏见，哲理的偏见）。我们可由对这繁难解决的问题各方的态度，看出这各种偶像形形色色的表示。
为避免空论起见，假定在某高等华人寓中的中西士女宴会席上，忽有一只臭虫，明目张胆地，由雪白洁亮的沙发套出席。这种事情，是在各国人家都可有的，无论英美法意俄，但是我们不妨假定是中国人家，因为我们在中国，有一位善操英语的高等华人首先发见，为爱国观念所冲动，决心去坐在沙发上，碰一碰造化，或者可用屁股之力硬把这臭虫压死，不然便只好（这比较可能）为争国家体面而秘密受这臭虫的咀嚼。可是祸不单行，一只出来，另一只，成群结队，蠕蠕而动，由是女主人面红耳赤，全场动容，而我们可以充分证明：在中国某城之某一人家有臭虫的铁案。于是我们可以听见以下关于中国究有臭虫否的意见，大约可分为以下十类。
(第一类)，（辜鸿铭）“中国有臭虫，固然，但是这正足证明中国之精神文明。只有精神文明的民族，才不沐浴，不顾物质环境。”按，依此说，用扬州马桶者，比用抽水马桶者精神文明。
(第二类)：（爱国者）“中国有臭虫便如何？纽约，伦敦，维也纳，蒲达配司脱也有臭虫。其实，这几城中有的臭虫很着名。这不算什么耻辱。”这是“东方文化家”，“神州国光家”，“国粹家”及“亚洲大同盟家”的态度。张宗昌曾在日本温泉发见臭虫，大喜，从此与人谈时，每以此为中国文明高尚之证。
(第三类)：（哥伦比亚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也有臭虫。所以中国若没有臭虫，便是野蛮民族。不但此也，美国臭虫的身段色泽都比中国臭虫好。所以应该捉一只，尤其是加尼福尼亚产的，带回放在中国床上传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