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都有他文化之特质，而此特质是常与国民性有关，国民性影响文化，文化也影响国民性。所谓文化不是指文明，是比较无形的风俗习尚处世接物的精神表现。一国所不敢为，他国为之；一国所做不到，他国做得到。十九世纪日本之发奋图强与中国之抱残守缺就看得出来。大战以后，日本与德国之自力更生，便是国民性表现的好例。说他是文化不同，还不如说国民性不同。
且以英法二国比较。十八、十九世纪，英法二国都在开发殖民地，伸张国力，扩大版图。后来法国节节失败，加拿大现为英国民族所有。但是当初法国势力范围甚大，至今东部魁北克州，当地人还是说法文，其范围一直伸到美国中北部之芝加哥。所以芝加哥之读音，芝字还是念“希”，不念为“欺”。美国南部圣路伊St’Louis之S，还（依法文）不读出来。Louisiana州之New Orleans可以说以前全是法国的地盘，后来拿破仑打仗没钱，整个省分卖给美国。但是美国东南部沿岸还是法商出入的地方，如Key West港这种地名，Key原是法文之Quai（即港）。美国独立时代，美国与法国之关系，读美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他如远东近东都是如此。埃及人的现代文化知识都是用法文最通行。近东如黎巴嫩，本来也是法国的势力范围。（第二次大战时，戴高乐被邱吉尔弄得气不过来。）说到我们中国，十九世纪法国之在广州湾及安南，何尝有异于英国之在长江流域？你说英法国民性什么不同，看看法人之治安南及英人之治香港，便清楚了。
中华民族与西方国家比较，进取不足，保守有余，勇毅有为之精神不足，而动心忍性之功夫甚深。有时我想：探南北极或登喜马拉雅山，并非我们民族的专长，回家含饴弄孙倒是我们的惯技。忍辱负重，他人不如我，睚眦必报，我不如人。得过且过是表示我们祖传的涵养，励精图治是东洋人及西洋人的作风。总而言之，中国的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洋的文化是动的文化。中国主阴，外国主阳；中国主静，西洋主动。
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顾后。这在英文Aggressive一字，看得出来，这字是指“攻夺”、“侵伐”，看来似是不好的字面，但是用起来倒是称赞某人之进取精神。如说公司请到一位Aggressive总经理，意思是他很有作为有节节前进除旧革新的勇气。又如“挑战”二字似乎不大文雅，而西文Challenge却是好的，是激发应战的话。我们东方人最爱和平，西人要到东方传教，也是教人和平，但必说是不信耶教之异教徒，向他们“挑战”，他们应该应战而来。中国农民和和平平耕织之不暇，何尝向谁“挑战？”这还不过是说中国人未闻耶稣道理，他们应当起来传道，大有投笔从戎之意罢了。说句老话，也可以说，中国人尚文，西方人尚武。这话虽不尽确，但也差不了多少。
这动的人生观与静的人生观，在中西之交流接触，在政治上或私人上未免使人感觉似乎我们少了一种动力，而容易陷于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态度。中国人比西方民族，似乎少了一种奋发勇往迈进的生命力。这是国父在心理建设所关怀，及总统求新求速所时时训勉的。不求改进谓之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谓之息事宁人。这样的天下，大家就可以相安无事，高枕无忧了。这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刻苦耐劳．坚苦卓绝的精神。华侨在各国的成就，都没有人敢说中国人懒。凡是吃苦耐劳，有忍字耐字，中国人都做得到。忍字是静的美德，并非动的美德。若说与私人无关的社会事业，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古有名言。少开口，多吃饭，也是文人的宝训。这样的社会，仿佛人情味就重而工作效能就差了。所谓安身立命，身已安，命已立，天下事没什么可讲了。天人既已合一，四大皆空，我们不但未有作为，且不必有什么作为了。
这静的人生观，非孔子之过，更非孟子之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孔子就少有静观宇宙的话。自首至尾，孔子还是身体力行的。注重在行，不注重在坐。孔子很少仰视天象，最多渡河不得而发水乎水乎之叹而已。子思才有仰视天象的感叹。孔子过蔡过匡，在陈绝粮，还是以天下为职志，而为出世派的隐士如长沮桀溺所看不起。孟子起而有大丈夫之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言善养吾浩然之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这浩然之气还是动的。孟子之言仁，不是三月不违，木讷之仁，是讲气魄，有人气之仁。这种有气魄有人气，才是“仁”，才近于西洋所谓manhood。也就是孟子的大丈夫--但是这已经是一场消逝的梦了。看看贾政、贾赦、贾琏一般男子就明白。谁也不能说孟子之学是静的哲学，因为孟子不曾参过禅。“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与我同类”--这种气魄多大！可惜这大丈夫的理想，久已不谈了，而人的理想也渐渐由动转入静了。《孟子》一书，我不主张初中就要念，却主张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人人非念不可。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每年自己重读一遍，总是好的。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翻翻一看，也可保存一点人气。
我所以说这些话，只看见我们伟大民族之保守与西洋人之进取，觉得在此群雄角逐的国际场中，与人并驾齐驱，非改变作风不可。不愿意看见黄帝子孙办事效能比西人不如。外国人做事的精力，常常比黄帝子孙强两倍。何以孔孟动的哲学变为静的哲学？墨子还是动的，有外国精神。一是老庄和光同尘的藏拙藏晖的看法，主虚、主静、主牝、主柔、主无为、主不见可欲，得宇宙之蕴，见玄妙之门，道理愈宏博大，干事的兴味也愈薄弱。加之佛家看破世情之法，天下事越无可为了。宋儒出濂溪、横渠、二程，没有一个不是出入禅学十几年，才回来归儒，既已归儒，就用入室操戈的老技，无形中却已是受禅学之影响极深，虽未“看破世情”，却要“灭尽人欲”，主静、主敬、主常惺惺。于是儒教也变为静的哲学，而一般踧踖不安，正襟危坐，说话吞吞吐吐的道学先生出现。静者何，就是凡事“不要动”，“不许动”，而东亚病夫之模型乃立。这就是颜习斋所指骂为程朱所教出来的“弱人，病人，无用人”的时时切切戒慎恐惧的老先生--去孟子之大丈夫甚远了。
说我们民族不是第一流的气质就冤枉。而假道学之危及我们的气质，使我们变为虚伪粉饰的社会，却是真的．我凡读人家辞严义正、大义凛然的文章，或深文周纳的文字，就知道我们还是包围在道学的气氛中的社会。人家经典主义给文学的浪漫主义冲破而趋入现实的近情主义已有二百年，我想我们的社会观、人生观，至少落后人家二百年。辞严义正假道学的气氛，一时改不过来，再三五十年可能不同，慢慢地来罢。
